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段宇宏
“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與概念，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之一。此前若有人提及這類口號，可能會收穫嘲笑和謾罵；大革命過後，這種價值觀逐漸輻射到全球，被全人類認可。大革命發表的綱領性文件《人權宣言》所宣揚的政治、經濟、法律觀點，今天也幾乎被所有國家認同，寫進自己的憲法。可以這麼說，今天的世界仍然生活在法國大革命的政治與思想遺產中。
如果說全世界舊有的生產、管理和生活方式，是從工業革命開始發生劇變的，那麼毫無疑問，舊有的政治和思想模式被顛覆，可以從法國大革命算起。230年前法國那場大革命，獲得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讚頌，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也備受推崇。
大革命始終為中外研究關注的熱點，關於它如何起源，怎麼給它定性，眾說紛紜，是頗具爭議的話題。過去，這個問題的敘述與解讀不免受到西方左的和右的立場影響，被打上濃厚的意識形態烙印。比如將大革命的生髮簡單歸功於啟蒙思想家的影響，過度誇大他們起到的作用，實則參與大革命進程的精英和群眾裡，讀過他們著作的人鳳毛麟角；或者將大革命的爆發單純總結為國王遭受群眾痛恨，實則國王在革命爆發後曾被群眾推崇為“改革明星”。
隨著近年研究的深入和細緻，技術性分析逐漸取代意識形態解讀，單線條的傳統敘事與解讀受到質疑，研究成果為人們提供了更廣的全景、更精準的視角。經濟與財政危機、統治精英分裂、精英對群眾情緒失去控制，共同促成大革命發生，這樣的解讀模式日益受到西方學界認可。
危機：天災與財稅困境
歷史演進的連鎖效應居然如此詭譎。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戰爭”相當於一場工業時代前的世界大戰，從英國、法國、西班牙、普魯士到俄羅斯，幾乎所有歐洲列強都被捲入這場戰爭。戰事主要集中在歐洲和北美，但是衝突波及到非洲、南美、印度和菲律賓。七年戰爭的結局，英國成為最大贏家，作為歐洲大陸強國的法蘭西卻遭受奇恥大辱。法國被迫將整個加拿大全部讓給英國，將印度大部分地方拱手讓出，僅剩幾個據點。
湊巧的是1775年北美十三州發生了獨立戰爭，法國一直想報仇雪恥，這下終於尋到機會。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傾盡國力支持北美大陸軍，給他們送去大量槍支彈藥和糧草物資，還有鉅額的軍費金錢，甚至法國海軍親自上陣幫忙作戰，並在全球牽制英國軍事力量。可以說美國獨立戰爭獲得最終勝利，離不開法國的鼎力資助。
戰爭是最燒錢的機器，美國獨立戰爭使英國和法國都背上了數目大致相同的鉅額債務。英國自光榮革命後建立了更為透明高效的公共財政體系，主權信用良好，借款利率低，國家發行的戰爭公債受到市場青睞，所以未給本國財政和經濟造成太大沖擊。
法國為君主專制政體，財稅制度混亂，主權信用差，借款利率是英國的兩倍。為了抗衡英國的海上力量，路易十六投入龐大的資金建設海軍。這兩大項支出掏空法國國庫，債務負擔沉重，導致國家財政走向破產。
大革命前9年時間，法國只有3年是普遍豐收之年，其餘年份都遭遇了大規模天災。
