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歲時為我的古文字學打基礎的是中學校長黃支田先生。他年輕時是濟南齊魯大學的高材生，曾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過“小學”。他要求學生自幼年就得打好文字學基礎，因此他教學極其認真。同學們年紀小，對寫字還有些興趣，但對聲韻、訓詁、通假都感到枯燥。考慮到我們好動的特點，在上課中間他又穿插教我們一段健身操——“八段錦”。學校的校訓和學生守則，也是由他親筆書寫，他為我們編的課外講義《字說》，可看出他的古文字學淵源有自，可惜當時我理解、接受得太少。
我是拓碑的熱心家，曾幫他拓下滕縣不少新出土的漢畫像石。老校長託滕縣膏藥店的主人，帶到天津請著名古文字學家王襄先生鑑定，受到他的重視。為此王襄先生寫成一篇《滕縣漢畫像石記》，發表在燕京大學的學報上。這位第一代甲骨文專家當時並不知道這批拓片的捶拓者，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1954年我在天津認識了他的兒子王巨儒，繼而拜識了王襄老前輩，談起這件事，不勝今昔之感。滕縣的漢畫像石之古拙趣味，對我以後的書法和繪畫，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滕縣傳世的石碑很多。滕文公祠、龍泉塔且不說，東門荊河岸上的“皇恩浩蕩”四字大石碑，縣衙譙樓上嵌的四塊刻石，分別刻著“氣吞山河”四個大字，這都是極耐人品位的好字。還有一通傳為李白手跡的石碑，因不見於文獻著錄，遠不如河北薊縣“觀音之閣”、山東濟寧的“北觀”刻石著名，可能是偽託之作，但讀其筆意，仍能引逗我的遐思。我家村口新建了一座高氏節孝碑，我幼時曾親眼看石工鐫刻字跡，碑陰是黎元洪寫的“節勁松筠”四個大字，頗有氣勢。我的歷史課本上印有岳飛的草字“還我河山”，當時感到比《蘭亭序》上的字更美。
滕縣富商秦旭齋那年新建了一所園林，我的隸書老師邊秋水先生既為他府上的幕賓，自然少不得要題寫楹聯榜額，並徵集名人字畫。初生牛犢小輩的我，也送上一副對聯，內含戲謔：
不愛錢原非易事，太要好亦是私心。
兩句話正反進退都可解，心胸偏狹的人很可能認為是對他的大不敬。想不到秦旭齋老先生——他是我三伯父的朋友，自是我的父執一輩——很開明，居然允許邊秋水把它裝裱後掛了出來。三伯父看到這副字聯，認為我太調皮、孟浪，把我狠狠訓斥了一通。
清代“揚川八怪”之一的李復堂，曾在滕縣作過縣令，因此自號“滕薛大夫”。他同黃校長的先祖是莫逆之交，黃家藏有他的書畫精品極多，因為黃校長對我特別垂愛，所以有幸能看到李復堂的許多精品。三伯父的客廳裡，掛有李復堂的《九老圖》——一株老樹上畫有八隻老烏鴉。題有長詩，風神雋逸。李復堂的字顏筋柳骨，不拘繩墨，我多次摹仿，但父親說，這是畫家隨意戲墨，練這種字不是書家的正途。清末最後一任滕縣縣令名叫姚詩志，我的外祖父為他做過幕賓，姚善行書，也有些李復堂體的意味，其字在滕縣流傳很多。我對這一路書體很喜歡，所以當時自己題畫做跋，常帶出些李復堂的影響。姚詩志的名字與作品都未見於著錄，這是令人遺憾的。
