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神化“新基建”

导 读

新基建尚处于发展初期，与近100万亿GDP的总盘子相比，在短短几年内还不足以成为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新基建正在呈现出作用被远远夸大的趋势。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本来已经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进一步蒙上了一层阴影。为此，中央在多次会议中提到采取措施稳增长，其中“新型基础设施”（简称新基建）投资成为最为热门的词汇，似乎成为打破疫情影响、保证经济增长的良药。加上各省不断爆出万亿级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新版4万亿”再次被提出。

近期，各类行业媒体和投资领域关于新基建的关注热情非常高，新基建正在呈现出作用被远远夸大的趋势。

不可否认，新基建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后，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投资角度对GDP的贡献率也不断上升。

探讨问题的基础：宏观经济和统计学基础知识

因为涉及到经济增长、投资、基础设施等宏观和统计学术语，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些概念有一个共识。

GDP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一个词汇，但它对经济生活中各类产出有严格的区分，是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最终成果”首先是一个增量的概念，它就不是所有营业收入的加总，营业收入中因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增值部分才能计入GDP中；其次它是最终值，也就是说中间投入不应该计入。

GDP有三种计算方法，其中用支出法计算的话，它包括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而资本形成总额又是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组成的。

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即固定资产净增长部分。在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是核心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交通运输、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我们所说的“新基建”就属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部分，它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传导给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继而对GDP增长产生影响。但是，“新基建”及其固定资产投资并非最终值，它需要剔除处置的固定资产等各种核算后才能成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才能对GDP增长产生直接贡献。

以上数据为过去十几年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对比，它们有类似的趋势和相关性。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了资本形成总额的主要部分。近年来，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保持在40%左右，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此起到重要作用。

48万亿投资实在没有必要惊呼

随着各省陆续公布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一个数十万亿的投资版图正在形成。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汇总，截止3月5日，24个省市区公布了未来的重点项目投资规划，总投资额达48.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近8万亿元。这么天量的投资计划，加上疫情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少解读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甚至认为是重现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4万亿”新版本。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到底是不是新的刺激计划，能不能构成“新版4万亿”，我们还需要对投资的总量和结构进行分析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过去近20年中，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经历了倒U型的发展过程，近年来增速一直下滑，这和最终消费对GDP贡献率越来越高相关。不过，在经济下行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有所增长。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5.1%。在2020年疫情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正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但是，是否构成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不在于固定资产投资是否增长，而在于超出预期的大幅增长。虽然24个省市的重点项目投资规划超过48万亿，但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笔者搜集了各个省市2019年重点项目投资的数据，虽然未能获取所有省市历史投资资料，但已有的数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问题。

先从总量来看，以下是笔者搜集的11个省级单位2019年和2020年计划的重点项目总投资总额的对比。

从以上11个省级单位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来看，我们并未看到2020年比2019年有大幅上升，投资额反而下降了。具体来说，11个省级单位2020年重点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超过34.5万亿元，相对2019年下降了1%。其中，5个省2020年投资总额高于2019年，重庆上升幅度最大，超过20%。

再从当年投资额来看，以下是笔者搜集的11个省级单位2019年和2020年重点项目本年度计划投资额的对比，其中不乏广东、江苏、北京、上海等发达省市。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20年当年计划完成的投资额略高于2019年。具体来说，11个省级单位2020年计划当年完成的投资额比2019年当年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1.9%。其中3个省份同比下降，若剔除这3个省份，则2020年当年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7.5%，这一数字也并不会显示出大规模的投资增长。不过，2020年当年投资完成额度增长高于总投资额增长速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基础建设项目落地的加速。

虽然以上数据仅包含11个省级单位，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出2020年整体基础建设投资的动向。当然，2020年投资计划是各省近期所发布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后期会不会调整还是未知数。但是，仅从现有各省所发布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数字，就得出大规模经济刺激出台、甚至是“新版4万亿”的观点显然是非常武断的。

新基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盘子？

近期，新基建的爆红，源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和媒体的热炒。比较典型的是央视在一期节目中对新基建涉及领域的分类，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7大领域。

笔者作为物联网的从业者，由于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都属于物联网核心涉及的领域，因此对这些方面更为关心。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建这一概念后，笔者就在《罕见！5G、物联网写入中央经济工作重点，成经济下行压力下提振市场信心的强心剂！》一文中进行分析。近期针对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笔者在《重磅！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5G和工业互联网，对GDP增长意味着什么？》分析了5G、工业互联网对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笔者一直认为，包括5G、工业互联网在内的新基建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但是，在短期内要快速对经济增长形成明显支撑作用，新基建的作用应该仔细分析。在当前环境下，要保持100万亿大盘子的经济总量仍然持续增长，则所使用工具的盘子也需要足够大，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新基建的盘子。