英法兩國的地主、農民的生產模式與經濟觀念大不相同。英國經濟比較放任自由，市場經濟發達，農業與商業關聯緊密，因此鄉紳和農民具有強烈的商業意識，把農場當作企業經營，為市場從事農業生產，喜歡探索，敢於創新，管理水平先進，生產效率高。
法國存在很多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因素：直接稅多，經營農商負擔沉重；從國家到有權勢者紛紛設置關卡收取過路費；存在很多官方特許經營的領域，造成了腐敗和尋租；特權階層有諸多稅務特權，造成國家稅收流失和嚴重社會不公。
從法國東北部的孔泰地區，通過索恩河運送貨物到地中海出售，沿途要在36個關卡交費；沿海城市從國外進口商品，比從法國內地購買更便宜。這些因素導致農業與商業的關聯度低，地主和農民習慣靠天吃飯，滿足於自給自足，生產效率低，對於市場活動興趣淡漠。
農業生產和商品運輸成本高，無利可圖，民間對投資農業和商業的興趣不大。法國經濟抗擊天災能力低下，一鬧災害就有大量農民破產，手工業者失業，糧食價格暴漲。這對法國的財政危機來說無疑雪上加霜，因為天災致使稅收下跌，而稅收很大一部分要用於還債。
天災和財稅困境導致法國舊有體制面臨危機，已經難以維繫下去。國王路易十六最核心的官員、財政總監卡隆彙報說，在這種情況下提高稅收不可行，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帶來社會動盪，不停地舉債也不是辦法，建議用非常規手段，徹底推行財稅改革，糾正一切弊端。
卡隆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取消不合理的幾種稅收，取締特權階層的稅務特權；針對土地擁有者徵收“領土稅”，所有業主都不能豁免，同時開徵印花稅；優化王室領地的管理和經營，提高王室收入；取消國內關稅壁壘以刺激經濟發展；在部分地區推行以納稅代替徭役政策。
這些整改措施如果能落實，估計財政收入會大幅度增加，但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遠水難解近渴，必須繼續發行新的國債來為改革爭取時間。為了提升人們對新國債的信心，卡隆建議需要在政治上有些舉措，爭取更多人支持改革和發行國債。
依據法國的慣例，政治舉措無非有兩個選擇。第一個是召開三級會議，三級是指教士、貴族和平民（那個時代的平民是指法律、文化、商業領域的中產精英，而非指普羅大眾）三個等級。通常國家遇到重大危機，國王尋求支援的時候才召開。卡隆認為三級會議的代表尤其是平民代表，一向自詡為大眾代言人，不好對付，難以控制，有可能導致議程失控。第二個選擇就是召開“顯貴會議”，代表都是達官貴人，由國王提名。卡隆認為顯貴代表經過精挑細選，可以配合王國政府支持改革方案和發行國債，幫助渡過難關。
大革命之後頭兩年，國王仍然深受愛戴，革命派讚賞他願意放棄專制權力，是開明的偉大君主。
國王路易十六同意了改革計劃，也批准在1787年2月22日召開顯貴會議。144個被提名代表中，有眾多的公爵、將軍、省區長官、高等法院法官、大城市市長、高級教士等人，其中沒有貴族身份的只有不到10個人。卡隆萬萬沒想到，他打錯了算盤，在財政和經濟危機中又激發了政治危機。
崩潰：統治精英分裂癱瘓體制
公平地說，財政總監卡隆代表國王推出的改革舉措經過很多專家評估和修改，算是個優秀的方案。但卡隆這些年在政壇上樹敵太多，而他的很多敵人恰好都來參會了，紛紛把矛頭對準他個人。很多顯貴對國王和體制頗有微詞，認為危機的到來跟國王諸多不明智決策有關，跟財政缺乏透明有關，希望效法英國對國王的權力做出約束。當然有貴族和教士也想借此機會從國王那裡獲得更多權益。另外，徵收領土稅涉及到第一和第二等級的利益，破除利益集團是推行改革最艱難的環節。上述因素疊加在一起，雙方爭吵不休。
