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電影十三姨
張藝謀說“我這個人一向喜歡具有粗獷濃郁的風格和灌注著強烈生命意識的作品, 《紅高粱》小說的氣質正與我的喜好相投”。
他完全被“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 ,生生死死狂放出渾身的熱氣和活力,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由和快樂”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於是，他決定要將其改編成電影。
1988年春天，張藝謀憑藉此片榮獲了第38屆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消息傳至國內，一片歡騰，這不僅是屬於張藝謀的榮耀，也是中國電影人和中國人的一份榮譽，正是《紅高粱》的橫空出世，讓沉寂已久的中國電影進入了國際影壇的視野。
時光流轉，如今已過去了32年，當我們再次觀看這部影片時，依然會被觸動和震撼。
導演藉助顛轎、野合、祭酒神等具有強烈視覺衝擊力的場景，將粗獷、豪邁的“我爺爺”，剛烈、強硬的“我奶奶”（九兒），以及其他敢愛敢恨、敢生敢死的男人女人們置於其中，加上濃郁中國風味的紅色和民樂的不斷渲染，極為熱情地譜寫了一曲張揚民族旺盛生命力的壯美讚歌。
用張藝謀的話來說，《紅高粱》旨在“通過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讚美生命……讚美生命正常的慾望”。
1、空間場景的展示
善於運用帶有強烈中國元素的空間造型來講述中國故事，是張藝謀一貫的藝術創作風格，這在處女作《紅高粱》裡就開始顯露了。
影片開頭，“我奶奶”坐在出嫁的轎子中情緒低落，外面則是以“我爺爺”為首的轎伕們心血高漲，他們抑制不住內心的狂喜，並用“顛轎”這一傳統習俗合乎情理地發洩。
塵土飛揚的高原之上，幾個光著膀子的男人一邊吼著嗓子大唱，一邊扭動雙腳起舞，轎槓忽而左肩忽而右肩，靈活自如矯健雄壯的步伐，盡顯著生命的集體狂歡。後面跟著吹吹打打的鄉間樂隊，將新娘出嫁的喜慶氣氛推向高潮。電影展示“顛轎”的場景足足用了10分鐘之久，既是對新娘的肆意調戲，也是轎伕們內心歡喜的書寫，觀眾則沉浸在“奇觀”式的民俗裡難以自拔。
如果說“顛轎”體現的是關乎傳統和民俗的集體狂歡，那麼“野合”這場戲展現的，就純粹是個體追尋自由依循生命原始慾望的靈肉碰撞。
“我爺爺”守候在“我奶奶”回孃家的路上，在他“成功”劫持後，依靠自己壯碩有力的身軀，硬是用雙腳踩踏倒了一片高粱地。“我奶奶”平躺於此圓形“祭臺”的姿勢猶如一個“大”字，而我“我爺爺”回應予她的，則是雙膝跪地的儀式化動作。陽光穿過繁茂的高粱照射進來，隨風晃動的景象充滿了勃勃生機。所有這些，都讓原本並不“光彩”的一幕，有了頗為神聖的意義。野性與靈性，健全蓬勃的生命力與自由舒展的生命意識完美交匯。
影片末尾，日軍入侵青殺口，聚集在十八里坡燒酒坊的一群漢子，和其他村民一樣被趕到了高粱地，他們目睹了日軍的種種兇殘，羅漢大哥被活剝了人皮的事實直接激怒了他們。
全片第二次祭酒神的場景出現了，相比於第一次釀出“十八里紅”時眾人的欣喜，所謂“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氣不咳嗽”,這回海碗中所盛血紅的高粱酒不再是豐收的喜悅，而是帶有明顯的仇恨意味，尚為孩子的“我”也加入了祭酒神的隊伍。
雖然仍是響徹雲霄雄渾高亢的《酒神曲》，但大夥兒眼神中流露的卻是同仇敵愾的悲壯,有著“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那種無懼無畏，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高粱酒被埋在了日軍即將經過的路上，“我奶奶”不幸死在了敵人的槍口之下，他們抱著自制的土雷面無懼色地衝向前去，汽車爆炸後的火海與火紅的太陽融為一起，“我爺爺”一身泥濘目視前方直直地站著，恰如一尊古銅色的雕塑。
