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士。輔佐千古一帝秦始皇統一六國，天下歸一。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也做到宰相的位置，可以說功成名就。但就因為這次“焚書坑儒”，使法家和儒家成了生死之仇！

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並且李斯的同學韓非子是集法家之大成者，影響中國上千年的人物。可惜的是，韓非子也是被李斯害死了。看來李斯不但對儒家狠，對法家自己也狠。法家一出手，都是血淋淋的。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結果是法家贏了。秦始皇靠法家統一了天下。法家確實是順應了時代，也順應了潮流，成為最大的贏家。那麼法家究竟有什麼厲害之處，使它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呢？

在談法家的理念之前，先看一下法家的出處。李斯和韓非子有一個共同的老師，就是荀子。荀子是儒家的又一個代表人物。孔子的中心意思是“仁”，孟子大力提倡的是“義”，荀子繼二人之後隆重推出了“禮”“法”。也就是荀子在繼承孔子的學說之後，把“法”也揉進來了。也就是說，在之前其實法家和儒家的分野並不是那麼嚴重。還沒有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的地步。

在荀子之前，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當屬商鞅。商鞅是法家的理論實踐派，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成功變法，把秦國推上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所以，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無疑是非常成功的。

商鞅作為法家的傳人，是師從於李悝和吳起。李悝是魏文侯的相國，在魏國實行變法，把魏國成功的變成戰國七雄中第一個稱雄的國家。而吳起就更有名了，和兵聖孫武並稱“孫吳”，被唐肅宗列為武廟十哲。也就是有史以來最會打仗的十個聖人。

李悝是第一個開始變法的法家代表人物，並且寫出我國第一部法典《法經》。有意思的是李悝的老師是子夏，子夏是孔子的學生，是有名的“孔門十哲”。可以說第一個法家的傑出代表人物出自儒家。

不但李悝出自儒家，作為法家另外一個代表人物吳起，也來自儒家，吳起的老師是曾申。曾申的父親更是有名的孔門弟子曾參。所以吳起也是從儒家出來的。

孔子的法律精神

法家思想最初來源於孔子，那麼《論語》中必有著述。在《論語-為政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魯哀公問孔子：怎麼樣才能讓老百姓真心實意的擁護和支持國家。

孔子的回答是：獎勵正確的懲罰不正確的，老百姓就支持和擁護。獎勵不正確的懲罰正確的，老百姓就不支持和擁護。

孔子在這裡講到的是“民服”，這一點恰好也是法家的精神。

後來孔子的弟子樊遲問“仁”，孔子講了之後樊遲還不明白，後來孔子就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還不明白，就拿著這句話去問子夏，子夏說：“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子夏馬上就聯想到了兩個人，一個是皋陶，舜帝任命皋陶做大法官，正是由於皋陶的嚴格執法，不仁的人就少了，仁的人就多了。而商朝的開國君主湯帝，正是任用了伊尹做宰相，法令嚴明，所以才天下歸仁，人心向善！所以子夏認為，法律能使人心向善，那麼難達到的“仁”竟然在法的約束下能實現，孔子這是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法律是“仁”的基礎。

這個子夏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法家著名代表李悝的老師。李悝寫出了中國第一部《法經》。

李悝認為的法律的基本原則

法家的李悝為什麼要寫出這部《法經》，李悝賦予它的責任是什麼？其實法律從一開始有，法家的人物就賦予了法律的責任，第一個責任就是“定紛爭”。他們用一個小故事來說明。

一個兔子跑，一百個人去追。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過往的人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法律第二個責任就是“興功懼暴”。就是讓人立功，震懾罪犯。通俗的說法就是除暴安良。所以無論是孔子，還是子夏，還是李悝，都認為法律非常重要，甚至是“仁”的基礎！

燔詩書而明法的商鞅

從開始的法家和儒家是不分家的，到商鞅時畫風立刻為之一變。商鞅在秦國變法非常成功。但歷史上卻屢遭人詬病。

司馬遷說：商君，天生的刻薄少恩。

賈誼：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歷史上對歷史事件的評價很多，但能甄別出正確的評價和錯誤的評價很重要。如果站在唐太宗李世民“以史為鑑”的立場上，那就需要快速判斷出，否則吸取了錯誤的經驗，然後用在處理國家大事上，後果不堪設想。