卡隆和顯貴們互相指責對方阻撓改革進程，關係越來越對立。顯貴會議是秘密召開，但對立情緒使雙方都想借公眾輿論壓倒對方，競相對外悄悄透露消息，鬧得社會上沸沸揚揚，小道消息滿天飛。因為顯貴們人數眾多，流傳出去的抨擊卡隆的消息偏多。
顯貴代表們一方面向國王提出了公佈財務賬本和強化對國王財務監管的要求；一方面不願為稅改方案背鍋，但又不想直接對抗支持財稅改革的國王。他們乾脆聲稱，自己無權批准徵收新稅改方案，這個權力屬於三級會議。顯貴們內心盤算，三級會議是限制王權最好的工具。
有趣的是，卡隆的前任財政總監內克也在到處抨擊卡隆。內克人緣不錯，大家都讚揚他在任時經歷了美國獨立戰爭後，國家財政略有盈餘，現在的糟糕情況應該由卡隆負責，其實內克在任時也主要靠借債才維持下去。路易十六起初非常支持卡隆，還把幾個極力反對卡隆的官員免職，但看顯貴們怨氣大，跟卡隆對立情緒重，國王也氣餒了，感覺換個人緣好點的財政總監，也許事情就順利辦妥了，無奈地宣佈把卡隆免職。
1787年5月28日，顯貴會議無果而終，召開三級會議的呼聲傳到社會上受到廣泛支持，逐漸把社會各界和公眾都捲入到改革議程中來。但國王還是要盡力避免召開三級會議，一來擔心失控，二來召開三級會議相當於宣示國家遇到了重大危機，影響國王的形象。
路易十六想了個辦法，任命口碑不錯的主教布里耶納當財政總監、繼續主持改革，並試圖通過高等法院程序直接使改革方案生效，這樣就可以不用召開三級會議了。結果，法官們受到社會輿論影響，公然跟國王對抗，表示這是不合法的，只有三級會議才能批准稅改。路易十六一氣之下放逐了幾個激烈抗命的法官，在全國一些地方引起抗議和騷亂，不過也未遭遇大麻煩，不久就平息下去。
布里耶納認為他只要靠著自己的個人魄力，改革方案早晚能取得成功。恰好在當年年底，他籌到一筆錢款，暫時緩解了財政狀況。第二年，政府總共有2億多債務到期，如果當年稅收有保證，可以勉強預支來還債。1788年7月份，一場風暴襲擊法國北部，大量人畜死亡，上千平方公里的莊稼毀滅，全國其他地區又普遍鬧旱災，損失巨大。這一年的稅收計劃泡湯，債務違約已成定局，布里耶納接到通知，國庫已經空了。
喪失償債能力，從銀行家那裡更難借到錢，布里耶納絕望之下終於說服路易十六決定召開三級開議，日期定在1789年5月。國庫停止支付債務，市場一片恐慌，國債大幅度貶值，出現銀行擠兌現象。8月份布里耶納辭職。路易十六又寄望於大家都讚揚的內克，請他再次出馬擔任財政總監。
布里耶納辭職和決定召開三級會議那一刻，舊制度已經癱瘓。此前法國曆史上只召開過兩次三級會議，第一次在1305年，第二次在1614年。以前兩次三級會議，教士和貴族的議席佔絕對優勢，但時過境遷，這次三級會議規模擴大，第三等級在人數和氣勢上都佔了上風。
1789年5月5日，凡爾賽宮隆重舉辦三級會議開幕典禮。全國推選出來的三級會議代表共1200名，第一和第二等級各有300名；第三等級代表600名，大多數是律師、公證人、法官和中低級官員，工商業代表只有90多人。從第三等級代表的職業構成可以看出，很多人口才出眾，精通文案，熟悉法律，不好對付。
雖然第一和第二等級總人數與第三等級旗鼓相當，但他們內部意見分歧較大，尤其貴族階層的政治見解雜亂無章，唯一達成共識的是大家都願意放棄稅務特權。他們天真地以為，實現稅務平等可以促使第三等級代表與他們合作推進改革。前兩個等級多數代表堅持三個原則：1.與第三個等級分開商議，也就是各開各的會；2.有權審查第三等級代表的資格；3.主張會議決定按等級計票，因為如果按照人頭計票，他們處於劣勢。
