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说：“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一、“我是绍兴希腊人”
木心在大陆并不算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作家，许多人可能只是听过他的《从前慢》。他的文学作品在1983年才陆续开始被结集出版，又因为其弟子陈丹青对他的推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他的作品。但是每个人的评价尺度不同，读者并非全然接受，尤其是出现与陈丹青推荐语的落差时，对木心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可这对于木心先生，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之管写他的书。
木心生养在江南水乡乌镇，但与民间文化处于一种隔绝状态，萧乾笔下的北京城跟篱下世界，师陀的河南果园城世界，沈从文的湘西水乡，汪曾祺的苏北高邮地区，这些作家都充分利用故乡之便，顺利寻找到自己的文学家园。但木心却无法从民间价值取向中寻找自我安身立命之地。
木心说：“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
木心的文学传承有两条线，一是中国，一是西方。他的弟子陈丹青曾将之大略列举如下：“《诗经》、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陶潜、嵇康、《世说新语》、唐人、宋人、当然还有曹侯同志。西方这一块，大致有《圣经》、但丁、莎士比亚、蒙田、巴斯卡、孟德斯鸠、兰姆、爱默生、尼采、纪德、瓦莱里……”木心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他曾经师从中国词学宗师夏承焘，对于先秦诸子文学更是青睐有加，他学习其中的古代汉语艺术、古人的思辨精神。
他的精神既传承了华夏文明的神韵，又充满着古希腊的悲剧精神，他对万物皆抱有慈悲之心，对于世人有着人文主义关怀。他常常在文中与作者对话，有苏轼、鲁迅，也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去读这些作家，也借助这些书去理解自己，在文学中，他能够力避时空的局限，更加包容地将古今中外的声音融合起来，自由地与之对话。所以他的评价常常是独到的，是精辟的。
木心说：“有时我会觉得巴尔扎克是彩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黑色的巴尔扎克，一个是法国的作家 ，一个是俄国的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详尽写实主义之能事，精雕细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省去了繁密的描写，直接切入本质。”
二、独行愿也，志兮四方
有人说木心与社会格格不入，因为他不属于主流，可是在木心自己看来，他从没有远离人类社会的整体观念，他所偏离只是“局部”，木心冷静地看着周遭一切，他说：“能迁就就迁就，不能迁就的便退开。”文革时期18个月的囚禁生活没有让木心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但是木心可能有了更为广阔的心境，他说：“礼失!求诸野；野失!求诸洋”。他认为文化这个词本身是有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如果全部都是赞同，是单向度的肯定，所以中国文化很有韧性。
19世纪尼采的超人哲学说“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人们逐渐由一个幼稚的孩童长大，独立、自由，摆脱蒙昧，对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的无穷探索。纯粹的个人化写作在中国有很长时间的空缺，直到90年代才有一批作家重新书写自我，抛开了以前政治意识形态对创作的束缚。
木心的创作延续了五四精神所提倡的个人化写作，重视“人的文学”，木心与当代作家的区别在于他直面世界与自我的根本问题，他处理素材是高度诗化的，超越的，他努力超越历史，超越民族，超越地域，他说：“我挂念的是盐的咸味，哪里出产的盐，概不在怀。”就像杯子是用来喝水的，它是哪个工厂生产的、哪个超市出售的，并不重要。这样的话我们或许有点耳熟，有位美国学者读了钱钟书的书，想登门拜访，钱钟书的回答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三、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
在《鱼丽之宴》中木心说：“中国曾经是个诗国，皇帝的诏令、臣子的奏章、喜庆贺词、哀丧挽联，都引用诗体，法官的判断、医师的处方、巫觋的神谕，无不出之以诗句，名妓个个是女诗人，武将酒酣兴起即席口占，驿站庙宇的白垩墙上题满了行役和游客的诗……中国的历史是和人文交织浸润的长卷大幅……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李静曾评价木心：“木心是中国当代罕见的一位与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建立双向、平等、亲密和个人化关系的作家。”
我们无法在木心的书中寻找到现实的生活，因为他将艺术家本人隐退，从而呈现出真正的艺术来。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木心为延续中国古典传统而做的尝试，在《诗经演》中他用古朴的文字传达着现代的观念，整整三百首诗，可是这本书曾被称为“天书”，这是否说明曾经辉煌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已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呢？木心用实践将这一文脉相传，除了对古典的回顾和吸收，他更让人感动的是孜孜不倦地回馈，这是在注目于西方现代写作的作家身上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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