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公十九年》
又有一个忠臣出场了，能识得如此人物，当真是三生有幸。他名叫鬻拳，原是楚国的大夫，因上年楚国与巴国（今江州）打仗，巴国把楚国的一个地方叫“那处（今湖北省荆门东南）”的侵占了，守卫负责人游过涌水而逃，楚王把他拿住治罪，杀掉。
“其族为乱”，这件事，鬻拳强谏楚文王不要治罪，一是强谏，二是其族为乱，什么因由？原来是楚国与巴国结盟商量好去攻伐申国的，不料头忖不兜（方言：没有商量好细节），楚师到巴地，巴军以为是侵犯的，因此便有上面这事，这个逃跑而被杀掉的负责人在全力对付申国，哪防巴人杀过来？
这是起因，要说的是鬻拳强谏，楚文王不从，临之以兵（兵是兵器，不是人，就是说把刀架在脖子上）。惧而从之，事后鬻拳说：“我害怕君王的刀枪，这个罪是大了。”
于是便自己把脚砍下来以表示罪有应得，揭示了一个大大的关节：为君者以理服人，不以力治人，为臣者守正佐命，不为淫威折腰。
还有精彩的“其族为乱”的结果是楚国内部乱势哄哄，巴国人便乘机而伐楚，鬻拳也被贬成了看守城门的人，这年春，楚子（国君）便亲自率领军队抵御巴人，不料在“津（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南）”这个地方败北，逃回来被守城门的鬻拳挡在门外，不肯放入，原文是“鬻拳弗纳”。为啥？是要反，还是逼君抵抗？总是古人文字太过简约，师长辈说文便意见相左，小子参看前后因果，以为后一论为正：
实际上鬻拳作派，相当于现世之张学良发动之“西安事变”这叫“强谏”。《礼记·曲礼下》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天经地义之事，不料当真，楚文王在转战中，有疾而亡，“君死社稷”了，只不是主观动因，鬻拳便不同了，他把楚文王葬在君王墓地后，也就自杀了，葬在君王墓地的外面，以尔守候，这叫“士死制。”这等人物，小子为之大书特书，你说值当不值当？
《庄公二十年》
自周平王东迁以来到今，郑国的几任君主，个个不呆，看他们对时事分析之精到，能及者无有几人，并且拱卫中央政权忠心不二，在这个层面上说，当得起“品正才高”四字，但自己国家呢？
却在走下坡路，这个情况，可用公子忽为代表说明问题，大节凛然，守正不阿，岸岸然也，只是太过自信，便是刚愎自用，这根血脉，通统有这毛病，试看历史上处尔虞我诈之世，黄土高坡人物有所谓的“作为”者几人？
嬴政以暴力完成帝统，十八年间，成就了至今未变之基业，呜呼哀哉了，其实也是大过强硬这个毛病，吾曾以此意求证案前，师曰：“史以实论，论为理用，理即吾辈之求而广之也，臆度非吾所事也。连说三“可惜”，便闭目静坐，吾惶惶退，想至今，断断非褒语也，实策之也，师恩深重，诚恐诚慌，受教。
《庄公二十一年》
周王朝由于五大夫之乱，近来也是搞得乌烟瘴气，正统的王子出逃，非正统的王子颓由五大夫扶持盘据中央，东周的中央区域：有王城、即首都，还有一个起拱卫作用的城池叫“成周”，在王城的东面，成周的东界即今河南荥阳境内之虎牢关，出关之东，便一马平川了，所以要有这样一个城池，不恰当的比喻，即今天津市一般，也是在首都东面，滨渤海而守，被中央直辖，实在是军事意义太过重要之因。
闲话少说，且说郑厉公之捍卫中央王权之心，当真是赤胆忠心、义无反顾，他联络中央的一个老前辈叫虢公丑的，先是保护王子占据了成周，这年夏，联合起来攻打京师，郑厉公扶着周惠王从南门攻入，虢公丑从北门攻入，经过不要说了，太过惨烈，结果是杀了王子颓及五大夫，中央王权才暂告安定。
此事，谋划之功属郑厉公，保护王子也是郑厉公（闲闲生曰：“保护王子必郑厉公，对虢公丑来说，王子（周惠王）、王子颓俱是侄子，难保当机立断”。按说，郑厉公与虢公丑俱是丰功伟绩，却郑厉公略高一筹，不料祸祟来哉，毛病出在行赏上，赏给郑厉公的是王后使用的香囊（当时叫鞶鉴），以示隆重，但赏给虢公丑的，却是酒器。小子要说的，便是这事，为君者，慎赏慎罚，这是因为赏罚乃国家之重器，乱用必导致恶果，“郑厉公由是始恶于王。”这个血泪教训是被历史证明的（闲闲生曰：“你小子明说吧，今军队编制唱歌跳舞的，俱将校级军官，下基层慰问演出，以团级战士组成观看，规模已经是超大，到底是你慰问我，还是我慰问你？不打仗无事，打仗靠谁？），不说了。
二0一三年元月初八
《绍兴安昌古镇》照片来自头条，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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