結果第一和第二等級都想錯了，他們想改國王的革，第三等級也想改他們的革。他們釋放出完全不能控制的強大力量，拉開政治大風暴的序幕。
麻煩很快來臨，前兩個等級代表發現第三等級代表根本不買他們的賬。第三等級代表以全國人民代表自居，自稱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也比較團結。首先，不接受前兩個等級代表審查他們的代表資格；其次，不認可前兩個等級代表有任何特權，要求合併開會；第三，堅決主張按人頭計票。第三等級代表對前兩個等級代表擺出了這樣的姿態：加入我們，與我們合作，除此之外其他一概免談。
兩邊爭執不休，使會議陷入了僵局，第三等級代表終於不耐煩了，乾脆宣佈自己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國民議會”，他們發通牒給前兩個等級：“如果你們不參加我們，我們就單獨行動。”第三等級的會場對公眾開放，允許群眾圍觀，他們的意見很快得到社會輿論響應。
路易十六曾經到現場搞過一次和稀泥的調解，要求三個等級合作，遵守開會規則，但第三等級還是不買賬。巴黎的群眾聚集起來衝到王宮向國王請願，要求三個等級合併開會，答應第三等級的條件。第一和第二等級的一部分代表看見對方的輿論聲勢如此強大，開始動搖了，陸陸續續叛變到國民議會那邊去。
直到6月27日，國王眼見第三等級態度堅決，社會公眾熱情萬丈，他也妥協了，給第一和第二等級會議主席寫信，要求他們加入國民議會。消息傳開以後，巴黎和凡爾賽都舉行了盛大群眾慶祝活動，國王出現在王宮露臺上時，群眾向他發出排山倒海的歡呼聲。
三級會議就這樣無果而終，變成了單一的國民議會。誰都沒想到，大革命洪流的閘門緩緩打開了。
革命：失控的激進政治“狂歡節”
國民議會召開之際，法國處於自然災害和經濟危機的夾逼之中，失業人員增多，物價一路上揚，各地皆爆發小規模的抗議和騷亂。社會矛盾深重的時刻，國民議會正好提供了大眾政治舞臺，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政治參與大爆炸，群眾運動與政治激進主義齊頭並進，互相推動。
內克上任後，解除了政治俱樂部禁令，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加劇了政治的黨派化進程。哪個人哪一派要是呼應了多數群眾的要求，就會得到歡呼，也使得他們會出臺更討好群眾的政策；反過來，哪個人哪一派要是沒這麼辦，就遭到謾罵甚至被群眾圍攻；如果某一方觀點只得到一部分群眾支持，另一部分群眾反對，就看哪邊人數多聲勢大。當時的情況就像政治狂歡節，實際上很多群眾行為並沒有什麼明確政治目的，就是有人一吆喝，聽起來覺得不錯就一窩蜂擁上去，同時也可以藉機發洩不滿。
第一和第二等級很快發現自己對第三等級失控，緊接著第三等級以及國民議會發現，他們對群眾也失控了。前兩個等級面對社會騷動開始感到害怕，路易十六內心當然也害怕看到亂局，但公開表態時沒有立場，態度含糊，想討好所有人，毫無決斷力。對方做得過分時，國王會稍加嚴辭拒絕，對方若打著國家和人民的名義堅持己見，國王又趕緊妥協讓步。當然，因為手頭沒錢，國王也沒有底氣，事態就這麼惡性循環下去。
財政總監內克為了維持“老好人”形象，更是不斷迎合大家。有趣的是，正因為國王持一個和稀泥態度，儘管當時第三等級和社會輿論對貴族、教士批評猛烈，但他們都很愛戴國王，認為他是改革的最大支持者，是最牽掛大眾福音的人。
