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中國知道他名字的人，依然很少很少。
他志氣高昂，是第一個投身病毒研究的中國人。
是將日本全國無比尊崇的醫學家野口英世徹底打敗的堅韌鬥士。
他死後，中國用他研究的方法消滅天花，比世界早整整16年。
當諾爾貝獎離他只有一步之遙時，他卻早已被歷史的灰塵掩埋。這個人，就是湯飛凡…——度公子
2003年年初，
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
將我們捲入一場恐慌的記憶。
全國除7省未發現SARS疫情，
其他省份均有臨床病例。
世衛組織宣佈北京為SARS疫區
非典一時成了人們的噩夢，
成為中國人不敢觸碰的禁區。
有專家預言：
由於SARS的特殊性，
疫苗研製至少需要3年時間。
一位多年在衛生部門工作的老幹部，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禁不住感嘆道：
湯飛凡若在，何至於此！
湯飛凡何許人也？
為何能在性命攸關的時刻被人記起？
今天度公子就來講講這個
逐漸被我們遺忘在歷史角落的傳奇。
1897年，湖南大旱，
“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餓斃自盡者。”
7月23號湯飛凡就降生在這樣的環境。
湯家在當地也算是望族，
但到湯飛凡出生的時候，
家道卻已中落，
父親不得已設館維持生計。
年幼的湯飛凡，
勤奮好學且意志堅毅，
12歲入長沙城南小學堂，
3年後畢業就追隨二哥，
考入甲種工業學校。
雖然學工，但從小目睹家鄉父老貧病交加的他，卻一直有懸壺濟世的理想。
直到2年後他發現了契機，湘雅醫學院成立，湯飛凡二話不說退學學醫，成為湘雅醫學院首屆學生。
7年寒窗，面對醫學院極高的淘汰率，畢業時僅剩10人，湯飛凡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紀20年代恰是病毒學的拓荒年代，日本和歐美相繼發現重要的病原菌。
年輕氣盛的湯飛凡揚言：“日本能出東方的寇霍，中國為什麼不能出東方的巴斯德？”
彼時巴德斯和寇霍是細菌學和傳染病學的天驕，寇霍的學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被稱為“東方寇霍”。
湯飛凡立志要研究細菌學和傳染病，所以當他的同學邀請他一道開業行醫時。
他斷然拒絕：“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
剛畢業他便獲得哈佛醫學院獎學金，赴美深造，他更是第一個投身病毒學研究的中國人。
3年轉瞬即逝，導師看中他的才華，極力挽留他在美國，優厚的生活條件，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吸引住了湯飛凡的心。
但沒想到國內的一封來信
讓他毅然決定離開哈佛，
寫信的是他的老師顏福慶，
信中沒有天花亂墜的許諾，
只如實列出中國醫學院的困境
和對學生的殷切希望，
正是這種開誠佈公，
讓湯飛凡當即決定回國。
剛回到上海的他在草創實驗室
能夠按照自己心意開展研究後，
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
重複日本人野口英世的實驗。
野口英世當時宣稱
發現了沙眼的病原體—顆粒桿菌。
野口英世
今天的人們對沙眼已經陌生，
可在當時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
中國沙眼發病率55%，
偏遠農村更是十人九沙。
因此你可以想象當時野口宣佈
發現沙眼病原體是轟動世界的大事。
但湯飛凡對此卻表示懷疑，
他選出了24個症狀典型的病例，
嚴格按野口的論文分離細菌，
7個月的實驗，
用分離出的桿菌接種家兔和猴子，
卻沒有產生沙眼症狀。
這一下子激怒了引以為傲的日本人，
湯飛凡瞬間置身風口浪尖，
但他卻並未為世俗所累，
反而又潛心研究3年，
甚至把顆粒桿菌接種到自己眼中，
最終證明該桿菌確無致病性。
1935年湯飛凡發表論文，
獲得國際同行的極大認同，
日本人無話可說，
野口就此從日本教科書裡消失。
1979年，
渡邊淳一完成鉅著《遙遠的落日》，
重新發現野口，並給予極高的尊重，
卻隻字未提日本教材曾刪除野口，
使他難以啟齒的正是一箇中國人，
一個讓日本人打心底佩服的中國人。
2年後從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
進修歸來的湯飛凡，
本想繼續研究沙眼病原體，
但這次七七事變爆發，
8年戰亂他本可躲在租界繼續搞研究，
一個一直在象牙塔裡的知識分子，
手無縛雞之力，人們也不苛求他做什麼，
但湯飛凡卻跑到一線的救護站，
離火線僅有幾百米。
“不是命運，
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身材小，炮火打不中我，
我最適合做這個。”
上海淪陷，山河破碎，
湯飛凡已無心研究，
此時英國又對他發出邀請，
到英國繼續研究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但顏福慶，這次又改變了他的人生。
醫學泰斗顏福慶
戰爭期間瘟疫猖獗，
需重建中央防疫處，
此重任非湯飛凡莫屬。
短短几年時間，
中央防疫處從一窮二白，
到研製出國產青黴素挽救無數國人生命，
再到牛痘苗撲滅流行天花，
狂犬疫苗、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
湯飛凡成了快速研製疫苗的代名詞。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自然》雜誌上驚異於湯飛凡在簡樸的環境中製造疫苗