十四歲那年，父親開始正式讓我練習草書。他教我的方法是先識記草字，臨《右軍將軍王羲之草訣百韻歌》。臨過之後，還得讓我把草字的筆意默寫出來。這一課題完成後，才是臨孫過庭《書譜》。他認為《書譜》沒有狂怪習氣，並且文長字多，字字有法度可守，是草書的好範本。歷史上也有人反對孫過庭，說他的草字“千人一面，萬字雷同”。我臨了幾遍，受益匪淺。此後，換寫《十七帖》，草書的步序才逐漸分明起來。明清以降，畫家與書家的字有了一些區別，吳昌碩的海派，也影響到我們這個小小的縣城。我和摯友陳禮堂又學習他的題畫用筆，但我們沒有吳昌碩石鼓文的篆字功夫，只學些皮毛，自己也很不滿意。
我三伯父廳堂中懸有“名能壽世，道不阿時”大對聯，卻是魯南一帶的摩崖經體，初初看起來既醜且怪，看得久了，總覺得裡面有些難以言傳的古拙趣味，很值得學習。父親知道我的感受後，說黃小松、鄧石如這些大書家都有訪碑、考碑、學碑的功夫，有些法書，不能光看字帖，而是要看實物，要到碑碣摩崖現場去體味。我家收藏有黃小松的著作，其中一本就是《岱巖訪碑記》，我讀了以後，聯想起師長們所津津樂道的《曲阜碣考》、《濟寧金石志》、《濟南金石志》等等，覺得黃小松能千里訪碑、萬里尋章，我家鄉附近有那麼多碑崖名刻，豈能置之不理！同我做著尋碑、訪碑夢的，還有我的同學陳禮堂。
1940年初秋，我和陳禮堂備好了鋪蓋、乾糧，精神抖擻地踏上了征程。田野上豆花夾道，高粱搖紅，踏著蟈蟈的此起彼伏的鳴叫聲，一跑北行。第二天，我們尋到鄒縣城東的小鐵山，找到了安道一所寫的摩崖《匡哲刻經頌》，我們坐在草地上，站在山石上仔細領略刻石的氣韻，從行囊裡取出紙張與捶拓工具，便操作起來。事後，到鄒縣縣城乘火車到兗州以北的一個小站上車，步行二十里才到達曲阜。
孔廟，如此雄偉、開闊的古建築群，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我們沿中軸線進入欞星門、聖時門，再跨過泮池石橋進入同文門，就可以看到木欄杆所環護的眾多石碑了，我們所熟悉的漢碑十三種，就豎立在裡面。我們想拓一些漢碑拓片，但被管理人員所阻，只好在院子裡找些明清時代碑刻拓了一些。孔廟裡的漢碑拓片，在孔廟外的地攤上都有，但拓工不精，只好有選擇地買了幾種。孔林是孔子以來七、八十代孔氏的墓葬地，在新造的墓地石坊上，鐫有孔子七十七世孫孔德成的楹聯，憑弔了孔子墓後，我們特意尋找到孔尚任的墓。孔尚任是大文學家，我們朝著他的墓碑行了參拜之禮。在曲阜，我們興奮地觀覽了好幾天，晚上就借宿在師範學校的教室中。當時秋氛蒸人，我們只怕逢上秋雨，旅資又有限，便倉促地帶著下次再來的餘興返回滕縣。
1941年春，學校有春假，允許學生遠足。我和陳禮堂再次相約，到泰山和濟寧訪碑。我的姐夫彭德言資助我一些旅費，因此這次出發可以免除攜帶鋪蓋之勞，而拓碑用的工具、材料倒是帶了不少。日本侵略者對泰安火車站的彈壓很嚴厲，當我們跳下火車之後，在鐵路警察盤查我們的行李時，認為可疑，便把我們拘留起來。
他們對我們十六歲的人，帶了奇奇怪怪的工具、材料遠行幾百裡來“拓碑”很不理解，好不容易才得放行。為免除一些人的猜疑，我們買了一些香燭紙鉑，隨著朝山進香的老太太，走進了設有關卡的岱宗坊。登山的蹬道兩邊的石壁上刻滿了名人的摩崖題刻，與景物配合起來看，非常動人。走到鬥姆宮，我們踅過溪流，攀了一里路程，終於找到經石峪的《金剛經》巨型摩崖刻石。
