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地平，原名丁青云、丁志诚，1911年2月25日出生在仁寿县籍田铺丁家河坝(现属双流县籍田镇地平村)的一户佃农家，曾任中共籍田地区党组织第三任负责人。
丁地平在孩童时代，就提出了“自己家都没有吃的了，为啥还要交租?田地明明都是自己家种的，为什么又说是绅粮的嘛?绅粮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他1919年上学读私塾， 1931年在成都读高中，参加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被族长指责为“不务正业”而中止了丁家祠供给的一半学费。1932年底被军阀抓去关在军营服杂役，挨打受骂。越墙逃回家后，教私塾兼种菜卖，但仍难维持一家人半饥半饱生活。他心底里燃起了仇视旧社会，痛恨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怒火，愤然将自己的名字由青云、志诚改为地平，取平均土地之意。
1938年，他在私立金陵大学农业部籍田推广区附属农业补习学校半耕半读。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曾任教员、农场管理员等职，撰写了《韭菜栽培法》等教材。丁地平常看《新华日报》，1940年他在治螟虫的宣传中结识了中共党员、籍田小学教师苏世沛，彼此对时政认识一致而逐步成了知心朋友。丁感慨地对苏说了副“中华中山中正，中不正!民族民主民生,民怎生?”的对联，表达了他忧国爱民、痛恨蒋介石的思想。他经苏指导，常在更深人静时，阅读进步书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抗日的八路军》、《怎样动员千百万农民》等，并刻苦研读马列精典著作。1941年冬经苏世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丁地平入党后，警惕性高，工作积极。他对苏世沛说“国民党的旗徽是12个齿齿，我们要24小时提防它锯人。”他以农校教员身分，利用在仁寿、彭县、华阳等县的部分区乡宣传治螟虫的机会，秘密地传送《新华日报》和口头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1942年他用桃园结义的方法，组织了一个又一个“读书会”。为帮助参加读书会的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学习得更好些，他还教给他们读书识字的办法。不断提高他所组织和联系的许多青年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丁地平入党后，逐步成长为籍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1942年秋，分管中共籍田地区党组织和煎茶党支部工作， 直接和煎茶支部的苏吉云联系。他与党员邹玉琳、苏吉云等人在“读书会”的基础上，秘密地组织发展了“青年会”，公开的口号是“逢善不欺，逢恶不怕”。他曾对苏吉云说，“青年会不能只搞一坨，发展得越多，穷人越有力量”，“吃亏越少”。他们还在“青年会”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吸收符合条件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把籍田党组织发展到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仁寿县视高铺、老君场、二峨山一带。工作中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与党员保持联系，执行“横不越支，纵不越级”的纪律。他们吸取了中共仁华彭特区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的教训，明确规定：对党组织的负责人不予明确职称，概称负责人。1943年秋，党组织决定丁地平从农校退职回家租种田地，出任籍田第十九保副保长，以便以此身份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1944年冬，中共籍田地区党组织第二任负责人苏世沛调成都搞学运工作，上级党组织任命丁地平为中共籍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主要搞农运工作，直属中共川康特委领导。
丁地平担任籍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后，常常来往于成都、籍田，向上汇报请示工作，向下传达党的指示精神，布置任务。他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结合籍田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大胆地工作。他常说，“为了我们贫苦农民自己有地种，我甘当人民的牛。”通过努力，籍田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
1944年春末夏初，丁地平、邹玉琳、苏吉云研究决定“青年会”以籍田地区党组织为秘密领导，在以穷人青年为基本队伍的基础上，吸收些表现较好的保长、地主管家、流氓无产者参加，故意搞“灰点”，以让敌人不防备。他们首先派党员邹玉琳、苏吉云、肖良等打进国民党退伍军官廖卓云的袍哥组织“合遂同”，邹玉琳参加进去后还担任了分队长。1949年5月，国民党仁寿县地方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保警第四中队，廖卓云被任命为中队长。籍田地区地下党组织决定对廖卓云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并派党员和骨干分子打入第四中队，开展军运工作，控制其领导权。1949年10月，中共川西边临工委为配合解放战争，迎接解放，建立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下设支队。在仁寿、简阳县边境地区建立了“仁简支队”。
