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一部具有濃厚象徵寓意的作品，加繆虛構了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一個名為奧蘭的小城發生鼠疫的奇特故事。

我們對照他在諾貝爾獲獎詞中曾說：“創作題材來自人類所遭受的空前苦難”，二戰期間，在歐洲2億人遭受納粹暴政的踐踏、凌辱，加繆則在《鼠疫》中虛構了奧蘭小城20萬市民在鼠疫肆虐的陰影下苦苦掙扎。

“人世間發生了多少次鼠疫，就有多少次戰爭。然而，鼠疫和戰爭都使人措手不及。”無論是戰爭抑或鼠疫，均可視作人類社會災難的同義語。筆者認為，《鼠疫》展示的不僅是人類生存狀況和困境，更是人類面對荒誕世界展開集體抗爭的真實寫照，是一部人類應對災難的寫實主義鉅著。

一 鼠疫突然侵襲後的人生百態

“瞭解一個城市的簡便辦法，是瞭解人們在其中如何工作、戀愛和死亡。”在小說開篇，加繆敘述了不期而至的鼠疫降臨奧蘭小城。從4月16日貝爾納·裡厄大夫發現第一隻死鼠開始，到十幾只、幾百只死鼠成批出現，顯然沒有引起市政府的足夠警覺，在召開市議會討論後做出的“鄭重”的決定不過是要求滅鼠辦每天凌晨撿死老鼠，然後送垃圾焚化廠燒掉。

隨著門房第一個感染鼠疫死亡後，那些詭異的、令人困惑的跡象悄然結束，但另一個更為艱難的時期才剛剛開始。人們的心理由意外轉為驚慌失措，隨著類似多個病例接連出現，死亡病例成倍增加，毫無防範的人們才意識到一場真正意義的瘟疫已經到來。

迫於鼠疫的洶湧暴發態勢，政府當局不得不宣佈關閉奧蘭小城，對此毫無思想準備的市民們突然陷於被迫分離的狀態，奧蘭與其他城市的交通由此被全面阻斷，當局下令禁止包括長途電話在內的任何通信往來，電報成為人們與外界聯繫的唯一方法。

鼠疫的突然侵入使得素不相識的人們在一夜之間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個體的恐慌、空虛感迅速地在市民中蔓延、擴散，演化成了社會性心理：人們在精神上強烈地感受到一種類似長期流亡生活的痛苦，“一種所有囚犯和所有流放者的痛苦，那就是生活在毫無用處的回憶之中”。

鼠疫給奧蘭小城的人們帶來了“流放的感覺正是我們經常感到的空虛，是一種確切的激情，即胡思亂想，想要使時光倒流，或者希望時間過得更快，是灼熱的記憶之箭”。突然降臨的鼠疫使人們的生活模式、生活慣性隨之發生改變，對疾病的猜疑和恐懼、物資短缺引發的恐慌，逐漸形成一種強烈的負面社會心理。奧蘭陷入蕭條困頓，有人無所事事，有人卻從中捕捉到了盈利商機，靠囤積緊缺的食品高價出售，乘機大發其財。

一些商家利用市民對疾病的恐慌和無助心理，打出“美酒殺菌”的幌子招攬顧客。有軌電車是市民出行唯一可以選擇的公共交通工具，“踏板上和欄杆邊站滿了人，在車上的所有乘客都儘可能背朝別人，以免相互傳染。到站後，大批乘客一擁而下，急忙遠離人群，以便獨自活動。”人們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就個體而論，由於遭受鼠疫突然侵襲所帶來的強烈恐懼而渴望相互接近、相互慰藉；而從群體心理來說，彼此之間互不信任、心存芥蒂的心理更加深了恐懼與逃離的願望，“鄰居有可能正在你不知情時把鼠疫傳給你，會在你不防時讓你染病”。

二 鼠疫陰影籠罩下的恐怖亂象

時值八月，鼠疫已經席捲一切，這座空蕩蕩的城市在瘟疫的肆虐下苦苦呻吟，死亡的陰影從奧蘭的邊緣街區向市中心襲來。由於死亡人數急劇增多，人們不得不把葬禮手續悉數簡化，屍體的運送、掩埋都以最快的速度進行，以期把鼠疫傳染的風險減少到最小。

由於棺材日漸稀少，裹屍布和公墓穴位都極為匱乏，人們被迫分組埋葬，後來甚至把男女按性別挖兩個大坑草草埋葬，每個坑底鋪有厚厚的生石灰，一個個赤裸而又微微彎曲的屍體滑倒坑底，基本上是並排躺著，然後蓋上生石灰、泥土，但只蓋到一定高度，以便給後來的宿主留下位置。

