《清明上河圖》片段
古城開封夜景
家喻戶曉、享譽世界的國之瑰寶《清明上河圖》，無疑是宋代大畫家張擇端精心描繪的一幅氣勢恢宏、惟妙惟肖的現實主義傑作。更是被譽為生動傳神、立體展現北宋汴京“百科全書式”的風俗畫卷。
進入20世紀以來，這件國寶級文物作品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超越國界，以至於形成了一門“《清明上河圖》學”。
而其“過眼繁華”中蘊藏著的諸多宋代文明密碼，如同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學者專家，對歷久彌新、精彩傳奇畫卷背後隱藏著的罕為人知秘密，進行深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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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精彩描繪的800多個栩栩如生人物當中，為何只有一個牽駱駝的“胡人”？
專家曾藉助電腦放大技術，對這幅生動記錄中國12世紀城市生活面貌上出現的814人，一一進行仔細觀察。
無論是遠郊的行旅，河邊勞作的人群，嘈雜熱鬧過橋的民眾，還是城內酒樓、店鋪、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們從服飾、面貌上毫無疑問都是中原漢人。
然而，當學者的目光移到畫卷後半部的雄偉城門時，卻從一隊馱著沉重商品的駱駝中有了驚喜發現。原來隊伍中的牽駝人，竟然是一個顴骨突出、眼窩深陷、鼻子高聳的西域胡人。也是整個畫卷中被發現的唯一一枚“胡人”。
人們不由疑問：作為北宋都城的東京，為啥沒有出現比肩東漢都城洛陽、隋唐“兩京”，城中西域胡人比比皆是，川流不息景象呢？
史書記載，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後周時期，當時東京城中的胡人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
這在顯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周世宗規劃擴建東京城頒發的詔書中就有體現。
“東京華夷臻輳，水陸匯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五代會要》）
可是，當歷史的指針撥到宋代之時，西部邊陲受到西夏、吐蕃的人為戰爭阻隔，來自中亞的西域胡人要比漢唐時期大為遜色。
與此同時，宋代航運（海運）業蓬勃興起，海上貿易儼然達到中國古代發展頂峰，海上絲綢之路全面取代陸上“絲綢之路”的地位。這一時期，大型商船在經貿往來中全面替代效率低下的騾馬車輛，成為大宗貨物運輸中的“主角”。
受此波及，從海陸來的高麗、印度、大食（阿拉伯）人相對於陸路要多得多。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來到東京城的老外基本上是各國使者，他們帶著珍貴的藥材、珠寶、香料進貢慕名已久的天朝大國，宋朝則以回賜的方式與之進行貿易。
“雖說也有的商人冒充使者，入宋交易，但這種限制在貢賜體制下的貿易，外來的商人是很難在市場上進行自由買賣。”（《宋代東京研究》）
導致在東京如此繁華的商業市場上，已經很難尋覓到隋唐洛陽城中粟特商隊頻繁出入的熱鬧景象和蹤影。
絲綢之路上的胡人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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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中的“清明”一詞是節氣，還是對彼時“清明盛世”的變相溢美誇讚？
作為廣為人知的傳世名畫，關於《清明上河圖》的題名含義及畫卷主題，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正方觀點認為，清明是指“清明節氣”，是描繪春天掃墓的情景；反方觀點認為清明是對宋徽宗所謂“清明盛世”的變相溢美之詞。
支持 “清明”是節氣的代表有董作賓、鄭振鐸等人，支撐的論據主要有以下。
01 元代知名畫家張著在卷後的“題跋”。張著特別強調跋文是作於“清明後一日”，一是表明他認可該圖所描繪的季節是清明時節；二是間接表達了他追思畫壇前輩的仰慕心情。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公元1186年3月30日），燕山張著跋。”
02 畫中有幾個表現清明節前後特色場景。
“有一隊人馬正在歸城，好些人正在半跑地走著。有一頂轎子，乘轎子的當時一個婦人，轎頂上都裝簇著楊柳雜花。有人挑著擔子，挑著可能就是‘門外土儀’”。（鄭振鐸《的研究》）
楊新亦引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判斷前段轎上插枝的是“一支掃墓兼帶春遊回城的隊伍。”
03 美國學者也提出畫中有“水牛親子”場景，並解釋水牛生產時間當在春天，證明畫卷中描繪的時節為清明前後。
《清明上河圖》片段
反對“清明”為節氣一說，稱其是對彼時“清明盛世”的變相溢美證據有。
A 畫中有多處證據與春天景色不符，可以瓦解清明的“時節說”。
之一，畫中有毛驢馱炭……當是準備過冬之用，時間並非在春天的清明時節；畫中有人物光身與執扇……當是秋天氣候餘熱未退的景象。
之二，畫中有茶水攤與賣瓜攤。“飲子”的茶水攤，應該是夏季剛過；賣瓜攤則是秋天瓜熟後特有景象。而清明時節的河南開封，應該是無西瓜可售賣。
B 從畫卷構成看“盛世繁華”。張擇端在畫卷中央佈置的風景（繪畫高潮），是大運河上的通暢的物資運輸，而將生產地農村與消費地城市佈置於畫卷的兩端，將其與運河交通結合在一起的主次分明的構圖，顯然是為了表現“太平盛世”而謀劃的。也就是說，《清明上河圖》在物資順利生產、流通、消費等方面的生動傳神描繪，間接反映了徽宗時代的所謂“政治清明”。
