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
今年是遵義會議召開85週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與共產國際完全失去聯繫的情況下，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黔北重鎮遵義縣城召開，史稱“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解決了長征路上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成為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鐵壁合圍難突破暮色蒼茫別紅都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毛澤東參加會議，並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科學論斷。自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組建中國工農紅軍以來，短短四五年內，紅軍不僅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四次“圍剿”，而且不斷髮展壯大，成為一支擁有近30萬名指戰員的強大革命軍隊。中共先後創建了湘贛、贛南、閩西、閩浙贛、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贛、左右江、川陝、陝甘、陝北等多個革命根據地，並在橫跨閩贛兩省、縱橫數百里的中央蘇區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
紅軍的迅速發展和蘇區的不斷擴大，令國民黨極為驚恐和震怒。從1930年10月至1932年3月，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的四次“圍剿”，先後遭到失敗。1933年9月，蔣介石又調集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向革命根據地發動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其中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高達50萬人。9月底，共產國際通過在上海的遠東局，給中央蘇區派來了一位中文名字叫做李德（奧托·布勞恩，德國人）的軍事顧問。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張聞天，讓李德“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並可“參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談論軍事問題的會議”，從而直接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力。至此，毛澤東在軍事上徹底沒有了建言的機會，遭受著接連不斷地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一段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毛澤東後來（1965年8月5日）感慨而又憤懣地回憶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殺掉。”毛澤東被邊緣化，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遵義會議會址。
李德在軍事上實施了一整套錯誤的政策。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他起初命令紅軍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接著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極力推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短促突擊”“六路分兵”和建立正規軍、打陣地戰等一整套“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方針政策，要求戰略的速戰速決和戰役的持久戰，反對誘敵深入，要求固定的戰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完全否定了毛澤東等人探索出的游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原則。正當紅軍同國民黨軍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拼消耗的時候，發生了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發動的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1933年11月20日）。此時，如果能抓住“福建事變”並採取正確策略，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將十分有利。但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試圖瓦解十九路軍策略的博古等人，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推行“左”傾關門主義方針，沒有在軍事上給予十九路軍直接有力的配合。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於1934年1月21日失敗。隨後，蔣介石重新集結兵力從東、西、北三個方向逐步推進到中央蘇區核心區域。4月28日，紅軍在遭受重大傷亡後被迫放棄廣昌。國民黨軍緊接著分兵向中央蘇區中心興國、寧都、石城等地突進，紅軍又奉命“六路分兵”“全線防禦”，結果陷於更深的被動局面。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之一——江西瑞金武陽圍渡口。
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秘密會議，專門討論廣昌、建寧失守後紅軍反“圍剿”的戰略問題，李德認為在蘇區內打破“圍剿”已不可能，建議紅軍撤離中央蘇區。會議決定向共產國際請示，經批准後再做撤離的準備。6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發來電報，原則上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計劃，但其側重點不是要求中央蘇區積極準備戰略轉移，而在於紅軍採取新的戰略方針，力爭在夏季扭轉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即在瑞金召開擴大會議，依據共產國際指示決定：派紅七軍團以北上先遣軍名義北上“調敵”、派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湖南“探路”，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團”籌劃紅軍突圍轉移事宜。
紅軍與黔軍激戰的地點之一——婁山關。
9月上旬，各路國民黨軍加緊向中央蘇區核心區發動進攻。9月17日，博古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再次報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關於中央紅軍準備實施戰略轉移的計劃，並期待其“不晚於9月底作出最後決定”。9月下旬，形勢進一步惡化，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雲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狹小地帶，蘇區內的人力、物力基本耗盡。9月30日，猶豫不決的共產國際覆電中共中央，正式同意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10月初，興國、寧都、石城相繼失守。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餘人，分別自瑞金、雲都地區出發，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長征。紅二十四師及地方武裝共1．6萬餘人，留在中央蘇區繼續堅持鬥爭。
