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的地方大幅度合村並社，出現了很多新的村名社名，比如“龍嘴村”。我想，“龍嘴”一定是“考古新發現”，大概是有什麼古老遺址。好啊，老百姓有福啊，如今都住到龍嘴裡去了，那還不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呀。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後怕，那龍嘴萬一動一下，怎麼辦？
估計全國帶“龍”的村不在少數，還有叫“龍咀村”的，這更讓人憂慮。“龍嘴”你可以僥倖，說它只張著不動；但“龍咀”那是肯定要動的，因它要吃東西、要咀而嚼之。我真擔心住在“龍咀村”的人，哪天龍要是餓了，一旦吃喝咀嚼起來，那就不好玩了。所謂龍潭虎穴、龍爭虎鬥、龍吟虎嘯，說明“伴君如伴虎”呀。
這就說到了地名的取捨。取地名是一門學問，歷史文化當然要講，要有點精氣神，但也不能盲目、簡單化、玄而又玄。不是搞個很響亮的名字，這個地方就馬上人傑地靈、財源滾滾了。尤其是鄉村，更要兼顧鄉風民俗，講究根系傳承，考慮一貫連續。若三天兩頭改名，那就等於是兒戲了。
看看縣域地圖就會發現，在中國廣大的農村，村（灣）的名字大多與姓氏掛勾，比如祖張灣、孫家衝、王家畈、李家咀、吳家垸、胡家臺，等等，這一個個村名，就是一個個家庭、家族符號，印刻著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生存記憶。如果說要營造一些精神家園，增添一點點鄉愁原素，那麼保留原始村落的名稱，則不失為上上之策。
可事實是，隨著鄉村常駐人口的減少，“空心村”“無心村”越來越多，本著節約資源、提高效率，時下合村並社看來是大勢所趨。但即便是非合非並不可，那也完全應該有個折中的兩全之策，比如，是否可以合村而不改村名呢。在兩個村的上邊加一個名頭，即“第X中心村”，原有的村仍作為實體運作，“中心村”則為不常設的協調機構，有事說事、無事走人。“中心村”班子成員由村的幹部輪流兼任，相當於“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一些同志不是喜歡多搞牌子麼，何樂而不為呢。相信只要心繫蒼生，智慧和辦法總比矛盾多。
中國幾千年的社會，除了家，灣（城市小區）或村，應該算是一個最小的群體細胞了。過去農村叫大隊也好，叫村也罷，都是村；叫小隊也好，叫組也罷，都是灣（臺、畈、嘴、垸、井、衝），這個形態是穩定而清晰的。現在這麼一改，加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加快，老的村沒了、模糊了，灣的印象也必然會隨之淡薄。
說起這地名區劃的變遷，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我記憶裡，我老家所在地“總把新桃換舊符”，隔些年就要改一次名稱，一時叫區、一時叫鎮；一時叫公社、一時叫片；一時叫大隊小隊、一時叫村組，若說以前是換湯不換藥，那麼當下則是既換湯又要換藥了，因實際上要把村也改掉了，此村已非彼村了，有的還保留了個把字，有的原村名中一個字也找不到了。
這就好比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住了幾十年，突然讓他搬走，無論是外出的，還是留守的，都會有失去“大家庭”的感覺，如同一下成了流浪漢。原來的感情在這裡中斷了、消逝了，無村了、無家了、無根了、無脈了，有的只是越來越濃厚的飄泊感。
不可忽視，改地名常被高尚化、神聖化，因往往伴隨著改革的推進。當年張春橋等人真是發瘋發狂，要參照巴黎公社的模式，把上海改成上海人民公社，幸虧毛主席沒有同意。須知，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有的拍腦袋式的改革就很壞，就開了很多“國際玩笑”，既辱沒了歷史文化，又影響了經濟發展。基層突出的表現是強拉硬扯“老古董”博眼球；地市級以上則是官僚習氣嚴重，無視客觀規律，打著弘揚文化的旗號破壞文化。
全國最大的改地名（準確講是改革）失敗之舉，恐怕要屬把荊州和沙市合併成“荊沙市”了。沙市原為地級市，一個“活力二八沙市日化”譽滿神州，據說當時沙市的經濟實力極強，在全國地市級城市中排名前五，可是硬推、硬改、硬合，硬是把沙市變成了一個區，把一個蒸蒸日上的城市，從人們的記憶裡生生地抹掉。雖然後來又改過來了，但元氣大傷，昔日的沙市已不復存在。所以現在有“沙市恨荊州”之說，能不恨嗎，人家恨的是愚昧、是官僚，是對文化的諷刺與摧殘。
外國人遵法，中國人崇權，因而骨子裡就有不安分、愛折騰的基因，以至於發明了好多“中國特色”的成語，比如，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朝令夕改，也就是不守規矩，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前些年的“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發”，最後搞成了“大發促大升（官），大升促大腐”，至今記憶猶新，促人深思。
如何抑制一些人按捺不住的“改革”慾望，防止行政權無限膨脹，唯一的辦法只能靠下放釋解權力，即把區劃變更、改名冠名、拆村並社等事項的決定權，統統交給人民群眾，就像城市拆遷徵求居民意見一樣，贊成比例達不到總人數85%以上的，不管計劃多麼宏偉一律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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