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隨筆:儒風醇厚的武威(七):書城不夜,人文化成


文化隨筆:儒風醇厚的武威(七):書城不夜,人文化成

(庚)聚精揚紀,人文化成

“苟行知有虧,雖讀書何益”。

清朝時,武威讀書之風的大興,與武威人抬舉武威人有極大的關係。有了康熙皇帝發來的校訓,有了潘挹奎、尹世阿、張澎、張美如、陳世鎔等這樣一大批致力於儒學,致力於扶攜後學的前輩們,那進士榜上武威人的名字就越來越多了。

一個人,本事再大,但沒有貴人提攜與幫助,成功之路上就會經受更多的磨難,甚至懷才不遇,折戟沉沙,半途而廢。對寒窗學子的抬愛,就是對地方文化的抬愛。至清末,武威文廟之大,不僅僅是規模體系之大,“數遍三隴無出其右”,更是武威文化人格之大,儒風格局之大也。“涼州府學”一時享譽全國,就因為府學裡不斷向外傳播著於人為善的大愛之風。武威文廟的聲望,自然水漲船高,安享著來自各方面的感恩之詞。

武威人的感恩之風,不樹則罷,一樹,就高得令人聳肩,令人仰望。從“士風壯猛”,轉變到漢朝的“臣屬漢故”, 晉朝的“勤王仕晉”,是一種對國家的大忠誠,大感恩。你只要對他好,他會記你一輩子。即便一個小郎中,看好了病,病人都要給大夫送幅“妙手回春”的旌旗,以示感恩。某個社會賢達、商人捐助辦學,扶貧濟困,為社會做了有益的事,官府也會給他送一塊匾,高掛中堂,讓恩德永在。清朝時的武威文人,更懂得感恩,懂得敬重師門。他們的血性中,瞧不起那些文人相輕者,看不起那些文官撤臺者。他們知道,當一個地方文人相輕、文官撤臺的臭毛病成為常態,或死灰復燃,變成圈子文化時,那一個地方的人文精神,就自毀長城,窩裡壞了。這樣的環境下,出不了大氣的文人,養不出城市精神,即便出一兩個,甚至得到官府首肯,亦會被圈子文化擠兌掉,或者,自己拿起石頭,磨掉自己的稜角,自己的意志。

李銘漢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他一直銘記著三個貴人在他人生低谷、科考落榜時對他的相助。後來,陳世鎔辭官歸裡,遇戰亂,無以為家,輾轉至西安,寄信召見李、王二子,李見信即冒雪疾往,王則遲不動身。陳世鎔見到李銘漢後,感慨稱讚他學行第一、德行亦第一。幾年後,陳世鎔致李銘漢《答涼州李雲章書》,對他感恩師門、志向高遠、學不厭倦的品德大加稱讚。李銘漢感恩,不是送酒,送錢,送匾,而是傾其所有,拯救恩人們的學術成就。尹世阿死後,他傾力收購了尹世阿後裔瀕臨失散的大量珍貴圖書,對清代武威古籍的保護、傳承厥功尤懋。他保護的林則徐題記的陳世鎔《求志居詩稿》稿本,張澍手批、章太炎手校的《潘挹奎文稿》稿本,經子孫代代相傳,最終獻給國家,成了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珍品。

李銘漢的感恩,更體現在一生關心民瘼上。學者胡景桂為朝廷疏薦隴右耆儒三人,李銘漢即為其中之一,加國子監學正銜。同治十三年(1874年),湖南安化舉人龍錫慶代理涼州知府時,數訪李銘漢諮商政事,於地方興革多所贊畫,尤大者為豁免水衝地糧及議除更名糧事。涼州六渠水源皆出南山,水勢湍急,傍河田畝,年有沖決,鄉民屢次申訴水衝地皆以鬥石計,官方要求必須以頃畝折算。官員不懂折算方法,積數十年不得解決。李銘漢就從吏員中選熟悉珠算的人,親手教以開方算式,數十年的難題數月即完成。又取乾隆年間舊冊核對,數字完全符合。龍知府盡將嘉慶年間以來衝沒的數字上報。道光八年九月湊戶部批文稱:“武威縣屬沙壓水衝地177頃2畝,應納正耗倉糧764石8鬥,悉予豁除。”

