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個非常奇特和發展失衡的時代。一方面，北宋經濟生產總值佔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超過一億兩千萬，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代，儒學得到復興，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政治也較開明，經濟文化繁榮。另一方面，北宋軍隊數量龐大，卻在面對外族侵略時長期處於劣勢；經濟繁榮，但國庫空虛，入不敷出。北宋軍事上“積弱”，經濟上“積貧”，被後世人們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貧弱的一個朝代”。
北宋是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代
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國都東京被金軍攻破，金軍俘虜宋徽宗和宋欽帝父子倆，以及宋室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3000多人北撤回國。宋朝皇室的寶璽、輿服、法物、禮器、渾天儀等被擄掠一空。中國封建歷史上最恥辱的一幕上演，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變”，立國167年的北宋由此滅亡。
北宋的滅亡令人扼腕嘆息，宋室的悲慘遭遇讓人熱淚滿襟。
北宋滅亡的原因，後世有很多的解讀，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但司馬光實施的“元祐更化”加快了北宋的滅亡是毋庸置疑的。
司馬光實施的“元祐更化”是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安石變法，北宋最後的餘暉
北宋發展到宋神宗時期，北宋立朝後採取的政治、經濟、軍事政策產生了居大 的弊端，吏治上的“冗員”）、軍事上的“冗兵”、財政上的“冗費”，使得宋室朝廷危機四伏。
宋神宗希望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治危機，啟用王安石進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北宋最後的餘暉
王安石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內容龐大紛雜，變法過程曲折繁複，雖然有諸多弊端，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經濟方面：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軍事方面：軍隊士兵素質提高，馬匹數量大幅提高，武器數量質量明顯改善。宋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收復羌族三十萬帳，是北宋軍事上最大的勝利。
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繼去世後，宋哲宗即位，哲宗年幼，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全被廢掉，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司馬光全面廢除新法
元豐八年（1085年）底，六十七歲的司馬光任宰相，到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去世，司馬光只擔任了八個月的宰相。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法，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馬光任宰相期間就做了一件事：廢除新法，恢復舊法。
全面廢除新法，不論好壞，全部廢除，態度激烈迅猛。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呂公著、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增加保守派的力量。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變法派主要人物章惇被迫賦閒，蔡確貶死於新州，呂惠卿在謫籍。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
司馬光全面廢除新法
為何司馬光如此痛恨新法
司馬光十九歲參加了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歷任判官、將作監主簿，權知豐城縣事，大理評事、國子直講，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宋神宗時任御史中丞。可以看出，司馬光進入官場後，主要從事的文字工作，沒有主政地方的經歷，這使他對政務民事、地方經濟在主觀和客觀上缺乏深刻的瞭解，對朝廷政策的弊端沒有足夠的認識。
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在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因反對變法，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拒絕出任樞密副使的職務，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政事，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被迫遠離權力中心時間長達15年。
這樣的結果讓司馬光產生一起惱怒情緒，司馬光出身士族，千辛萬苦科舉高中，出仕做官是唯一選擇，出將入相是終極目標，政見不同無奈離開只是權宜之計，編纂《資治通鑑》只是文人情懷的表現 ，署理政務才是主業，悠長歲月的忍耐是無奈的，同時也在蓄積質變，在有了發洩的時機時，往往是變本加厲激烈迅猛的表現出來。
司馬光要求自己的言談舉止都要符合禮制法度
司馬光嚴格的以儒家思想來要求自己的做事規則，甚至言談舉止都要符合禮制法度，為人以孝為先，剛正不阿，生活簡樸，堪稱道德楷模。他堅持以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在他的心目中有自己的堅持和追求，儘管人們認為他心中的目標是過時，腐朽的，但他認為是神聖的，是心中的圭臬。
司馬光以宗法的角度來看待新法，便無視新法巨大的成果，新法的弊端和缺陷無限放大。在他看來，新法表現為一無是處，禍國殃民。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司馬光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造成對外軍事失利，經濟混亂，國勢頹危。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也在反變法派執政的幾年當中“非理耗散殆盡”。
儘管司馬光已“齡發愈衰，精力愈耗”，他認為廢除新法，就要掃除支持新法的變法官員，必須不加甄別全部打擊，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
新舊黨爭，北宋朝廷走向衰亡
司馬光廢除新法，嚴厲打擊變法派的鬥爭，使變法之初的政見不同，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
司馬光去世後，高太后繼續廢除新法，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此一時期變法派人士幾乎全部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廣東一帶），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此時黨爭淪落為意氣之爭，朝中政務無人料理，政治風氣日趨崩壞。
元祐九年（1094年），高太后病逝，宋哲宗親政，章惇進京出任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恢復宋神宗的新法。章惇當政期間，對保守派官員大肆報復，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的贈諡，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圖追廢宣仁太后，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時期，章惇獲罪被貶逐，宋徽宗改用韓忠彥、曾布為相，試圖化解新舊黨爭，但黨爭已是無可化解。宋徽宗啟用蔡京。蔡京當政，與宦官童貫等勾結，立“元祐黨籍碑”，將司馬光等人定為奸黨。北宋朝廷就在新舊黨爭產生的權力更迭中，快速衰微，直到靖康之變的發生。
“元祐更化”時，司馬光無視新法取得的成績，以個人好惡凌駕於國計民生之上，全面廢除新法，卻又無法提出有效的政策方針。以意氣之爭對待朝中持不同政見的官員，使政見的異同演變為爭奪權力的鬥爭。北宋滅亡的責任不能全由司馬光來承擔，但至少是主要責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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