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詞中使用典故，在北宋以及之前的詞作中就已經出現，至蘇東坡明確表明詞創作可以大量用典，後來在詞中使用典故算是比較常見的現象了。而提起詞中用典現象比較引人注目的，當屬辛棄疾。應該來說，辛棄疾使用典故在兩宋詞人中是比較多的。
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稼軒詞來看，《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使用了孫權、劉裕、宋文帝、佛狸、廉頗等五個典故；《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中連用“張翰聞西風而起蓴鱸之思、許汜求田問舍為劉備不齒、桓溫流年易逝之嘆”三個典故；《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中有“八百里駁”“的盧”兩個典故；《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中援引司馬相如寫《長門賦》的典故……
辛棄疾詞使用典故也是招致爭議聲最多的。典故的使用，固然增加了故事容量、委婉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深意，但同時又有故意逞才之嫌，辛棄疾的詞就被抨擊為“掉書袋”。
究竟如何正確看待辛棄疾大量使用典故這一現象呢？這樣的創作手法究竟是不是“掉書袋”行為呢？
首先，我們需要明白辛棄疾的這種創作方式是有客觀原因的。
一方面，大量使用典故與其身世和遭遇有關。
辛棄疾出身於金朝統治地區的濟南，宋金對峙局面早已形成，時間久了之後，“淪陷區”的人民與南宋的關係似乎已經沒有那麼緊密了。正如當時河北地區的老者對子孫這樣說：“是皆生長於兵間，已二十年矣，不知有宋，我輩老且死，恐無以系思趙心。”
而辛棄疾的祖父辛贊卻不這樣認為，他始終對於當年沒能隨著朝廷南遷耿耿於懷，這位老先生念茲在茲的依舊是一種歸屬感。並且，這種情懷深深影響了其孫辛棄疾。辛棄疾早年組織義軍並且投奔了南宋朝廷，而南宋對辛棄疾如何呢？
南宋朝廷卻對（像辛棄疾這樣的）“歸正人”的態度是十分複雜的，所謂“歸正人”，就是淪於外邦而返回本朝者。當宋金關係緩和時，南宋就拒絕接納歸正人；而當宋金關係緊張時，南宋又想依靠歸正人聯合抗金。當然，不管怎樣，南宋朝廷對於歸正人都是排擠又猜忌的，所以，辛棄疾歸南宋四十多年，有二十幾年是閒居在家的。即便讓辛棄疾之流領兵打仗，終究是在有限的範圍內。
——本段出自我之前的文章
當一腔熱血的辛棄疾回到南宋時，迎接他的卻是不信任；當他想收復失地實現理想時，遭受到的卻是排擠。因此，辛棄疾很少直接表達不滿情緒。
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提到一個“唐詩無避諱”的觀點：“唐人詩歌，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即使那些‘非外間所應知’的宮闈秘聞，詩人‘反覆極言’，‘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今之詩人’則絕不敢如此。”就比如中唐詩人白居易吧，他寫《新樂府》《秦中吟》系統批評當朝社會弊端，寫《長恨歌》挖玄宗與貴妃的八卦，但是白居易本人並沒有因為這些詩歌而獲罪。（詳情見： ）
洪邁的這一總結可以集中體現出宋代文人對於唐代文人的羨慕，因為在宋代，文人創作的環境已經沒有那麼寬鬆了，比如蘇東坡就因為所寫文字被過度解讀獲罪，史稱“烏臺詩案”【“烏臺詩案”被很多人認為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樁文字獄，不過也多有辯駁者，這裡咱們不糾結，總之，大抵在蘇軾之前因為寫詩作文而
被過度解讀招致禍端是幾乎沒有的】。順便再提一下，在白居易身後，後來的皇帝唐宣宗李忱還寫過一首《吊白居易》紀念他，詩云：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你看，宣宗不僅把白居易封為“詩仙”，而且高度肯定其《長恨歌》《琵琶吟》兩篇詩歌的藝術價值。試問，哪個宋朝文人不羨慕嫉妒恨？
言歸正傳，面對嚴酷的話語環境，屢遭打擊，處於孤危的地位就使得辛棄疾不得不借用歷史典故隱約表達，託古喻今。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辛棄疾詞中出現的典故關涉的人物也多半是比較有智慧、比較有才幹的一些賢臣、明君、能將之類，以此和現實做對照。
