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人記載，重慶“商賈雲集，百物萃聚”，人口規模與省會成都不相上下。
四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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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益州到四川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滅蜀，將蜀地收入囊中，設為蜀郡。漢武帝時，設立十三州刺史監視地方。在蜀郡設益州刺史，下轄蜀郡、漢中郡等12郡國（郡和屬國），包括了今天四川大部分地區以及陝西，雲南的部分地區，三國時期耳熟能詳的漢中、南中都是益州的管轄範圍。
秦軍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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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的管轄面積，對交通並不發達的古代來說，治理十分費力。經過蜀漢政權的開發，南中地區已經逐漸擺脫了羈縻狀態，開始有些不安分。西晉泰始七年，晉武帝以此為由將南中地區從益州分離而置寧州，今天雲南地區遂與四川分離，此後雖幾經變動但大體上沒有變化。
北宋鹹平四年，益州地區被分為四路，分別為益州路（後更名為成都府路）、梓州路（後更名為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稱為“川峽四路”（簡稱四川路），“四川”之名也由此而來。
元代蒙古外族入主中原，為了有效地管轄遼闊的疆域，元朝在地方設立行中書省（行省）。在原川峽四路設置四川省，但將漢中（利州路）劃歸陝西，四川中的“北川”就此分離，只剩下“東”、“西”、“南”三川。漢中地區地勢險要，向來是四川的門戶，可謂是“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歷來割據川蜀的政權必然要控制漢中才能自立，將漢中劃歸陝西后，蜀地失去了北部的屏障，降低了四川割據自立的風險。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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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獨大
明清時期，四川行省的規劃上沿襲元代，無太多變化，大體包括今天四川省和重慶市地區，全國各個行省中面積排在前列，這使得位於川西的省會成都很難兼顧全省，川東地區需要一座自己的中心城市，於是，重慶擔負起了這個重任。
重慶建城於戰國時期，隋朝被命名為渝州，南宋時期升為重慶府，之後歷代都沿用了這個名稱。在古代，入蜀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自北通過金牛道翻過秦嶺，過劍閣、葭萌，再經綿竹的蜀道，古人云：“蜀道難，難如上青天”，形象的寫出了自此入蜀的艱難；其二，沿長江逆流而上至重慶再入四川。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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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江南經濟繁榮，重慶地控長江，是四川腹地與江南溝通的樞紐，不僅四川腹地的貨物，連帶滇北等地貨物都是先集中於重慶，再由重慶運往江南各地販賣，重慶因此成為了長江上游最大的商業都會之一。時人記載，重慶“商賈雲集，百物萃聚”，人口規模與省會成都不相上下。
今天重慶及西南城市燈光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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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優越的地理位置自然逃不過外國人的注意，1875年簽訂的《中英煙臺條約》允許英國往重慶派官員駐紮。1890年《煙臺條約續增專條》，正式約定重慶為通商口岸，並於次年設立重慶海關。近代城市發展的過程中，鐵路、通商口岸只要有一項，城市發展的前途便十分光明，重慶也不例外。成為了通商口岸的重慶貿易額猛增，到20世紀30年代，僅次於上海、漢口兩地。
阿奇博爾德·約翰·立德樂，英國探險家，
借煙臺條約成為英國“開發中國西部第一人”，
他成功探索出駕駛輪船通過三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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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的商業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為了穩定貨幣，滿足對外貿易的需要，1892年，巴縣知縣耿和豐宣佈：“重慶市場交易均需使用統一的新票銀”，並逐漸推廣到四川全境，此舉奠定了重慶在四川的金融中心地位。同時，為了追求利潤，四川全省大部分票號、錢莊都往重慶集中，導致之後的四川省銀行總行也直接設立在重慶，而不是省會成都。
四川地方銀行,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壹圓中的"重慶"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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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金融業發展後，工業自然不能落下。自開口通商起，重慶的近代工業也逐漸起步，從火柴廠到紡織廠再到煤礦、鋼鐵廠，1937年重慶工業資本已經佔到了四川全省的六成以上，工廠數量佔到了七成以上，商業、金融業、工業都是全省的翹楚，重慶已經成為了四川名副其實的經濟中心，風頭比省會成都更勝一籌。
劉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譜名元勳，字甫澄。
1926年劉湘控制重慶，與動亂的四川內地相比重慶在其統治下比較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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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雖然在四川省內風光無限，但四川終究是個內陸省，終究不是沿海省份的對手，與上海、天津等城市相比，重慶差得很遠。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戰爭又為重慶帶來了一次發展的機會。
