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長期以來，人們皆認為此文是由國民黨蔣介石的求和活動而起，然而從其行文內容來看，卻是主要針對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政治立場而發，因為當時真正讓毛澤東擔心的不是國民黨蔣介石的求和，而是革命陣營內部可能出現的分裂。
一、中共對國民黨的求和早有思想準備
自1947年3月國共關係徹底破裂後，中共對和談的態度一直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拒絕與國民黨重開談判。
1947年10月27日，中共針對國民黨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劉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並與中共聯繫進行反蔣活動一事，認為這“完全是在美帝蔣宋指使下來作緩兵計的陰謀”，“我們對於這類陰謀只有揭露反對，藉以測驗反蔣派別及人物的真偽，喚起人民大眾更進一層的覺悟，決無利用拉攏之理”。必須堅持“把中國革命戰爭進行到底”，警戒和揭穿“停戰議和”的“緩兵之計”。
1948年下半年，隨著國民黨在軍事上節節敗退，政治鬥爭日漸激烈，和談呼聲再起。中共中央於7月18日專門發出《關於揭破敵人和平陰謀的指示》，指出：“由於戰爭失敗，人心動搖，國民黨統治日趨崩潰，美帝及國民黨當局現正準備發動和平運動”，“迫使中共停戰議和，藉以保存國民黨的現有地盤及軍隊，獲得喘息時間，補充修整，然後集中全力擊敗人民解放軍，消滅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我們如果不願意被敵人消滅，就必須把戰爭打到底，必須不要上反動派的當。”
然而，國民黨內的求和呼聲並沒有因為中共的揭露和批判而停止，反而日盛一日，並迅速發展成為一場“和平運動”。到1948年底，就連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副總統”李宗仁，甚至“總統”蔣介石，都在公開“呼籲和平”了。
◆蔣介石（前）與李宗仁（後）。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在發表元旦文告中表示：“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但前提是：“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在此條件下，“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蔣介石的元旦文告發表在毛澤東的新年獻詞之後，無疑是自撞槍口：明知毛澤東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仍不得不進行求和，結果自然可想而知。1949年1月4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評戰犯求和》的評論，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批駁。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決議，強調：“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
二、毛澤東擔心革命陣營內部出現分裂
《將革命進行到底》雖是由國民黨蔣介石的求和活動而起，但從其行文內容來看，卻是主要針對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政治立場而發。
毛澤東指出：“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面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繫，又同革命陣營有聯繫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
“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揹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
“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尖銳地擺著的問題。兩條路究竟選擇哪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夥，就是要看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採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採取一致的步驟。這裡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麼‘反對派’，也不是走什麼‘中間路線’。”
◆1948年毛澤東在西柏坡。
當時，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尖銳問題，主要是擔心革命陣營內部出現分裂。此前，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雖已公開響應中共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口號”，並應中共邀請已經或正在準備進入解放區。但是，面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求和呼聲，少數人在此關鍵時刻又出現了動搖，甚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據李維漢回憶，當時，“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中許多人對蔣介石的反動獨裁統治雖已有較清醒的認識，但仍有一部分人對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談活動。如有一個包含了一部分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術界人士的中國工程師學會曾寫信給國共雙方，要求‘迅速達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黨派中也有少數人持中間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過和談，保留國民黨的一部分力量，以鞏固自己的中間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國民黨的殘餘力量，以壯大自己；有人並寫信給毛澤東，希望多給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東西。”
由此可見，“將革命進行到底”絕非無的放矢，它不但是對國民黨蔣介石求和活動的響亮回答，更是在革命陣營內部敲響了警鐘。
三、民主人士明確表示接受中共的領導
毛澤東的新年獻詞發表後，立即引起了各界民主人士的高度關注，隨即進行了意見溝通，開始協調政治立場，準備表明自己的態度。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韓兆鶚、翦伯贊、劉清揚、楚圖南、田漢、胡愈之等19人，聯名致電在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沙千里、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章乃器、朱學範、李德全、茅盾等人，認為民主人士在當前必須認清三點：
一、“養癰貽患，芟惡務盡，時至今日，革命必須貫徹到底，斷不能重蹈辛亥革命與北伐戰爭之覆轍”。二、“薰蕕不同器，漢賊不兩立。人民民主專政，決不容納反動分子……務使人民陣線內部既無反動派立足之餘地，亦無中間路線可言”。三、“經緯萬端，實有賴於群策群力，有賴於中國共產黨的繼續領導與團結所有忠於人民革命事業之黨派團體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動，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業”。並提議：“倘荷讚許，尚祈諸公率先發起聯銜向國內外發表嚴正聲明。”
1月14日，毛澤東根據形勢的發展，又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八項和平條件發表後，中共中央非常關心民主人士的態度與反應，當天便致電東北局，要求“收到這一聲明後，應即邀請各民主人士開座談會，希望他們予以響應”。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李家莊召集民主人士進行了座談，大家認為：“只有將八條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才能實現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徹底的、永久的和平。”與會者一致同意與在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聯繫，共同起草一份支持毛澤東八項和平條件的聲明。
1月17日，在李家莊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楚圖南、符定一、田漢、吳晗等，聯名致電在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表示：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條實為完成中國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決條件”；二、“中國人民正注視著所謂國際干涉陰謀之醞釀，並堅決反對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借調停為名而干涉中國內政”。並提議：“以上兩點倘蒙讚許，請連同前電所陳意見，由諸公發起，聯銜向國內外發表聲明。”
當天，在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等人，就符定一、周建人等人前述1月7日來電作出答覆：“頃奉來電，對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寶貴意見三點，高瞻遠矚，謀國情深，業經詳細討論，一致決議發表告國人文件，嚴正表示吾人對革命進行到底之態度。”
◆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彭澤民、章伯鈞、茅盾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
經過一段時間的充分醞釀與溝通，1月22日，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彭澤民、章伯鈞、茅盾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堅決擁護中共八項和平條件，強調：“革命必須貫徹到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全國真正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務使人民民主陣線之內，決無反對派立足之餘地，亦決不容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此外，各位民主人士還一致明確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這既是對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和《關於時局的聲明》所做出的明確回答，也是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首次明確以文字形式公開宣佈接受中共的領導。以此為標誌，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革命陣營實現了空前的團結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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