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人禍本是常見之事，然而當災禍落在大家頭上時，誰都難以相信那會是災禍。
——《鼠疫》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我們以為像疾病和戰爭這樣的天災人禍是闖入我們世界的不速之客，其實，它們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處於並享受安逸的我們，以為安逸就是生活最真實的模樣，以致於當它們發生之時，我們還會發出，怎麼會？沒想到？竟然？這樣意外驚訝的言辭。
事實上，它們沒有突然襲擊，它們只是如約而至而已。
就像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在《鼠疫》書中描述的那樣:
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它們能在傢俱、衣被中存活幾十年；在房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廢紙裡耐心等待。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於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
歷史皆然，現實皆然。
這裡無法消滅的鼠疫代指一切人類生活進程中的天災人禍，包括戰爭，疾病，地震，海嘯……
它們週而復始，往復循環的連接著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每一次的"蒞臨"都是在提醒人類的狂妄和無知。
加繆的《鼠疫》，看上去是疾病，追其創作背景是戰爭，尋其個人主義和精神卻是生活。
戰爭背景：
二戰時期，號稱擁有世界第一陸軍的法國，在短短的四十多天裡就被德國攻佔，德軍很快抵達巴黎。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身處法國的加繆開始構思自己這部寓言式的偉大小說《鼠疫》，後來加繆因肺病復發，在法國南部療養，不料，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後，使得德軍進佔法國南部，以致加繆體驗到了一種與家人隔絕，孤單寂寞的類似於囚禁的生活。
也正是因為這樣，使他在《鼠疫》一書中，對封城後的生活和人物心理狀態描寫得到了紮實的現實基礎。
個人主義和精神：
加繆也是一名哲學家，主張存在主義，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加繆一直否定自己是存在主義，那是因為在當時，主流存在主義主要指的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兩者雖在大的方面相似，但細究起來，二者區別很大，薩特主要主張的是，被迫存在，而加繆主要主張的是存在這個既定的事實，是沒有在任何理性和選擇的基礎上，就已經存在的這樣一個荒誕的事實。
加繆認為，哲學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人活著的意義。但人活著卻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你一定要去尋找人活著的意義，就沒有辦法生活了。
01.寫作手法上的駕輕就熟
《鼠疫》採用第三人稱的描寫手法，通過醫生裡厄的視角和塔魯的個人記錄將整個鼠疫期間的所見所聞結合起來，達到一種客觀真實近乎編年史一般的史料記載，讓人通篇讀下來有種窺探歷史而又身臨其境之感。
但其實，書中描述的奧蘭市在當時並沒有發生鼠疫。
作者站在上帝視角靈活的駕馭人物的轉換和人物對彼此的映像及描述，流暢，極具代入感。
並且小說採用了一種強烈的藝術對比，將鼠疫的發生建立在一座充滿美感和悠閒的城市:光禿禿的高地，陽光燦爛的丘陵，美不勝收的海灣，尋跡可見的大海，以此來反襯鼠疫不期而至的殘忍，從而烘托人們的驚訝和意料之外。
原來，看上去再美好再平和的城市也是會發生這樣的災禍，因為生活在繼續，而它們屬於生活。
02.我們正在經歷著鼠疫城中上演的一切
鼠疫的發生是以一隻死老鼠開始的，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死老鼠越來越多，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僅僅只是注意。後來有人開始發病，一個，兩個……也還是沒有引起重視，報紙只報道街道上的死老鼠，卻對屋子裡死掉的人視而不見。
報紙在老鼠事件裡喋喋不休，對死人的事卻隻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卻死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裡。報紙只管街上的事。
