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新聞網》 作者：向隆萬
今年是東京審判宣判65週年。1948年11月4日至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韋勃宣讀了法庭判決。《判決書》不僅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作出罪狀認定和量刑，而且用很大篇幅闡述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發展、膨脹的過程，今天重讀仍深受震動！
根據《判決書》，可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作為”梳理如下：
一曰“造神”。1920年前後以甲級戰犯大川周明為代表的“理論家”，大肆鼓吹“八紘一宇”和“皇道”的原則，為擴張領土尋找依據。“八紘一宇”出自中國古書，“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他們解釋為“把世界置於天皇一人統治之下”。大川曾出版一書，狂妄聲稱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的國家，統治萬國國民是日本的天命，並預言1925年前後東西方將發生戰爭。另一名狂熱鼓吹者是甲級戰犯橋本欣五郎。他還是個陰謀實幹家，他建立的“櫻會”，就是一箇中佐以下現役軍官的激進組織。《判決書》判定“他是建立陰謀的首謀者”，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正是這種帶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蠱惑，煽動了狂熱的狹隘民族情緒，產生了自殺“神風隊”這類怪胎。
二曰“滋事”。1930年前後，激進分子還是以中下軍官為主。他們陰謀製造事端，造成既成事實，從而逼軍部高層和政府就範。東京審判中日本戰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謀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判決書》指出：“一個日軍大尉在地雷周圍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當張作霖的列車到達那裡時地雷爆炸，日軍向張作霖衛隊開火。”當時田中義一首相併不知情，向天皇報告後準備將責任者交付軍法會審，但在陸軍部干預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成功助長了軍國主義者的氣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內閣被迫辭職。不久，軍國主義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萬寶山事件”，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特別是1931年9月18日的“瀋陽事變”。被判絞刑的甲級戰犯板垣徵四郎當時僅是一名陸軍大佐，《判決書》第五章詳細敘述了他和石原莞爾以及大川周明、橋本欣五郎等人陰謀策劃的始末，認定：“大量可靠證據表明，‘瀋陽事變’是由參謀本部將校、關東軍將校、櫻會會員及其他人事前周密計劃的。”最會滋事者，當推送上絞架的另一名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九一八事變”前後土肥原以特務機關長的身份供給參謀本部有關中國的秘密情報。為誘騙脅迫溥儀從天津到瀋陽，土肥原採取鎊種陰謀手段，包括向溥儀送藏有炸彈的水果籃，寄恐嚇信等。“1931年11月10日晚上，土肥原秘密將溥儀押上一輛有持槍隊伍保護的汽車，從住處轉移到碼頭，上了一艘小型日本遊艇”；土肥原還策劃成立傀儡政權“內蒙自治政府”和“華北自治政府”,並多次轉移汪精衛等等。正如《判決書》第十章所述：“土肥原憑藉政治謀略、武力威脅和武力實施，在促進日本在中國其他地區侵略事態進展上擔任了顯著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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