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五星红旗是一颗大星被四颗小星围绕在左上角的红旗，然而有这么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模样很特别，但所有人见到这面旗、了解背后的事迹都为之感动。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是当年被关在重庆白公馆的党员所做。这些被关在白公馆以及渣滓洞的勇士，没有牺牲在战斗中，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杀害于狱中。
珍藏于博物馆中的五星红旗
1949年9月到11月末，敌人屠杀了超过300位被关押的我党党员与进步人士。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这些烈士熬过了最黑暗的日子，却倒在了黎明到来之前。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在重庆渝中区天瑞公司召开会议，会议由刘兆丰主持。大家分析总结形势后认为，在敌人崩溃前夕，极有可能对关押于白公馆与渣滓洞的同志发动屠杀，因此“在不放弃通过个别上层人物或者个别社会关系，用贿赂和金条购买等方式营救个别被关押战友的同时，还应积极做好准备，采用里应外合的方法进行劫狱”。
渣滓洞监狱内部
1949年9月，上级向重庆地下党传达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同时传达了尽全力营救被关押同志的要求，必要时候可以花钱买。具体营救任务有特委委员林向北负责。
林向北起初一筹莫展，一时难以入手。但手下的徐荣恒告诉他，自己的中学老师贾佐在重庆交通警备旅第一中队做中队长，更重要的是贾佐也曾是党员，但后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得知这一情报，林向北决定打入一中队。虽然贾佐很配合，但由于一中队是个肥差，无数眼光聚焦于此，贾佐过去的经历也招来许多非议，为了安全，贾佐不得不离开重庆。
江姐原型江竹筠
失去贾佐这条路径后，林向北没有放弃，利用警备旅招兵的机会安排了几名同志进去，然而由于警备旅一名教官见过打入的地下党，导致几名同志无法继续潜伏。仅剩的两人处在不重要的岗位，无法救援。而之后对渣滓洞附近兵工厂保卫部队的渗透，也因为该部队被调往前线而流产。
眼见潜伏不成，林向北决定策反重庆的“反共保民军”第一师师长廖开孝，林向北让蒋仁风与之接触。虽然廖开孝愿意配合接管城市，却借口他的部队没有战斗力，拒绝营救被关押人员。而之后在接触了当地各路要员后，要么因为逃离重庆，要么因为资金不够，无法实施救援。
这边积极营救，监狱内的同志也在努力自救。他们先后策反了渣滓洞狱医刘石仁，看守黄茂才，警卫连连长邬志声，白公馆看守杨钦典。他们都是在了解被关押的都是一些爱国志士后，要么同情要么钦佩，有的出于良知，有的是眼见敌人即将倒台，为自己过去的恶行赎罪。他们有的帮助被关押人员改善条件，有的帮助传递信息。但因种种原因，仅有被关押在白公馆的19名同志在杨钦典帮助下逃离监狱。
当日逃脱的人员里包括小说《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外面的营救人员眼见无法通过打入内部营救，只好决定武装劫狱。但第一次劫狱因准备不足以失败告终。11月14日，敌人在大坪公开枪杀王朴等10名同志。狱中的胡其芬化名“吉祥”，通过黄茂才向外界传递了一封信。沙滋区工作组负责人收到信后决定单独救援，遂抓紧准备武器，招募人员，并准备50两黄金作为经费。然而还没等行动开始，敌人便提前下手，杀害了所有同志。
后来据车耀先的女儿车育英描述“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此时车育英才知道，自己的父亲也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
难能可贵的是，在胡其芬向外传递的书信中，里面包括了狱中人员向组织提出的建议：“(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即“狱中八条”。这些建议是烈士们在长期与敌人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狱中，自己同志的叛变给大家带来巨大打击。
由罗广斌手书的包括“狱中八条”的信件原文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烈士们所经历的的折磨，但他们即使身陷囹圄仍坚持信念，敢于斗争，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依然奋战不止。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一个他们没来得及看到的崭新中国！烈士纪念日，向英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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