C 從寫實長卷創作動機來看。張擇端的這幅反映汴京商業繁華的寫實畫卷，本來並無名字，因畫成後氣勢恢宏、技法精湛得到“畫聖”宋徽宗賞識，龍顏大悅在卷首用廋金體題寫 “清明上河圖”而得名。
不少中外學者研究認為，該畫是為皇帝（宋徽宗）所做、抑或是授意指導而作，用以歌功頌德，通過對開封汴河兩岸盛世繁榮的工筆傳神描繪，折射出對宋徽宗彼時物阜民豐、貨暢其流、商業繁華之“清明盛世”的變相巧妙溢美誇讚。
宋徽宗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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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寫實之宋都東京，還是張擇端心目中的一座“理想之城”？
《清明上河圖》自從千年前華麗面世，一直都被視為寫實主義發展至11-12世紀的巔峰之作。尤其是它以長卷形式，採用散點透視構圖法，生動記錄了一千多年前北宋都城東京的城市面貌和當時市井生活狀況，不愧是北宋時期都城汴京商業繁容、城市發達、百姓富足的見證和真實寫照。
透過不同視角，也有專家研究發現，張擇端畫筆下的東京，卻與歷史上真實記載的宋京開封有不少出入和差異。
譬如，既為寫實手法，為何繪畫景點、有名有姓的商鋪店家與宋人《東京夢華錄》中記載的無一處相同？
甚至有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畫作所描繪的地域並非汴梁實景，而是一個理想中的城市。他們認為一個熟練的畫家，應該能夠表現出汴梁城明顯的地標性建築，包括汴梁街道盡頭的木質城門。
然而這幅畫中的街道、商店和招牌的形象可以用來代表大宋北方任何一座城市。
更明顯的能夠證明這是一個理想化城市的證據是畫中沒有貧民和乞丐，也沒有罪犯，捕快（警察）都在衙門口休息,每個人看起來都很整潔而且快樂，甚至那些進行繁重勞動的人也是如此。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畫中的城門居然是一個如此簡易的建築，城牆已經坍塌，這種祥和的局面與汴梁城不停加固城牆的現實相去甚遠。(漢學家韓森觀點)
有沒有一種這樣的可能，《清明上河圖》是宮廷畫家（翰林待詔）張擇端專為皇帝所作的畫卷。他是受皇帝召見之後開始作畫的，對這幅畫進行觀察的主體應是宋徽宗。換言之，畫卷內容構思並非由畫家自行決定，而是由幕後資助者（該畫為徽宗）決定的。
而頗具藝術才華和思想見地的徽宗，希望將自己的治世描繪成得自天恩、繁榮的理想都市。更在意畫卷突出人民生活的祥和富裕、國泰民安，所以不需要一切要塞、警備等防衛設備。
藝術創作顯然是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因此張擇端在創作《清明上河圖》時，既有局部的寫實，又有將許多場景有機重組的藝術加工、巧妙構思，啟迪後人無須將畫面與文獻記載做無意義的兩相比照。
從這種意義上講，《清明上河圖》既是對公元十一世紀世界上人口過百萬、商業最繁華的超級大都市——東京汴梁社會風貌的寫實描繪，又有提煉誇張，藝術再造，試圖合理展現、全面反映作者心目中的一座 “理想之城”。
開封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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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至今的《清明上河圖》，是否為一副保存完整的圖卷？
《清明上河圖》長卷孤品是否為全本，學術界和繪畫界曾不少為此打口水仗、面紅耳赤。
其實，據記載，這幅宋代經典寫實長卷早在明代就有爭議。明代蘇州片中的《清明上河圖》就出現了所謂的“補全本”，畫家在《清明上河圖》後接繪“金明池奪標”的活動。
認為《清明上河圖》後面還應該有內容的依據是：卷尾結束得比較唐突。然而，從整個佈局來看，全卷人物活動的高潮在虹橋上下，虹橋的位置幾乎在畫面的二分之一處，基本上符合手卷畫的中心位置。進城後的畫面氣氛漸趨平穩，畫家在喧鬧中收場是十分自然的構思結果。
其實，這兩幅手卷的並列非僕從關係已經被張著所錄《向氏評論圖畫記》說得很清楚了：“《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
也有學者依據《清明上河圖》卷尾樹木的線條被切斷，認為肯定存在殘缺。事實上，《清明上河圖》在北宋裝裱後經過多次重裱，在反覆裝裱時被裝裱師多次切邊，造成卷尾有少許殘缺的現象。
明正德十年（1515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題，《清明上河圖》卷啟首原為“巍然而高”的郊野遠山，“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籤及雙龍小印”。這是正德十年該圖歸為李東陽收藏時的情況，和東陽十年前初次見到此圖時一樣“完整如故”。
可是，現在看到此圖的啟首處的一段郊野遠山和宋徽宗題瘦筋五字籤、雙龍小印均已不存在，說明《清明上河圖》卷在李東陽收藏之後，又經過裝裱，啟首一段及宋徽宗題簽、雙龍小印在裝裱時被沒文化的裱匠遺憾去掉了。
1953年10月，《清明上河圖》長卷重回故宮時，其裱工尚為明末清初裝裱，畫卷的天頭綾業已殘破，引首及畫心尚有蟲蛙和絹絲斷裂多處。
經過70年代歷時一年多的重新嚴格、細緻裝裱，《清明上河圖》又煥發了新的光彩。
這一稀世奇珍、中華瑰寶，雖歷經千年風雨磨礪，卻奇蹟般近乎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其熠熠生輝、光彩照人的藝術魅力，令參觀者無不嘖嘖稱讚，為之傾倒。
參考書籍：
《“清明上河圖”新論》
北宋徽宗時代與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鄭振鐸《的研究》
《宋代東京研究》
《清明上河圖》帶來的視覺震撼
《清明上河圖》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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