財政困難與詭異政治氛圍導致巴黎的軍隊紀律渙散、士氣低落，不但維持不了秩序，還頻繁發生兵變和叛亂。6月30日發生了一次很大的騷亂，4000多群眾衝擊了塞納河邊一座監獄，然後舉行了一次歡樂的慶典。在大臣們一再催促之下，國王同意從外省調來軍隊以防不測。王后尤其對內克充滿抱怨，敦促國王將他解職。
進入7月份，糧食價格漲到140多年以來最高點，社會上怨聲載道。脾氣暴躁的巴黎群眾聽說內克被解職後情緒激動，聚集起來燒燬眾多收稅關卡。他們還衝擊一家修道院，發現那裡儲存著大量糧食。群眾對教會的仇恨加深，將之視為舊體制的代表，把修道院洗劫一空。
緊接著，群眾衝到巴黎榮軍院，在那裡找到大炮和武器，去圍攻高大堅固的國家監獄巴士底獄。當他們欲強行衝進監獄內庭時，守衛部隊慌張開槍，打死100多人。隨後一群叛變的近衛軍加入群眾當中，還拖來了大炮，守軍司令看這架勢，感覺擋不住，決定投降。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攻佔巴士底獄事件，發生在7月14日，標誌著法國大革命正式爆發。1879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把這天定為國慶日，沿用至今。
當時國民議會還在開會，代表們呼籲國王撤回從外省調來的軍隊。起初國王拒絕了，但陸軍大臣勸告國王，也許軍隊現在靠不住。國王個性軟弱，聽完又妥協了，第二天下午親自跑到議會宣佈，自己將解散駐紮在巴黎城外的軍隊。全場一片歡呼萬歲，代表們親自護送國王回宮。
食物不斷漲價致使鬧大饑荒的流言四起，騷亂和暴力行為越來越多，巴士底獄守軍司令、巴黎市長接連被群眾砍頭。巴黎言論中，四處充斥著“私刑”和“掛路燈”等暴戾字眼，越來越多的大臣和有產者因為恐懼而逃離。不過，王公貴族和大臣一旦逃跑且被群眾逮到，就會掉腦袋。
到這個時候，國家權力轉移到了國民議會手中，推出一個又一個改革方案。國民議會的有些方案有進步意義，比如廢除什一稅、取消貴族與教士全部特權。接下來推出的制憲會議，貴族和教士在裡面都沒有了席位；8月份發佈《人權宣言》，國王順從地在上面簽了字。
大革命之後頭兩年，國王仍然深受愛戴，革命派讚賞他願意放棄專制權力，是開明的偉大君主。路易十六民意支持度很高，名義上受到擁戴，實際上變成了囚犯或傀儡，他對於國民議會的決定只有簽字的權力。群眾有什麼要求，動輒直接衝進王宮找國王，時不時與王宮守衛發生肢體衝突，國王夫婦過著膽戰心驚的生活。形勢如脫韁野馬，政治激進主義根本剎不住車。國民議會為解決財政危機而宣佈沒收教會財產，大量關閉修道院。這些舉措過於極端，因為巴黎之外廣大農民們仍然是虔誠的教徒，這導致法國的撕裂，為隨後的內戰埋下伏筆。
路易十六本人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時局發展令他如坐針氈，變得日益焦慮和恐懼。1791年6月，他在王后一再催促下終於決定帶著全家逃到國外。國王一家的逃亡沒有成功，遭到攔截之後被押送回巴黎。出逃事件致使國王聲望急速下跌，只能被迫繼續充當傀儡，3個月後無奈地簽字批准新憲法，君主制在1792年被廢除。1793年1月，國民議會判處路易十六死刑，把他送上斷頭臺。
國王被處決後的法國政治，徹底進入一個狂暴模式。內戰、外戰、大規模處決此起彼伏，先後經歷了立憲君主派統治、吉倫特派統治、雅各賓派專政，直到熱月政變建立了督政府，才基本告別了恐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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