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秋收起義失敗後，部隊從戰場上撤下來。原有5000多人的起義部隊，只剩下不足1000人，組織不健全，黨不能切實掌握部隊，加之作戰失利，部隊減員嚴重。為了躲避敵人的圍追堵截，毛澤東率領軍隊從文家市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轉移。
9月29日，起義軍翻越大山來到一個群山環抱，沒有地方反動武裝的山坳——永新縣三灣村。次日，毛澤東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對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允許不願留下的官兵離隊，自願留下革命的縮編為1個團；在各級建立共產黨組織，“支部建在連上”，實行新的黨代表制度；實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這就是舉世聞名的“三灣改編”。
三灣改編油畫
把黨組織建到連上去
秋收起義失敗後，敵軍圍追堵截，軍中瘧疾流行，缺醫少藥，許多戰士對革命喪失了信心，部隊中逃跑成風。
據開國中將賴毅回憶：部隊中瀰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並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上哪兒去？”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面對這種局面，住在村民家中的毛澤東感到，有必要靜下來認真思考一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他主動找人聊天，交換意見。找得最多的是第一團連指導員何挺穎。
何挺穎曾在北伐軍中擔任過團指導員，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強，他所在的連隊政治氣氛濃，沒有一個逃兵。短短兩天中，毛澤東三次找何挺穎談話，聽取他對如何帶軍的看法。何挺穎認為：“部隊接連打了一些敗仗，軍力銳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支隊伍失去黨的領導，最重要的問題是黨對隊伍的領導權問題。”“要從軍隊的黨組織去考慮。現在部隊中黨的組織太少，黨員人數也不多，這樣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隊。要把黨組織建到每一個連隊。”
何挺穎的想法與毛澤東不謀而合。這些天他心中一直醞釀著一個想法：把黨組織建到連上去。
之後，毛澤東又與宛希先、張子清、陳浩等幹部交流了意見。當他了解到，北伐軍只在團一級建立了黨組織，營、連一級並沒有建立黨組織時，更加堅定了要打造一支新型革命軍隊的決心。
通過一天多的思考，毛澤東釐清了部隊中亟待解決的三個問題：建制零亂，人員成分複雜，革命動機不純；沒有富有戰鬥力的基層黨組織；內部不民主，一些軍官帶有舊軍隊的不良習氣，對士兵經常打罵，士兵缺乏基本權利，官兵不平等。
於是，毛澤東作出決定，要對隊伍進行一次大刀闊斧的改編。
雜貨鋪裡的前委擴大會議
9月29日，部隊來到三灣村，毛澤東在協盛和雜貨鋪住下。第二天，他在雜貨鋪裡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
毛澤東舊居協盛和雜貨鋪
會上，毛澤東談到三項意見：第一，縮小編制，將原來的一個師縮為一個團，即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陳浩，黨代表何挺穎；第二，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班、排設黨小組，連建黨支部，連以上設黨代表，同級黨組織的書記由黨代表擔任，擁有與軍事長官同等的權力，負責黨務，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第三，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的民主制度，實行官兵平等，經濟公平，破除舊軍僱傭關係。
江西永新三灣村
會議結束後，新任團長陳浩向戰士們介紹毛澤東出來講話。
當時還是小戰士的譚政回憶：“人叢中走出一個又高又大的人來，頭上蓄著長久未剪的頭髮，身上穿著一件老百姓的舊棉襖，腿上卻打上一雙綁腿，腳上套著一雙草鞋。他以和藹的態度、含笑的臉色，走到部隊前面，頓時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來。”
毛澤東對大家說：“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後面放冷槍，這有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他兩隻腳，我們也有兩隻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止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幹不起來嗎……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參加革命，完全是自願。現在，願留者留，不願留者，根據路途遠近，發3至5元路費……”
講完話後，毛澤東讓人搬來一張桌子，桌子上放著一堆大洋。一上午，只有幾十人選擇離隊，大多數人還是心向革命。
三灣楓樹坪
羅榮桓：三灣改編，是我軍的新生
1928年6月，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時，中共湖南省委派人給毛澤東和朱德帶來兩封信，催紅軍攻打湘南。朱德、陳毅只得率軍出擊，結果29團全部損失，28團也搖搖欲墜。此時，28團二營營長袁崇全露出叛變跡象。
部隊攻打郴州時，袁崇全按兵不動。開會時，第一營黨代表熊壽祺根據戰士的反映，提出袁崇全有叛變嫌疑。袁崇全氣得當場就要拔槍打死熊壽祺，幸虧朱德等人及時制止才沒有釀成慘劇。熊壽祺毫不畏懼，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們營裡的同志們反映的，不是我個人講的。”
其實，陳毅也早發現袁崇全不對勁。他曾主張將袁槍斃，但宅心仁厚的朱德沒有同意。後來，袁崇全主動向朱德表示了悔意，朱德仍派他率領先遣隊。誰知道出發不久，袁崇全就派人送信回來說：“不殺朱德、陳毅，不回來了。”從此走上了叛徒的道路。
其實，袁崇全一直在尋找機會把自己手下的6個連拉走，去投靠贛南獨立七師劉士毅。二營機槍連黨代表何篤才、六連黨代表趙爾陸和四連連長粟裕等人發現，隊伍走的方向不對。天黑宿營後，一些連、排幹部也紛紛向何篤才提出這個疑問，何篤才等人決定當面質問袁崇全。正在以打麻將為名跟同夥商量叛變細節的袁崇全，面對質疑顯得十分緊張，但他還是以團部有通知為名掩飾過去了。
回來的路上，何篤才等人發現所有路口都被營部換了崗哨。直覺告訴他們，袁崇全可能就要在當晚行動。於是，何篤才、粟裕等人連夜將袁崇全不能完全掌握的4個連，悄悄帶回軍部。
28團團長王爾琢跟袁崇全既是同學又是老鄉，平時關係很好。當得知袁崇全帶著兩個連的隊伍逃跑了之後，王爾琢痛心疾首，堅持要親自把他追回來。跟他一同去的人說，一進村，王爾琢便大聲喊：“我是王團長，是來接你們的！”袁崇全聽出是他的聲音，拿著槍走出屋。王爾琢讓他回去，他不回，倆人吵起來，吵著吵著，袁崇全揪住王爾琢的脖子就開了槍。王爾琢犧牲的時候年僅25歲。
28團是從南昌起義走過來的主力團，如果被袁崇全帶走四個步兵連、團部機炮連和迫擊炮連，那損失可就大了，但袁崇全最後只將放哨的一個排騙走了。
正是因為有“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基層士兵才在最危急時刻選擇了站在黨一邊。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黨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
支部建在連隊上，基層就有了核心。各連通過組建黨支部，積極培養髮展新黨員，使黨在部隊裡迅速紮根。後來羅榮桓元帥在《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一文中總結說：“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如果不是這樣，紅軍“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
三灣改編紀念館
三灣改編，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證了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從政治上、組織上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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