对籍田、刘公等乡的“仁安社”、“仁和公”等袍哥组织与地下党争夺群众的挑战，丁地平等人除主要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发展“青年会”外，亦采用“派进去”的办法，争取群众，扩大“青年会”。邹玉琳在籍田、刘公的“仁安社”里都当了副舵把子。杨奎龙在煎茶乡公所当了“师爷”(文书)，这对打击当地国民党、青年党的反共气焰起了积极作用。对此，丁地平曾说：“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红色的与别的颜色搞在一起，敌人就像得了色盲症一样，看不见我们，我们搞起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来就顺当多了。”
积极领导和支持贫苦农民抗丁抗粮，开展“二五”减租、“吃大户”等活动。1946年秋，丁地平向苏吉云等党内同志个别传达说“国民党侵占了解放区很多地方，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要发动群众多想办法抗丁抗粮”。经过党组织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后，抗丁抗粮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他们以软拖硬顶的办法，即用“无论反动派派人要丁，还是鸣锣催粮，都不予理睬。青壮年相对集中干活、住宿，武力抗拒抓壮丁。透露乡长、仓库主任等不完粮、不纳税，贪污公粮公款的底细，鼓动大家都不完粮、不纳税”，反对政府征兵、征粮，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党组织还在“青年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友保同盟会”，商定友保之间互不抓壮丁，更不能拉单丁独子，穷苦百姓的壮丁。非友保或上面派人来友保拉壮丁，友保之间就团结起来，拿起武器针锋相对作斗争。1946年秋至1947年夏，籍田地区久晴天旱，小春欠收，大春秧田龟裂，当地地主豪绅置群众死活不顾，垄断粮油市场，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粮价一日数涨，许多农民只好靠扯野菜维持生活，有的活活饿死，有的中毒身亡。丁地平面对这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心里着急，对苏吉云说“今年春荒都这么荒，夏荒更荒，不想办法，不少人要饿死!”入夏后果然如此，饥民更多。
丁地平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指示，同邹玉琳、苏吉云研究了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吃大户”斗争的办法，即由邹玉琳、苏吉云、谢怀安、谢青山、徐海山等人出面发动饥民说“与其饿死，不如打死、造死”，规定被发动的人，家里必须留一人看屋，其余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可去，各家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小孩、老人，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为防止坏人攻击我们是土匪，只准搬走大户们的粮食和枪弹，其余银钱衣服等一律不准拿。为了保护饥民的生命安全，邹玉琳化装成乞丐，亲临现场指挥，“青年会”成员悄悄地带上十来支短枪，暗暗地保护大家，万一打起来，带领大家往刘公方向退。其“吃大户”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先吃粮多枪少的地主，先集中组织吃，后分组分散吃。其口号是“大户绅粮们还我们的粮食!”“没有粮食吃的人跟我们来!”对内以“青年会”的名义组织，对外用袍哥的名义发动群众两三千人。各组协调配合，对乡警开展游击战式周旋，从1947年端午节起连续四天，打开地主钟伯川 (仓库主任)、胡遂良(反动保长)、胡万堂、何四爷、石茂林等的粮仓，共分吃粮食近千石，拯救饥民万余人。其影响所及方圆百里，帮助饥民渡过难关。
为响应中共中央1947年3月“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的号召，川康特委决定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西昌、大邑、籍田等地区进行武装暴动。川康特委领导多次同丁地平、邹玉琳研究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为加强领导，川康特委还派陈俊卿、刘丹(吕英)、苏世沛到籍田同丁地平、邹玉琳等具体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
1947年农历7月19日、20日的白天，丁地平和他的侄孙丁旭良以买粪、买漏水为名对籍田乡公所、区署、贾家祠收兵连进行了侦察。这两天晚上，起义人员到戴家湾报到，集中食宿在谢青山、徐正海、徐海山家。农历7月21日上午，刘丹、丁地平、邹玉琳作了起义的动员报告。丁地平在讲话中说“全中国快要解放，家家有地种，人人有饭吃的日子就要到来，但是国民党还很疯狂。”还说“这次在敌人盘据的四川心脏地带籍田这个地方搞武装起义，能对反动军队起绊脚石作用，减轻解放军的压力”。天黑以后，丁地平再次上街侦察，并指派党员夏天明将籍田街上有枪的地主家的门板上打上“0”的记号，以便在攻打区署、乡公所时注意，并在攻取后夺取其枪支。