我们以中国最发达的省份广东为例，广东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公布的重点项目计划投资最高的省份。21世纪经济报道根据广东省发布的2020重点项目投资列表，梳理出与新基建相关的项目及可能涉及的金额如下：

项目

涉及金额（亿）

5G基站

148

特高压

168

城际和城市交通

9069

新能源充电桩

89

大数据中心

105

人工智能

434

工业互联网

10

广东省涉及新基建项目金额

从上表数据中可得出，与新基建相关的项目涉及金额约为1万亿，占广东省计划总金额近17%，在比例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金额超过90%，而这一领域严格上来说其实并未包含在中央提出新基建的范畴中。若剔除这一项，则剩余新基建项目投资金额仅占1.6%。想象一下，仅占1.6%的盘子，虽然其对其他产业的乘数和撬动作用高于其他领域，但根本没法在整体经济增长中形成力挽狂澜的作用。

将广东的数据扩大到全国，虽然目前还没有新基建投资的统计数据，但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相关数据来考察。由于PPP项目大多都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根据国泰君安宏观团队的跟踪，全国PPP项目库中细分数据可见一斑。

PPP项目中不同类别占比（来源：国泰君安）

目前存量PPP项目总投资规模大概17.6万亿元，其中铁公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隧道等）是大头，约7.1万亿元，占比约近41%；此次是房地产、土储相关，占比20%左右；再次是医疗卫项目占比1.7%。新基建项目仅不足1000亿元，占比只有0.5%。

虽然新基建备受关注，但其投资金额在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还需很长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基建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盘子中占比还非常小，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夸大甚至神化新基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基建作用迎来首次考验

笔者在此前文章中曾提到，今年将新基建着重提出，不仅在于它在固定资产投资中能够发挥作用，而更在于这次疫情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作用的初次“大考”。

新基建提出2年多的时间，从理论上来研究，它对于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老基建，但这只是理论而已，到底最终效果如何，这个还需要时间的考验。目前，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只是处于部署的初期，对于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创造就业方面还未显现出来。

而老基建则是经历过历史的考验，对国民经济短时间内保持增长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考验的历史时期其实非常长，远的来说，几千年前战国时期秦国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等基础设施投资带来国力兴旺；而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中推出“以工代赈”和大力兴建公共工程，立即起到了经济复苏的效果。而在此基础上，凯恩斯学派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占据了各国经济政策中理论依据的头把交椅。

知名房地产商曾做了一个形象比喻：房地产就是夜壶，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往床底下一踢。话糙理不糙，在过去多年中，房地产确实在稳增长中的作用立竿见影。

新基建的固有特征，不一定能够立即上马

对于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很多项目，很多限制条件是技术进步，并不是在政策刺激和投资到位的情况下就能快速上马，而是一个累计的技术研发和进步的过程才能承担起基础设施的作用。而其他老基建的限制条件主要是政策和资金，当政策和资金到位后，马上就能启动并发挥作用。

比如，城市大脑就是人工智能领域非常典型的基础设施，假以时日可能成为与供水、供电、通信等一样的城市基础设施，但城市大脑的成型需要一段时间。诸如城市大脑一样的其他科技型基础设施，2020年在技术和研发水平没有达到大规模商用情况下，新基建作用也无从发挥。

又如，5G也是正好是赶上这一非常时期，承担起重任来。在2019年，不论是标准、技术、产业链、牌照等各方面都准备就绪，才有2020年承担新基建的机会。试想一下，若全球5G标准制定推迟2年，那么5G元年可能要推迟到2021之后，2020年这个非常时期技术、产品、产业链根本就不成熟，那么5G也不可能成为投资重点。

其实移动通信已经不止一次这么“幸运”了，当年的3G牌照发放和建设期也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叠，从而使3G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一个重点。原工信部部长会议3G牌照发放时曾提到，3G牌照原计划是2009年两会后发布，但鉴于经济危机的形势，提前于2008年底发放。牌照发放后，2009年三大运营商3G直接投资1609亿元，间接拉动了国内投资近5890亿元。

随着各地复工的进行，2020年基础建设投资已经开启，国民经济增长涉及面非常广，依赖的是各行各业共同的努力。新基建作为一个新事物，虽然前景可期，但具体作用还需详细分析，确实没有必要过于夸大甚至神化新基建。

注：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发改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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