倘若李銘漢忘恩負義,那他的一切文化成就,就會被人品所抵銷。

而清朝時的武威人,對文化的感恩,集中體現在給武威文廟送各種精神的牌匾上。能在供奉孔子的文廟掛起自己送的匾,即是對母校的懷戀,恩師的感念,儒學的傳承,更是一種自己功成名就的榮耀。所以,送匾者無不追求匾牌的精美,文書的形勝與藝佳。武威文廟桂籍殿捲棚下,就成了掛放各種牌匾的最好地方。

從清康熙五十七年開始,直到民國十二年的二百多年間,武威文廟陸陸續續接受了文人們送來的數不清的牌匾。限於桂籍殿捲棚地方小的限制,能掛出來展示的,只有44塊精美牌匾。這44塊牌匾,使得武威文廟的文化品味大增,放之全國也實屬罕見。“書城不夜”,成了武威儒風盛行的標牌,武威城獨有的驕傲。邑人曾國瑛書的“文明長晝”,把武威的文明景象貫通了時空。甘肅按察使劉大懿題的“聚精揚紀”,把武威文人與文官的精神推向了歷史的高度。還有,兵部侍郎牛鑑書的“天下文明”;全國著名書畫家、邑人張美如書的“雲漢天章”;邑人趙永年書的“貴相太常”;邑人王三益書的“人文化成”;等等。無不用感恩之心對武威的儒風給予了高度評價。既反映了武威文化的昌盛,又積累了件件藝術珍品。其中,“聚精揚紀”、“書城不夜”兩塊被列為“中華名匾”,更是武威名匾增色不少。文廟,從此又多了一道吸引眾多遊人目光的亮麗風景。

但在我的眼中,那些高掛在桂籍殿捲棚下的牌匾,不僅僅是一塊塊精美的藝術珍品,而是高掛著一個時代武威人的一顆顆感恩之心。而這些牌匾,如果我們細心挖掘,每一塊牌匾的後面,都有一個感動人心的人文故事。相信,那些鮮活的人文故事,所散發出的文化價值會遠遠超越牌匾的藝術本身。

這麼多年裡,我所見到的文章,都是把這些牌匾當作了對武威文廟的讚譽,卻把表達武威人“崇文尚德”、“尊師重教”的感恩之心,晾到了一邊。為什麼全國文廟那麼多,獨武威文廟有眾多的精美牌匾高懸?就因武威人的感恩之心更重,表達方式特別。當一個地方感恩之風盛行時,就標誌著這個地方“貴相太常”已成常態,“天下文明”已成價值,“聚精揚紀”已成精神,“人文化成”已成俗風,“書城不夜”已成景象。讀書人進了文廟,仰望著這些精典牌匾,讀著感人的人文故事,便不會忘了前人走過的路,吃過的苦,便會自覺抗起文化人格的大旗,傳承人格的力量,把“崇文尚德”的人文精神傳下去。這才是武威城的文化底蘊,武威城的文化人格,武威城的文化魅力。

這魅力,才是這座城市真正的魂,真正的根。根是不會被搖倒的。所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四月二十三日凌晨,發生在武威的那場毀滅性大地震中,武威城24座城門樓子中的23座全部震塌;城內大雲寺、羅什寺、清應寺及城外百塔寺、蓮花寺、金塔寺等宏偉古建築群毀於一旦;城北效的雷臺、東嶽臺、海藏寺等古建築大部分毀壞;與文廟緊鄰的“涼州儒學院”更是蕩然無存。但獨獨一座佛塔,羅什寺塔,一座文廟,武威文廟,一佛一儒,一塔一廟,倖免於難,獨獨武威人的信仰之塔、精神之廟絲毫未受破壞,這是冥冥天意,還是奇蹟,說不清的。

已故著名文學評論家、西北師大教授孫克恆,當年在參觀了武威文廟後,對他的學生講,文廟有兩個地方非常值得人珍視:一是桂籍殿捲棚下的牌匾;二是詳盡地記載舊時文廟帳目收支和登記其它東西的牆壁。孫教授只所以獨具慧眼,是因為這兩個地方,才真正藏著武威人的人格魅力。文化的價值,只有歷史的風塵才能洗涮出來。只有用文化人格雕塑的文化之根,才不會腐,不會枯,不會爛,不會倒。

這根,就是武威人世世代代精心守護的精神家園。


(2020年3月1日於涼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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