1935年，蔣介石在重慶發表演說：“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表明了將四川建設為抗日大後方的決心。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國民政府自知無力保住東南沿海省份，決定將沿海各地工廠遷往內地以保存實力。國民政府自1928年就有了軍工產業搬遷的準備，建立了一整套的指揮體系，搬遷過程相對順利，但是民用企業方面卻十分混亂。
為保存實力而內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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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京政府資源委員會才通過“資源統制”事項，組成以林繼庸為主任委員的“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負責民用企業的內遷。一邊打仗，一邊組織工廠內遷，讓行動力本就不強的國民政府更加混亂。
工廠內遷期間烏龍不斷，加之日軍進攻兇猛，前線難以抵擋，使得大量的工廠和設備未能遷出。但國民政府成功遷出的1500多家工廠中，國防工業佔60%以上，這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成功遷入後方的工廠大多安置於四川、雲南等地，重慶作為戰時陪都是工廠集中遷入的地區。1940年前遷入四川的工礦企業有260家，其中243家遷到了重慶，國民政府所控制最先進的10家軍工廠也全部遷至重慶。
汽車不夠，就用騾馬和人力進行內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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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吃老本是不行的，國民政府為了發展經濟支援抗戰，戰爭期間多次頒佈獎勵實業、鼓勵投資的政策，伴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大批政要、資本家、知識分子和技術人才以及數量眾多的金融機構，為重慶的工業發展提供了雄厚的資金，重慶的重工業水平呈現出跳躍式發展的景象，由原來的區域性經濟中心一舉躍居全國經濟翹楚。
1942年重慶機器製造業產量是戰前的10倍，全市工礦企業足有1690家，抗戰結束時，其工業資本已經達到了全國的32.1%。這時的重慶無論經濟還是政治地位都遠遠超越了成都，有一家獨大之勢。
抗戰結束時，重慶已然變了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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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失一川
民國時期的重慶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一度壓制省會成都，建國後也一度成為中央直轄市。但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1954年，重慶再次改由四川省管轄，仍然是國家重點建設的城市之一。
六十年代，國家開始大力建設三線城市，位於大西南後方的重慶又一次受到照顧，作為常規兵器基地，先後有兩百多家與軍工相關的企業落戶重慶，工業產值也是一度達到全國前五。如此重要的一座城市自然不能由四川省進行管理，1984年重慶，成為計劃單列市，雖然名義上仍歸省內管轄，但卻享有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主要行政長官均為省提出建議，由中央直接任命，可見重慶在四川省內的獨特地位。
八十年代的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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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重慶和四川的正式分離仍在等待一項跨時代工程的展開。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能源一直是困擾發展的一大問題，雖然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但受限於技術水平，很多資源都沒能得到有效的開發，三峽無疑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00年，孫中山先生就曾在其《建國方略》中提出在三峽築壩的設想，1956年毛澤東提出了“高峽出平湖”的宏偉設想，兩年後三峽工程提上日程。但此項工程規模太大，涉及地區、領域甚廣，頗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工程學界因此展開了對是否修建三峽大壩展開長達幾十年的爭論。
1992年三峽工程獲得國務院批准通過，1994年正式開工建設。三峽雖然位於湖北省，但其中400多里長江庫區位於重慶境內，工程引起了上百萬居民安置工作和上千家工廠的搬遷工作均由重慶市承擔，僅是地級市的重慶應對如此繁重的工作，權力太小而缺乏自主性。
三峽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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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三峽經濟區，真正發揮三峽大壩的作用，同樣要賦予重慶市更大的自主權，才能讓三峽真正融入長江經濟區，進一步提升重慶的行政等級勢在必行。
1997年，全國人大批准設立重慶直轄市。重慶成為我國第四個直轄市，也是最大的一個直轄市。“四川”又丟了一川，變成“兩川”。漢中從四川劃出是中央集權的需要，而重慶的分離是為了經濟發展和國家戰略。
三峽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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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農業基礎較差，明清之前發展不如成都。但相對於深居內陸的成都，重慶地控長江，交通更加便利。在大變革環境下的近代，這些優勢讓重慶多次獲得發展的機會，經濟一步一步趕上成都，由川東區域經濟中心，到西南經濟中心乃至全國重要的經濟城市。最後憑藉三峽工程這一催化劑，從四川省脫離，成為直轄市。從“四川”變“兩川”中不難得出，行政區劃的變遷，除了政策的影響外，自身優秀的條件，才是推動變遷的根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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