隨著死人數量的逐漸遞增，才引起了人們的恐慌。
人們總是後知後覺，沉浸在一切彷彿永遠安好的幻想之中。裡厄曾建議當地政府進行有效的阻隔措施，以免引起大範圍的傷害，可當地政府不願公開消息，害怕造成恐慌。在承認鼠疫和以鼠疫來對待這兩件事中，糾纏不清。
簡單呈現:
裡厄:避免一半市民喪命，要以面對鼠疫的辦法來面對它，封城。
當地省長:那你必須承認是鼠疫。
裡厄:報告沒有出來，但防止傳播要緊。
當地省長:沒有辦法證明，就沒有辦法採取像對待鼠疫一樣的措施。
……
措施不到位，導致死亡人數不斷上漲。
簡直與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新型冠狀病毒的開始如假包換，疫情開始之前，也是因為部分政府官員隱瞞實情，心存僥倖而不及時採取相應的措施而導致難以收場的傳播。
教訓不斷，可難以吸收。
直到奧蘭市因為鼠疫而迫不得已封城的那一刻，仍有人要想盡辦法要與外界的親人取得聯繫，這不正應證了那些在武漢封城之後欲逃離的人嗎？
鼠疫封城之後，人們仍抱有希望:很快就會過去。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希望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一直到坦然接受，經歷了無數親人朋友乃至領居的逝去，最後變成了一種無意義的等待，或者說是失望，乃至於度過無數個慢慢長夜之後，希望真的到來之時，又不敢貿然相信。
人總是在遲到，總是比鼠疫的步調慢一拍，這是一種不敢承認和自我欺騙的無知和愚昧，總以為我們才是世界的中心。
03.疫情當前，個體的掙扎和反思
裡厄:
作為一名醫生，在疾病和死亡中出入奔走。即使自己的妻子在外地的療養院，可面對鼠疫，仍建議封城。在民族的生死麵前，個人的榮辱和幸福變得渺小。即使這樣，英雄主義之說對他來說，也是無稽之談。裡厄醫生沒有想當一名英雄，他只是在做自己當前職業所需要做的事而已，同時他也不反對有人要離開，他贊成記者朗貝爾為了愛情逃離鼠疫之城，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正如他說，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人們為它而捨棄自己之所愛。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拋棄了我之所愛。
影射了加繆個人的存在主義觀點，不知道這樣做的意義，但如果你竭力想要尋找出這樣做的意義，你便無法生活。面對生活，只有眼下要做的事而已。
塔魯:
反對死刑，欲當聖人。因為兒時看見作為檢察官的父親制裁了一個罪犯而開始改變人生，無論如何，罪犯那副悽慘認罪的可憐面孔在他的心頭縈繞不斷。也是從那時開始，反對死刑成了他人生的目標，但事實上，在通往廢除死刑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卻產生了多多少少的犧牲，也就是說，他反對死刑，卻有人因此而死，違背了初衷，就好比，
暴力成全的還是暴力，不可能是慈悲，同樣的，死刑成全的還是死刑，不可能廢黜死刑。塔魯發現自己錯了。塔魯的靈魂拷問也恰恰代表了加繆的無神論者，這點和裡厄一樣，不相信上帝，只相信憑藉自己的雙手在存在這個荒誕的基礎上，力所能及的生活而已。
也暗指了戰爭。加繆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犧牲，如今他又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永無天日的戰爭生活就好比是每天都暗淡的鼠疫城裡的生活一樣。塔魯終身在反對死刑，最終感染鼠疫而身亡，也是在說，人們打著戰爭的口號去追尋和平，殊不知，戰爭換來的只能是無休止的戰爭，不會是和平。
朗貝爾:
記者，因為採訪工作來到奧蘭市，不料卻因為鼠疫無法與女友相見，兩人天各一方。與加繆當時的情景十分相似，對加繆和朗貝爾來說，他們都是被困在異鄉，無法與親人相見。最後，加繆對朗貝爾的刻畫是，朗貝爾最終因為羞愧無法逃離出城，他決定留下來一起加入了抵抗鼠疫的戰鬥。用他的話說，這座城裡發生的一切，與我息息相關，與每個人都相關。意思就是，它是我們生活的一段經歷，任何人都無法逾越它。
小說中也有在鼠疫時期投機倒把的商人，正應證了現在我們疫情當前，那先把個人利益放在他人生死之上的商人。
《鼠疫》中的描述，基於歷史與現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處在戰爭時期的加繆，與處在戰爭時期的魯迅一樣，都是文人中的鬥士，他們批判和揭露的並不是戰爭，或者某一派系，而是人，以及由人自己構造出來的生活。
我們無法對自身的存在做出選擇，但卻可以在荒誕的存在上做出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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