連盟軍都拋棄印度疫苗，指明中央防疫處供應，世界也第一次知道中國有個中央防疫處NEPB。
中央防疫處
到1954年，一切的風起雲湧漸漸平息，
湯飛凡再次拾起他未完成的夢：
分離沙眼病原體。
這是他中斷了近20年的事情，
也是他的畢生之役，
心中的衝動再也按捺不住。
眼科主任張曉樓答應得十分痛快，
條件只有一個，項目兩人合作。
張曉樓
花了整整一年，
每週和助手在門診工作半天
採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樣品，
同時用恆河猴
建立世界第一例沙眼動物模型。
但經過1年的分離，
採用當時各種病毒分離技術，
無一成功。
失敗的情緒在所裡蔓延，
畢竟過去70多年，
全世界科學家進行的研究，
也同樣無一成功。
湯飛凡意識到：
不能再重複別人的病毒分離方法，
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1955年採用雞卵黃囊分離的第8次試驗，
終於獲得了成功。
20多年的心願終於實現，
他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
第一個中國人，
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箇中國人，
而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興沖沖趕來的張曉樓建議馬上發表，
不能被別人搶在前頭，
但有了野口的前車之鑑，
湯飛凡決定待進一步確認後再發。
為了進一步確定所分離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體，1958年元旦，湯飛凡命助手私下將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
冒著失明的危險，在其後40天內堅持不做治療，眼睛紅腫得讓人心疼，卻收集了可靠的臨床資料，徹底解決了70餘年關於沙眼病原的爭論。
湯飛凡的發現，讓人們準確找到了沙眼治療的藥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驚人的速度減少。
以上海為例，1959年沙眼發病率為84%，兩年以後降到5.4%。
1970年，國際上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於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是名符其實的衣原體之父。
英國著名李約瑟博士曾評論湯飛凡說：在中國，他將永遠不會被忘記！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
因為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鑑定中的傑出貢獻，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希望能夠得到湯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最高榮譽屬於湯飛凡，
可是IOAT不知道，
他們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學者，
被以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早已不在人世了。
就在發現沙眼病原體的1958年，
拔白旗運動興起，
短短几天時間，
他受到各種不應有的批判和侮辱。
萬念俱灰的他於1958年9月30日凌晨
在家中自盡。
湯飛凡死後，
中國沙眼病毒的基礎研究漸漸終止，
與湯飛凡合作的張曉樓
“理所當然”地包攬了各種榮譽，
其中還包括湯飛凡在自己眼裡
做人體試驗而發表的那篇論文。
人民畫報上是張曉樓燦爛的笑容。
報刊上一篇篇地介紹這位沙眼病毒發現者的先進事蹟。
寫論文時引用當年的論文，他居然還把第一作者湯飛凡免去。
1981年5月全法眼科學大會上，
本應由湯飛凡學生王克乾代領的獎章，
張曉樓滿面春風地領去。
他還複製了兩枚鍍金獎章，
一枚留給自己，一枚交給湯家，
原件上交衛生部，一個“圓滿”的結局。
沒人知道湯飛凡是誰，
人們歌頌的英雄叫張曉樓。
湯飛凡的妻子和學生們怒了，
他們一開始就要求相關部門澄清，
但沒有得到回應，
妻子何璉於1986年寫信到IOAT，
要求一個公正。
王克乾
四個月後IOAT回信：沙眼金質獎章是授予湯飛凡的，為了澄清起見， IOAT將複製一枚新的獎章，舊獎章自動作廢。新獎章只刻了一個名字：湯飛凡。
但湯家除了新獎章外，依舊保存那枚私自複製的舊獎章，作為近代中國科學史上一大丑聞的見證。
1992年，國家發行中國現代科學家郵票，裡面終於出現了湯飛凡。
湯飛凡和野口英世，
兩人在科學上的造詣不相上下。
然而野口英世經渡邊淳一重新發現，
成了日本的國寶，
他在紐約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遊的聖地，
新版日圓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頭像。
而湯飛凡在中國
除了衛生系統一些老人外
幾乎無人知曉。
離我們遠去的除了時間，
還有一種東西叫：魂魄。
回望浩蕩的歷史，
我們不該遺忘他的姓名。
因為一個偉大的民族，
從不忘記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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