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
中央紅軍長征，是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直接導致的。原本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博古、李德等人在組織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把國民黨軍圍攻下的戰略轉移變成了一個8萬多人的集體大搬家。野戰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
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基本沿著紅六軍團走過的贛、粵、湘、桂邊界的五嶺山脈向西行動。國民黨當局覺察後，命令粵軍、湘軍、桂軍的16個師、77個團，在贛南、湘粵邊、湘東南、湘桂邊構築四道封鎖線，企圖用圍追堵截的方式將中央紅軍消滅在轉移的路上。當紅軍挺進到湘江地域時，蔣介石已調集25個師，分五路前堵後追，意圖將紅軍消滅於湘江之側。面對國民黨軍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籌莫展，只會命令部隊強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軍委決定紅軍分4個縱隊，從廣西省興安、全州間搶渡湘江，以突破第四道封鎖線。
湘江戰役是關係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11月27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渡過湘江，控制了渡口。但這支擁有近兩萬非戰鬥成員和兩萬多新兵的龐大行軍隊伍，動作遲緩，尚未過江，即遭到國民黨軍優勢兵力的夾擊。為強渡湘江，紅軍各軍團付出極大犧牲。12月1日，國民黨軍發動全線進攻。擔任掩護任務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和紅三軍團第十八團被阻隔在湘江東岸，大部壯烈犧牲。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壯烈的一仗，紅軍減至3萬餘人，引起了廣大幹部對博古、李德的強烈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領導。
湘江戰役後，蔣介石進一步明確了紅軍的前進方向，立即調集重兵，在城步、新寧、通道、綏寧、洪江等地區構築碉堡線，佈置好口袋陣，等候北上湘西的中央紅軍鑽入並一網打盡。博古、李德無視敵情變化，仍然堅持按照原定計劃前進，紅軍又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得到周恩來邀請而參加這次會議——這是他自寧都會議以來首次參加的最高級別軍事會議。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反動統治薄弱的貴州挺進，到川黔邊創建根據地。但博古等人強調去湘西是共產國際批准的，不能輕易更改。在搶渡湘江期間，中共中央用來與共產國際聯繫的通訊設備損壞且無法修復，致使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這就在客觀上要求中共中央，必須獨立自主的及時地決斷和處理長征過程中遇到的緊迫問題。毛澤東的建議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的贊同與支持。最後，會議儘管因中央領導意見不統一，未能就改變戰略轉移方向作出決定，但湘江戰役後六神無主的博古也沒有否定毛澤東的正確建議，從而初步改變了長征的行軍方向，史稱“通道轉兵”。
紅軍一渡赤水的渡口之一——土城。
“通道轉兵”的實現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毛澤東深入細緻工作的結果。長征初期，毛澤東就說服了隨中革軍委一縱隊行軍的張聞天、王稼祥——這是糾正錯誤軍事路線的關鍵。後來張聞天回憶說：“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省黎平縣城。因北上的爭論還沒有結束，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到湘西去，所以中央政治局於12月18日在黎平縣城召開會議繼續討論紅軍戰略方針和進軍路線問題。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參加者有博古、張聞天、朱德、毛澤東、王稼祥、陳雲、劉少奇等，李德因病未參加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建議被大多數人採納，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在黔北創建新的根據地。同時，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黎平會議是通道會議爭論的繼續，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了重要準備。會後，周恩來把會議決定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雷霆，質問周恩來。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周恩來嚴肅地批評李德並拍了桌子，把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拍滅了。儘管博古自己的意見被會議否決，但他還是以堅強黨性服從會議決定。當他得悉周恩來跟李德吵架的事後，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團”自此分化。周恩來後來回憶說：“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
紅軍三渡赤水的渡口之一——茅臺。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變消極避戰為積極作戰，從貴州腹地向黔北前進，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原有部署，連克錦屏等七座縣城，原本低落的士氣逐漸高漲。12月31日，中共中央進駐貴州省甕安縣猴場（今草塘）。在人們迎接公曆元旦的熱烈氣氛裡，為確保黎平會議制定的軍事路線能正確實施，繼續糾正博古、李德錯誤影響，中央政治局於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召開會議，做出北渡烏江向遵義方向前進的《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另外，明確強調“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中央政治局對中革軍委的領導。這一決定，實際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團”的指揮權。會後，中央紅軍揮戈西指，強渡烏江天險，並於1935年1月7日智取黔北重鎮遵義城。
婁山關前鏖戰急遵義城頭赤幟豎
遵義城，北倚婁山，南臨烏江，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國民黨軍因不明中央紅軍佔領遵義後的下一步行軍方向，暫時整訓待命，警戒監視紅軍。在殘酷軍事鬥爭的間隙，毛澤東、王稼祥根據黎坪會議決議，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建議。經過商議，張聞天、王稼祥通知博古，要他在會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遵義會議的籌備與召開決非偶然，是黨內多數領導人對中國革命高度負責的立場和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決定的，也是黨內能夠正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有較為濃厚的民主氛圍的具體體現，更是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許多幹部對以博古為首的部分中央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逐漸產生懷疑和不滿的結果，而這種情緒隨著長征中紅軍作戰的不斷失利及在湘江戰役後達到頂點。