其實這片摩崖是一有斜坡的大石坪，字逾斗大，我們在石坪上跑著、跳著、歡叫著，興奮欲狂，對書法藝術的偉大傑作，遠觀、近覷，賞玩半日，可惜因為字型過大，我們根本無法捶拓。唐玄宗的《記泰山銘》刻在山頂碧霞宮後的山壁上。它可稱是中國最大的石碑，也無法捶拓，我們只得仰著脖子久久地觀賞。
我們知道泰山西麓，泰山的後山也有許多名刻，但考慮到日偽的便衣很可能像在泰安火車站那樣把我們抓起來，便只好選擇泰山主要幹道附近的、未被黃小松注意到的小石刻拓印了一些。在山上山下的小店裡、地攤上，也出售碑帖，多是岳飛的行書、乾隆的御筆、成親王的大字等等，刻印都有些粗糙，不堪入目。
來泰山一趟，如不見李斯的秦代泰山刻石，豈不是一件憾事？幾經詢問，經過一位道士的指引，我們在山下的岱廟中終於看到了它。經過兩千多年的風風雨雨，當時可辨清的字跡已寥寥無幾。我們本來還想到泰山東北的徂徠山訪碑，怕家裡擔心我們的安全才作罷論。
我的中學時代，是處在戰亂時期，學校經常關閉，我忽而當學生，忽又回鄉做農民，有時又去機關做謄錄生，以換取購買紙墨的費用。在偃蹇的生活中，父親和我哥哥同我三人，苦中作樂，仿效宋代王氏先人“三槐堂”的故實，在家庭院內各植槐樹一株。我的小書齋取名“苦歌齋”，窗欞上就印著槐樹樹葉的影子。“苦歌齋”的木匾，由我自書自刻。斗室之內掛滿了自拓的以及他拓的名碑拓片，另外又拉著幾根繩子，掛上許多書畫觀賞——有自己畫的，也有高手畫的，古人畫的。我吟哦於此，傲嘯於此，揮染於此，不以清貧的物質生活為苦，而以飽覽欣賞名跡為樂。
張洪明、黃明遠在我的墨海生涯中是不能遺忘的人物，雖然他們都不是書畫家。張洪明在滕縣開了一家“洪明碑帖社”，與我姐夫開設的全盛百貨店正是對門。他經常往返於西安、河南、北京等地，購進或交換碑帖，因此他店裡碑帖的品種最多最全。我經常到他店裡翻看碑帖，自然就成了朋友。由他的介紹，我認識了善國門外的黃明遠，縣商會會長，是碑帖收藏極富的人。
他是“在理”的人。所謂“在理”就是在一位同是“在理”的“師父”的嚴格監督之下，禁絕菸酒、賭博等惡習。這一風俗也是魯南一奇。我那時下過決心，嚴戒惡習的沾染，便拜黃明遠為師父，並由此到他家裡翻看市面上見不到的古碑古帖。這位黃明遠也是洪明碑帖社的常客。我常把自己所愛而買不起的碑帖提出，讓黃明遠師父購買，然後借回家中，雙鉤一遍。他送我的碑帖很多，我最喜歡的是去北平考大學贈別給我的一本明拓《雲麾將軍碑》。
我當時臨摹古碑帖幾達痴迷程度，像《張遷碑》、《禮器碑》，不知已臨了多少遍。自己未有好的碑帖，便借回家中，用小紅毛筆鋪上薄綿紙勾勒，用完之後再物歸原主。這樣的紅線雙鉤，在我的苦歌齋中積累了很多。
我的魯南故鄉，可稱得漢碑之鄉。除了曲阜孔廟碑林之外，濟寧也有著名的小碑林。《張遷碑》的出土處即在魯南的東平縣，四大摩崖奇書的徂徠山、經石峪、小鐵山、尖山摩崖，都分佈在魯南的山巒之上。學書法的人，固然應該感謝口傳身授的老師們，但我又怎會忘記我撫摸過、臨摹過的碑碣和拓片，它們是不開口的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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