好在我們不是為了吸取經驗教訓，而是簡單的評價商鞅的功過。所以我們採取的事後諸葛亮法，看秦國變法之後的狀態！

• 1）經過商鞅變法後，秦國從一個偏僻的角落小國，一下子成為六國之首。擊敗了當時的強國魏國，收復了河西之地。所以經過商鞅變法，秦國一下子變強了！
• 2）商鞅變法中有一句：“燔詩書而明法”。這一句讓我們找到了李斯要求“焚書”的理論依據。原來從商鞅變法就開始燒掉詩書。很多人說這是摧殘文化。但當時還沒有到義務教育階段，誰在讀書啊，貴族。貴族不用上班，不用幹活，還有吃有住有玩，錢哪來的，肯定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沒讀過書的老百姓肯定是講不過他們的。
• 3）商鞅一連串的變法，觸動的是誰的利益。商鞅變法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賞罰分明”。貴族本來就有特權，他們是不需要“賞罰分明”的，需要“賞罰分明”的是還在奮鬥的中產階層和底層群眾。所以單單“賞罰分明”這四個字，商鞅就已經得罪了全天下的權貴。沒有了特權，怎麼才能顯出權貴的高人一等，難道要靠人品嗎？
• 4）秦國的後續發展。自從商鞅變法以後，秦國不只是秦孝公時強大，而是秦國一直強大下去。並且秦國靠著“賞罰分明”，攬盡天下英才。車裂商鞅的秦惠王招攬到公孫衍、張儀、魏章、司馬錯等。秦昭襄王更是用范雎“遠交近攻”，收白起“坑殺強趙”。一直到秦始皇招攬天下英雄，統一天下。秦國全是實踐的“賞罰分明”。

所以就是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商鞅的法制無疑是巨大成功的。這些都是信奉儒家達不到的。

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和小人的分野是，君子想的是德，小人想的是土地利益。君子想的是刑法，小人想的是如何貪贓枉法。

關於“德”，韓非子在《主道》中說：“臣制財利，則主失德”。可見君子的德，是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錢。所以說君子之德如春風化雨，讓百姓利其澤。德，是要捨得出錢的！

君子懷刑，這一句話非常重要。君子不是隻靠人品來管理天下，要靠刑法。道德不一定能制止犯罪，但刑法一定能讓犯罪的人受到應有的懲罰，可以還給天下人一個公道。

孟子和荀子的分野

三字經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和孔子不同的是，孟子提出了“人性天生是善良的”，人有“惻隱之心，羞恥之心”。所以人人通過教育都可以成為聖人。明代王陽明繼承並發展出“良知學說”

但荀子認為“人性本惡”。正因為人性本惡，所以才必須通過教育才能向善，所以才必須通過法律的約束。

性惡論的價值在於：

（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從人的實然層面來看待人性。

（2）強調後天環境對人發展的作用。（3）進而說明禮樂教化的價值與意義。

所以荀子認為，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慾的，制禮的目的是對追求利慾多少作出限制。即使有“禮”在，但還是有無休止的追求利慾而無視“禮”的人。比如發國難財的奸商。很難用“禮”和道德約束。為了確保公共秩序的正常運轉，禮的遵循不免要訴諸於一種強制性。由此，部分“禮”轉為法。因此，荀子常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禮法並稱。在荀子那裡，禮是介於義和法之間的一個範疇

其實從這裡就可以看出，荀子的學說是柔和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裡面，儒法已經不分家了。所以清末學者譚嗣同，在他的《仁學》中這樣評價：(中國)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

韓非子，集法家之大成者。

韓非子是一個為國家操碎了心的人。 首先，韓非子為國君操碎了心。在《主道》這一章詳細論述了怎麼才能“不賢為賢者師，不智為智者正”。因為國君不一定都是聰明人，比如像司馬炎的傻兒子晉惠帝司馬衷。傻子能做皇帝嗎？韓非子說不要緊，你只要按我《主道》上說的去做就行了，就可以很輕鬆的管理一群聰明人。最核心的內容還是：“是故誠有功，雖疏賤必賞；誠有過，雖近愛必誅。”對有功之人，不論貴賤，必賞！對犯錯之人，就是直系親屬，該殺必須殺，不能猶豫！如果法外可以施恩，那麼就像打開潘多拉盒子一樣，亂局就產生了。

韓非子強調：“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不是自己滿世界的找人才，而是制定人才的選拔標準，讓人才自己出來。比如科舉制度。臣下有沒有功不是國君說了算，而是按法律的條文進行評功，做到公正廉明。只有這樣做才能達到“

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能幹的人不會被埋沒，幹壞事的人掩飾不了他的過錯，花錢找媒體擺拍的人才欺騙不了人，冒著生命危險的吹哨人才不會被打壓。

其實站在今天這個角度再看法家，無疑法家是非常正確的。幾千年的王朝更替的原因，說白了就是“亂法”！特別是“近愛必誅”，試問哪個皇帝能做到。法一亂，王朝的信譽就沒有了，沒有誠信的王朝讓老百姓沒辦法信任。亂了法的皇權就成了腐朽的政權，慢慢就變成了一堆殘磚破瓦，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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