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加繆
都是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災難也是如此。本期節目邀請大家一起讀一本名著《鼠疫》。
《鼠疫》是法國著名作家加繆的代表作之一。阿爾貝·加繆是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戲劇家和評論家，1913年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蒙多維（今天的阿爾及利亞德雷安）。當加繆還在襁褓中時，他的父親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幼年的加繆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依靠獎學金讀完中學，成年後一邊工作一邊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並且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繆參加了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地下抵抗運動。1942年，加繆因發表小說《局外人》而成名，5年後的《鼠疫》更是獲得一致好評，並助其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加繆因此成為法國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不幸的是，3年之後，加繆便因為一場車禍離世，年僅47歲。
由於加繆在文學和思想方面的巨大成就，2009年法國總統薩科齊有意將加繆的墳遷至先賢祠，卻受到了加繆兒子的強烈反對。他認為父親一生反對虛名，不會接受在先賢祠中受人膜拜的禮遇。
1942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推進，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佔法國南部，在法國南部山區帕納裡埃療養的加繆與家人天各一方，音訊隔絕。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加繆創作了《鼠疫》，以寓言的形式刻畫了法西斯專制之下的恐怖時代。故事發生在北非小城俄蘭，這裡商業繁盛、物質發達，市民的生活極度空虛無聊，只知道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一如戰前法國社會的縮影。
阿爾及利亞
《鼠疫》以醫生李爾的經歷為主線展開。李爾是一個對生活早已不抱幻想的人，當他看到大量老鼠莫名死亡之時，與其他人一樣只是感到詫異而已，即使門衛染上怪病也並沒有引起其足夠的警覺。但當染病死去的人數突然增多之時，李爾和一些醫生終於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請求省長立即採取措施。然而在座談會上，省長大人仍然在咬文嚼字地討論李爾的表述是否具備當時醫界所認知的“鼠疫”的特徵，如果不具備，政府就不能按法律規定的措施來做應急處理。面對李爾的嚴正警示，政府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張貼了一張小小的告示：宣稱有惡性高燒病例，而且是否傳染還不確定，無需擔憂。
除了政府反應教條遲緩以外，更令李爾感到焦慮的是，本省的醫院裡根本沒有血清和疫苗，需要從巴黎調取。在省長等待上級政府命令的過程中，感染死亡的人數在不斷攀升，當一天死亡人數達到40人時，省長總算下決心實施嚴格的隔離措施，並在不久之後宣佈封城。一夜之間，俄蘭城與世隔絕，成為一座孤島，曾經繁華的商業陷入停頓，所有的車輛繞道而行，赴港的船隻繞道而行。
面對猖獗的瘟疫和突然的封城，每個人都做了淋漓盡致的表演，其中以神父潘尼洛的佈道，最能引發民眾性的恐懼。神父宣稱，瘟疫是神對大家罪行的懲罰，即使因此死去也是一種救贖，大家應該虔誠地向上蒼祈禱，因為神會做主替大家做好安排。然而潘尼洛在志願加入工作隊、看到無辜的孩子死去之後，內心卻陷入了糾結，他的第二次佈道已經不再那麼肯定上帝的意旨。作為一名堅定的信仰者，在對上帝要麼全信要麼全不信的對立中，潘尼洛選擇了後者。在染上瘟疫之後，神父依然拒絕了李爾的陪伴，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上帝。
法國小鎮維勒布勒萬的阿爾貝·加繆的車禍紀念碑
封城令很多家庭分離，那些在封城之前因事不在城內的人員尚可入城，而因公務出差在俄蘭的人卻無法離開——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新聞記者藍伯正是這樣一位倒黴蛋，他的情人還在巴黎等著與他相會，他覺得自己困在此處是一種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並且指責是李爾促成了封城。他千方百計多方奔走，甚至企圖偷渡出城。期間藍伯遇到了論證自己無能為力的頑固分子，信誓旦旦表示瘟疫不會太久的安撫者，承諾會給他答覆的重要人士，敷衍的小職員……藍伯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在做最後的努力之時，藍伯加入了鼠疫幫扶小組，在終於獲得了可以偷渡出城的機會時，藍伯卻選擇了放棄，他意識到“只追求自己幸福是件可恥的事情”，此時的他已經把自己看成是城市的一份子。甚至鼠疫散去之後，藍伯也沒有急於啟程回巴黎，而是在俄蘭城等待自己愛人的到來。
鼠疫幫扶小組是塔魯發起的民間組織。塔魯本是富家子弟，父親是一名檢察官，在聆聽了父親宣判罪犯死刑後，塔魯對審判本身產生了深深的質疑，離開了家庭放棄了前途，自我流放。政府措施的不力讓塔魯感到非常不滿，他利用自己的社交能力組織了幫扶小組。塔魯不知道的是，他已染上鼠疫，在救治別人的同時，也在傳播著疫情，在俄蘭城戰勝鼠疫之時，塔魯成為最後一個倒下的人。
在瘟疫盛行市民陷入恐慌之時，有的人卻成為了實質性的受益者，甚至獲得了一種解放。柯塔是一名逃犯，雖然沒有被監禁，但每天提心吊膽的生活早已令其失去了自由。鼠疫降臨之後，柯塔感到寬慰甚至興奮，共同面對恐懼對一個人面對恐懼要輕鬆得多，鼠疫越是猖獗，柯塔的行為越是活躍，他還通過走私稀缺商品大發橫財。當鼠疫即將結束之時，柯塔重新找回曾經的恐懼。他瘋了，在槍戰中被警察制服，走上了本該走的道路。
維也納黑死病紀念柱
夾在幾位主人公縫隙中的是成千上萬普通民眾，他們被各種謠言裹挾著，講著不著邊際的段子以減輕自己的焦慮，在比自己更慘的人身上尋找優越感，搶購傳言具有預防能力的薄荷糖，在酒吧裡喝得爛醉，據說酒精可以滅菌，捧著各路預言家傳播的小道消息當《聖經》讀，被恐懼壓制著過著謹慎刻板的生活，而當瘟疫結束之時，他們又是最先衝上慶祝活動第一線的人。
加繆的小說有一種類似宿命論的觀點，他感嘆人的這一生，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死亡的陰影，在荒謬的處境中，人企盼自由，也受責任的約束，這是一種不愉快的經歷，也是檢驗人道德的試金石。《鼠疫》中充滿了悖論和荒謬，人的世界觀與行為發生了錯位。塔魯反對英雄主義，但自己的行為卻是一個十足的英雄，他不信上帝，卻希望成為一個虔誠的聖徒；李爾堅稱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人主動放棄自己所愛的人，但卻把患病的妻子置於一邊。他把抓住眼前的工作治病救人作為當務之急，迴避了一個艱難的抉擇。
故事的最後，鼠疫突然消失，俄蘭城重新開放，人們走上街頭狂歡，慶祝災難的結束，只有李爾醫生清醒地知道，“滅絕”絕不適用於鼠疫病菌，在未來的某一天，為了將苦難和啟發帶給人類，它可能再次驅趕著老鼠，讓它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在一座歡樂的城市裡面。
鼠疫中的俄蘭人，正是被德軍佔領後的法國人，正如加繆在日記中所寫：“全國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人，總是要有些希望的，有時候災難比幸福更令人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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