另一方面，宋代濃郁的文化氛圍的影響
有宋一代，文化氛圍相當濃厚，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趙匡胤。趙匡胤是被“黃袍加身”的，為了防止第二個“趙匡胤”步他的後塵，他就尋思著收掉重臣權將的兵權，於是就有了“杯酒釋兵權”，並且鼓勵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這種“崇文抑武”的政策直接導致了娛樂文學的詞的發達。
與“崇文抑武”的國策相適應，宋王朝開放了科舉考試的名額。根據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北宋一代開科 69 次，共取正奏名進士 19281 人，諸科16331 人，合計35612 人，如果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載者，取士總數約為 61000 人，平均每年約為 360 人”。單看這組數據也許你不會覺得很多，對比一下唐代科舉數據就一目瞭然了：唐代290年左右的時間，錄取的進士4000左右。也就是平均每年十來個人、二十幾個人。
科舉考試門路寬了之後，文人士子的學習熱情也就提高了。 而進士科考試內容包括詩賦、策論及儒家經義，重點則在詩賦、經義和策論方面。從這裡又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學習涉獵的範圍又比較廣泛，且不說本文主角辛棄疾學識深厚，前輩蘇東坡也是全能型人才，還有諸如黃庭堅詩、詞、書法皆有造詣。
理學同樣興於北宋中期，理學家注重研究、註釋儒家經典，一時間文人士大夫圈裡學問氛圍也是相當濃厚。
這些反映到文學中：對詞的影響就是不斷雅化，使用典故也隨之增多。只是，辛棄疾大概是使用典故最多的那一個。當然不止是詞，在詩歌領域，影響有宋一代的“江西詩派”作詩“以學問為詩”就是一個很鮮明的特點，“江西詩派”創始人黃庭堅曾經主張創作應該“無一字無來處”——說通俗點就是作詩要在前人的文字堆兒裡能找到依據，宋詩中的用典現象亦是常見。
辛棄疾詞中使用典故，多半符合個人訴求需要，他所引用的典故是符合自己當時的心境的。雖然用典繁多，但從整體上看，典故使用是比較圓熟自然的。畢竟，辛棄疾才氣大、感情真，足以駕馭。
正如胡云翼在《宋詞研究》中所說：“辛棄疾的才氣極大，在他的長詞裡面，往往能夠表現出一種偉大的英雄氣魄，雖有時不免掉書袋，不免用事過多，卻用得自然活潑，並不覺得累贅束縛，依然有種方恣自由、淋漓痛快的精神。”
正如我在開篇提到的那幾首詞，雖然使用了不少典故但是不影響這些詞的傳播程度。
講道理，不論是詩歌領域還是詞壇，使用典故的絕不僅僅是辛棄疾一人。為什麼偏偏稼軒詞中的用典引起了一些爭議呢？
我認為有兩方面的直接原因：其一，辛棄疾詞中用典確實比較頻繁；其二，辛棄疾作詞比較有名。這可不是我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試想：尤其是在宋代這樣有學問的人比較多的時代，寫詩作詞是容易受到批評的。就說詞壇吧，柳永、歐陽修因為通俗被批判，蘇軾因為作詞不夠婉約招致各家聲討，評論家批評李清照時甚至連她的性別一起批評了（沒錯，說的就是王灼了。）
當然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或者說潮流影響：南宋詞壇與辛派詞人對舉的是姜夔張炎等人為代表的騷雅詞派，這一詞派的崛起既有時代因素，也是詞自身發展的結果。從詞史的角度看，“去俗復雅”可以說是宋詞創作的發展方向，也是宋人努力的著力點（關於宋詞“去俗復雅”這條思路，改天寫專篇討論，保持對我的關注呀）。他們對辛棄疾一派的詞展開了批評，把這類詞中的豪壯語看成是“粗豪”，不夠婉轉嫵媚和典雅純正。更要命的是辛棄疾的後學者沒有相當的才力和氣魄，學稼軒作詞方式豪壯不足反而變成粗糲叫囂，引起了姜張一派的批判，而批判的矛頭，集中指向了辛棄疾。正如
陳廷悼所言：“不善學之，流入叫囂一派，論者遂集矢於稼軒。”瞭解了這些之後，我認為辛棄疾作詞大量使用典故雖然不能算做優勢，但也不能簡單粗暴地歸於“掉書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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