这次武装起义计划规定：晚上打下籍田、煎茶，收缴枪支弹药，天亮前赶到刘公乡的哇子塘整编队伍。整编后公开打出“东山游击队”的旗帜，而后上龙泉山脉的二峨山，与另一支武装起义的队伍会合，从青神场的三峡地方渡岷江，最后将队伍带到洪雅山区打游击，迎接全国解放。同时规定：沿途只攻乡和区，不打县城，俘虏的区、乡长，只要他不反抗就不杀，令其从土豪劣绅那里为义军筹集粮款，一切军需，靠打土豪劣绅供给。委任杨奎龙担任阵地总指挥，用口哨声长、短指挥起义军进、退。
当晚半夜正式起义，300余人，60条枪参战，100余人冲进籍田街上。丁地平在冲进籍田街上时，不幸腹部受重伤。他用双手按住伤口，弯着腰艰难地前进，强忍巨痛继续指挥战斗。周楷战斗组首先攻占了区署，夺取了电话机和枪支弹药，按计划赶到了煎茶。至此，这次武装起义取得初步胜利。正当杨奎龙、龚开胜进一步扩大战果时，突然遭到由仁寿押送巨款到成都，夜宿籍田荣升旅馆的县警察队的攻击，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当即撤出战场。在战斗中，杨奎龙、龚开胜壮烈牺牲。戴万宏护送丁地平回家暂住。川康特委当即决定把丁地平转移成都治伤，派胡春浦给这支军队送去一批新装备(武器、弹药、望远镜、指南针、手电筒、毛毯、雨衣等)和3个月伙食费，还派一名懂军事的参谋李俊明协助邹玉琳把一部分起义军骨干五六十人带到洪雅一带山区。另一部分骨干二三十人由刘丹、丁地平带到资中县，由中共党员、县长游元亮负责掩护。
1947年10月初丁地平伤愈后化名苏传汀和刘丹等人 在资中修路，领导民工罢工，打击克扣民工工资伙食的工头，用“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标语作秘密宣传等办法，破坏敌人急于修通路的计划。
1947年11月底，丁地平在党关于“隐蔽”精神的指导下，经川康特委负责人批准，经其表侄何凤楼介绍，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医院工作。他先在医院护士学校管理伙食，后在重庆城内飞来寺医院门诊部当挂号员，其后不久，夏天明(中共党员)也从资中来到此医院当炊事员。
深夜，丁地平经常秘密研读《国家与革命》、《论联合政府机《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经常在一些进步青年中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活动，以讲故事的方式，借古喻今，提高一些青年的觉悟。他还经常分析国民党的报纸，从反面收集和分析出许多敌败我胜的消息，鼓励自己和进步青年向往革命曙光。他同夏天明等人一起，在医院工人中组织“互助同盟会”，以饮血酒共患难的方式团结工人，为重庆解放时保护医院财产不受敌人破坏奠定了基础。
1949年5月初，丁地平从微薄的工资中筹足了路费， 辞职回成都。几经周折找到了党组织，汇报了自己与夏天明的经历和敌情，请党组织给予指示和任务。丁地平得到党组织给予的指示和任务后，即给何凤楼发电“家兄己晤，嘱返原地工作，要求复职。”
何凤楼收到此电，感到难办。难办之处，主要不在于代为要求复职，而在于丁地平离职赴蓉不几天，国民党特务到医院要逮捕一个姓苏的共产党人。当时，医院职工、护士近百人中只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儿姓苏。因此被大家当做国民党特务的笑柄来传。但何凤楼心里明白，姓苏的共产党人就是曾化名为苏传汀现在名丁文的丁地平。当时何凤楼心里焦急不安，没有通讯地址，无法给丁地平送信报警。于是与夏天明商议决定，丁地平返渝后立即让他去长寿泰安纱厂张骥处暂避，比较安全。但5月14日抵渝的丁地平不同意何、夏二人的决定。其理由是：敌人要逮捕姓苏的共产党人，似乎尚未暴露，如果已暴露，敌人已经严密封锁，走也不易走脱，自己辞职又要求复职，刚转来又仓促离去，势必引起敌人怀疑而真暴露，而真暴露，势必危及何、夏二人安全。不料，丁地平于5月21日上午11时被敌特逮捕。敌特声称他被捕原因：远是领头搞武装暴动，近是刺探军情。因而丁地平于5月23日被押入国民党长官公署二处，受尽毒刑，临死不屈，没有片言口供。敌人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转到白公馆监押。
丁地平在狱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读书。他说：“我的学问不好……我要用心学习。”他看了《铁流》、《粮食》、《实用经济学讲话》等书，常讲故事、革命道理，并把自己的许多革命经验和《铁流》、《粮食》中的描写加以比较，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颇受难友们敬重。1949年10月，他和难友们在狱中欣悉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无比高兴，与刘国志、罗广斌等同志一起，撇开敌人监视，用黄纸剪成五角星缀在拆了绣花的红被面上，做成一面精致的五星红旗，藏在楼板下，准备迎接解放。当时，他们共同抒怀，由罗广斌执笔写了一首歌《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吧!
瞧，这就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吧!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
等到解放大军到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冲出去!”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飞到重庆，指使其特务头子毛人凤立即布置了对渣滓洞、白公馆的大屠杀计划。
1949年11月27日，丁地平壮烈牺牲，时年38岁。重庆市人民政府1950年2月批准丁地平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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