紅軍二渡赤水的渡口之一——太平渡。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白區和各蘇區的鬥爭配合不夠等，而不主動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而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在作副報告中明確反對博古的觀點，認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聲稱“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張聞天隨後站起來作反對博古報告的“反報告”，他擺事實、講道理，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點名道姓地直接批評博古、李德，一針見血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接連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並揭露了他們試圖推脫責任的本質。毛澤東緊接著就長征以來的各種爭論問題作了長篇發言，較為詳細地分析、批評了博古、李德忽視紅軍打運動戰傳統策略的實質，他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並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藉口。陳雲回憶說：毛澤東講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統，他的發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因嚴重傷病躺在擔架上參加會議的王稼祥接著毛澤東發言，他的發言不長，除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外，主要講了三條：一是完全贊同毛澤東的發言；二是紅軍應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提議把軍隊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在張聞天、王稼祥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站出來明確支持毛澤東後，李富春、劉少奇、陳雲等中央領導人及在戰鬥一線指揮的紅軍主要將領也個個言辭激烈，通過大量事實批判錯誤路線，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同意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建議，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
會上，只有凱豐等個別人替博古、李德辯解。列席會議的李德始終是尷尬而惱怒的，伍修權回憶說：“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別人都是圍著長桌子坐的，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完全是個處在被告席上的受審者。”會議期間，伍修權將會上的發言翻譯給李德聽，再將李德蒼白無力的辯解翻譯給大家。李德捱了批評心情煩躁，連續猛烈地抽菸，而大家又因不能與李德直接交流，所以把對李德的怨氣傳遞到伍修權身上。
經過三天的熱烈討論，會議最終做出決定：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者。同時，會議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形勢，改變黎平會議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議，採納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
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在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的情況下，依據民主集中制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共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開始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在緊張的戰爭形勢下，遵義會議儘管來不及全面討論更深層次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問題，但它為中國共產黨擺正與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關係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因此，遵義會議也被看作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轉折點。調整後的新中央，改變宗派主義幹部政策，對犯了錯誤的人既嚴肅批評又熱情團結，給以前受到錯誤打擊的幹部進行了平反。
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重整旗鼓、振奮精神，逐次北上，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1935年1月28日，因情報有誤，對敵估計不足，中央紅軍在土城戰役中失利，北渡長江計劃難以實現，只好西渡赤水。由此，開始了“四渡赤水”——毛澤東軍事指揮的得意之筆。
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省扎西（今威信）縣境連續召開會議，統稱“扎西會議”，正式通過了《軍委關於我軍改為以川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電報》《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等。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進行分工，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以毛澤東為中革軍委主席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另外，會議還根據迅速變化的敵情，決定中央紅軍調頭南下，為創造雲貴川邊蘇區而鬥爭。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也是毛澤東與張聞天緊密合作，協力領導全黨全軍的良好開端。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黔北，取得攻克婁山關、再佔遵義這一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先後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虜3000多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此勝，驅散了土城失利的陰影。2月28日，毛澤東過婁山關，極目四望，慷慨悲烈，作《憶秦娥·婁山關》詞。
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3月12日，根據現實需要，為加強軍事領導以提高效率，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即“三人軍事小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作戰，並以周恩來為團長。四渡赤水後，中央紅軍主力於5月3日至9日全部渡過金沙江，最終將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甩在了身後，使紅軍長征從被動走向主動，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擴大會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所取得的巨大成績，進一步統一了黨內認識，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王今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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