面對異族的侵略，一群大字不識的糙漢子爆發出了驚人的生命力，不光活得敞亮快活，死亡時也是豪氣沖天英勇頑強。這一刻，他們是民族英雄主義精神的表徵。
張藝謀在片中共安排了顛轎、野合、祭酒神、抗日四個典型的空間場景，全面展示了以“我爺爺”和“我奶奶”為代表的他們，在一切愛與死麵前那種恣意瀟灑，豪爽痛快的生命觀。除了空間場景、視覺造型方面的巧妙設計，影片也通過人物形象的準確塑造闡述了禮讚生命的主題。
2、人物形象的塑造
無論是莫言的原著小說，還是張藝謀改編後的電影，《紅高粱》的故事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傳奇性，這種特性在人物身上體現得最明顯。
“我奶奶”的父親迂腐又世故，為了一頭黑驢而將女兒嫁給了患有麻風病，且已經50多歲懦弱衰老的李大頭，而他唯一的“遠見”，是其死後家裡的財產無不會留給女兒。當然，他只是遵照傳統行事，初衷是想借此改善一下家裡的經濟條件，所以，本質上並不算壞。
這兩人是影片所揚棄的對象，“外公”在接女兒第一次回到孃家後發生爭吵，之後再沒有出現；李大頭被人殺死的信息，也是以畫外音的方式告知觀眾的。因此，在《紅高粱》的敘事中，其實他們是缺席者。與之相反的其他人，則是張藝謀濃墨重彩想要凸出的形象。
女主人公九兒剛烈、強硬，充滿了抗爭意識，她不滿於命運的安排，試圖掙脫父親強加於她的包辦婚姻，渴望能獲得人身自由。
出嫁時她就藏了一把剪刀，以此來保護自己不讓李大頭近身。第一次回到孃家就和父親起了爭執，九兒無法忍受自己付出了嫁給一個糟老頭的代價，不過是能換一頭黑驢的事實，直言要和他斷絕父女關係，從此不再相認。從孃家回來後，她把老掌櫃用過的東西全部焚燒了，以示兩人的徹底決裂。面對日本軍慘無人道的侵略，九兒第一個號召大家誓死要為羅漢大哥報仇。
“我奶奶”從來就不是刻板印象中的所謂“好”女子，她不光單純善良，而且心胸開闊，大氣剛毅，敢於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我爺爺”身上，散發著一股濃濃的荷爾蒙氣息，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邁神氣，導演用一系列的行為舉動，塑造了一個痞氣十足，卻又在粗獷豪邁中夾雜著冷靜聰明的複雜形象。
在迎親的抬轎隊伍中他是方圓幾十裡著名的轎把式，是他率領大夥兒以顛轎的方式調戲新娘，並用手觸摸了九兒的小腳。在得到某種“默認”後又半道劫持上演野合。當九兒被土匪禿三炮綁架後，他隻身前往交涉“營救”，絲毫不顧及自身安危。
突如其來的愛情，讓“我爺爺”豪爽、霸氣的性格展露無遺。從他的行事上，觀眾看到了真正張揚、強悍的原始生命力。而當他帶領一群人與日軍火拼時，這種生命力所迸發出的是濃烈的民族英雄主義精神。不止他們兩位，悄悄離開燒酒坊成了共產黨員的羅漢大叔，也是此種堅韌、頑強生命力的真實寫照。在他被日本人剝皮時，旁白引用了縣誌裡的話，他面無懼色，大罵不止，死而後已。
正是通過對“我爺爺”、“我奶奶”、羅漢大叔等人的形象塑造，我們看到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強力。他們有著敢愛敢恨，敢生敢死的氣魄，更有著不畏強敵，勇於反抗的民族精神。
在傳統的文化基因裡，我們一直重視理性、內斂、剋制的美學原則，強調“發乎情,止乎禮”的行為準則, 倡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藝術追求。《紅高粱》卻猶如一曲張揚民族生命力的熱情讚歌，激發了埋藏於國人心底的生命火焰。在思想活躍的80年代，更加能觸碰人們的精神世界。
“我之所以把《紅高粱》拍的轟轟烈烈，張張揚揚，就是要顯示一種痛快淋漓的人生態度。”，毋庸置疑，張藝謀的目的達到了。《紅高粱》實現了對個體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豪放禮讚，也完成了對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的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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