由於死者人數大大超過小型公墓的接納能力，當局不得不緊急徵用永久出租的墓地，挖出的屍體遺骸全部送進焚屍爐焚化，運送屍體的機車和拖車內部進行改裝，焚屍爐因此成為一些不幸的人們無法逃避的終點站。

人們飽嘗由於鼠疫所帶來的生離死別的痛苦，作為這場瘟疫的倖存者則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問題。死亡陰影的迫近，強烈的生存渴望，食物嚴重緊缺，人們忙著排隊、走門路、辦手續，似乎沒有時間考慮自己有朝一日如何死去，他們對一切變故都表現出近乎麻木的順從和忍耐。在鼠疫侵襲的高峰期，劇場里正在演出的演員因患鼠疫突然在舞臺上死亡的情景，展示了疫情對人類生命的瘋狂摧殘。

《鼠疫》給我們提供了一份苦難的參照，一種基於荒誕的人世生存的真實，一個體現出人之偉大的反抗的姿態。

三 永無休止的戰爭：人類與疾病、災難、痛苦的抗爭

作為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加繆在《鼠疫》中用虛構手法把人類設置到疾病、痛苦和災難的極端情境中，通過裡厄醫生和奧蘭市民應對鼠疫過程中共同經歷的巨大精神痛苦，以及攜手防控疫情、開展集體抗爭的生動展現，體現了加繆歷來對人類生存狀況的高度的、真誠的關注姿態。

加繆在這種極端困境的描摹中，使後人瞭解這些人曾經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暴行，其目的是為了如實“告訴人們在這場災難中學到的東西，那就是在人的身上，值得稱讚的優點總是多於缺點”。

“個人幸福”與“鼠疫的抽象概念”的鬥爭。記者朗貝爾因工作原因滯留城市中，最初他對奧蘭小城懷有的疏離感、隔膜感，出於對女友深深的眷戀，他曾經急切地希望離開這個閉鎖的城市。善解人意的裡厄醫生並不阻撓朗貝爾離開奧蘭，他認為朗貝爾選擇離開是“選擇了幸福”，但出於疫情防控的需要，堅持不為其開具證明。而朗貝爾在費盡心力、試圖通過非法渠道離開的機會終於到來時，他選擇了放棄，他要留下來與衛生防疫志願者們共同戰鬥。在他看來，在鼠疫肆虐的時候離開，這種“獨自一人的幸福，就是可恥的行為”。在這場對抗鼠疫的鬥爭中，朗貝爾的疏離、隔膜感逐漸消失，逐漸自覺地融入到與鼠疫進行抗爭的隊伍中，

災難中的愛情嚮往和追求。被稱為“不愛拋頭露面的微不足道的英雄”,的政府職員格朗生性嚴謹、循規蹈矩，職業前景暗淡，由於貧窮、忙碌，長期閉鎖心靈，最終妻子選擇了離開。面對鼠疫的肆虐，他的態度堅決而果敢，把組建衛生防疫組織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發生鼠疫，就必須自衛，這是明擺著的事”。由於市政府公務人員減少，他在處理繁重的行政事務的同時，又要進行大量繁瑣、細緻的衛生防疫統計工作。拙於表達的格朗長期壓制著內心對幸福的渴求，最終，在街頭的櫥窗前回憶與妻子曾經的溫馨時刻淚流滿面的一幕，傾瀉出他內心對妻子的無限眷戀。

儘管加繆從來不以哲學家自居，始終拒絕別人給他貼上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標籤，但是文學界對於荒謬問題的研究成果以荒謬小說為最。而《鼠疫》視作存在主義哲學的形象化代表，他善於以“獨特的方式將他的藝術、生命和道德融為一體”，通過在極端的困境中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矛盾與衝突的描摹、刻畫，巧妙地藉助特殊情境下人們的生存理念、行為方式的選擇來彰顯作者對人類自身命運的關注，不著痕跡地揭示作者對於人類社會生存道德的訴求。

加繆作為荒謬哲學思想的代表，不僅把人類生存狀態訴諸筆端，更為可貴的是對人類擺脫荒謬困境進行積極地探索，正是在應對突如其來的災難和抗爭中彰顯出人類的理性、善良、勇敢，藉助對荒謬的反抗使人類的生存具有真實的厚重感和價值感，才是面對人世間一切痛苦、疾病和災難，“捍衛人類生命存在的尊嚴和價值”的最有力的武器，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就是疾病、災難所包含的人文價值意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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