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兔子山，开发商在施工时，无意中挖出一些古迹，随后考古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最终发现古井16口，深度一般在9至10米，每口井中都挖掘出竹简，其中已挖掘的11口古井中出土竹简15000余枚。
通过对“兔子山遗址”竹简的解读，学者发现这15000余枚竹简是益阳县衙署档案和公私文书，涉及人口、田亩、物产、税赋、司法等方面，时代为战国楚、秦朝、张楚（陈胜政权）、两汉、三国东吴。各时期的竹简可以弥补史料文献的不足，为研究益阳在三国之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
在这些竹简中，有一枚极为珍贵，因为这一枚竹简与秦朝胡亥登基合法性有关，假若为真，那么《史记》记载将被推翻。
关于胡亥登基合法性，《史记》中有明确的定论，而且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中，有详实的记载，且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
秦始皇东巡暴毙，临终之前留下诏书，希望公子扶苏主持葬礼得继大统，但在赵高主导下，赵高、李斯、胡亥三人合谋，最终矫诏逼死秦始皇所属意的长子扶苏，让胡亥成了“秦二世”，史称“沙丘之变”。胡亥登基之后，担忧政变内幕外泄而故意杀人灭口，《史记》记载胡亥说“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如果没有沙丘之变，胡亥根本无意这么担忧。此后，胡亥为了灭口，将兄弟姐妹全部残杀，让胡亥矫诏篡位之说得到进一步证实。
然而，兔子山遗址出土的这一枚竹简，是一份胡亥登基诏书，颠覆了秦朝这段历史，我们先来看看竹简内容。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竹简背面记录了时间）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
这段话里透露了二个紧要信息：一是“朕奉遗诏”，二是“元年新政”的主要措施。第二条暂且不谈，胡亥诏书上讲述实行仁政，但只停留在诏书上，从未有过实际行动，反而是不断变本加厉的严酷，最后激起天下民众苦不堪言。关键是第一条，诏书上说的是胡亥奉诏登基，那么就不存在矫诏政变之说。
如果仅是兔子山遗址这一诏书，那么还可以说是胡亥的政治套路。古往今来，无论哪个篡夺皇位，都不会自我批评，否定自己得位合法性，王莽、杨坚、李世民、朱棣、雍正等都不会，反而只会强调得位光明磊落、“得位很正”，所以胡亥的“朕奉遗诏”听听即可，不必当真。
问题在于：北大竹简《赵正书》中，记载了秦始皇传位胡亥。而北大竹简尽管来源不明（校友在海外文物市场拍下捐赠给北大），但通过内容解读，可以确定竹简年代是西汉初年，甚至比司马迁年代还要早，离秦朝存在比较近。
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太息......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
所谓赵正，即为秦始皇嬴政。《赵正书》中记载的很清楚，秦始皇传位胡亥，这就与兔子山遗址的胡亥诏书相呼应了。由此不免令人怀疑，秦二世胡亥蒙冤了2200多年？
真相只有一个，如果胡亥诏书与《赵正书》是真实历史，那么《史记》这一记载必然要被推翻，秦朝历史都要被改写。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尽管史学地位很高，但随着诸多考古发现，《史记》内容已经多次被推翻，兔子山遗址的胡亥诏书能又一次推翻《史记》记载吗？
上文说了，胡亥诏书只能说是一种政治套路，根本不得为真，后来胡亥没有兑现一点“元年新政”内容，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问题还是要回归到“赵正书”可信不可信？
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扶苏、中尉（蒙）恬。大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因夷其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抚天下，曰：“且与天下更始。
这是连续赵正书上一段的内容，奇怪吧，胡亥是正大光明的登基，为何要杀扶苏、蒙恬，为何要杀兄弟姐妹......这完全解释不通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认为：“到目前为止，根据学者私下交流得到的基本看法，似乎归属于“小说家言”的可能性更高。所以我们不宜于把《赵政书》的史料价值估计太高。”
总之，《史记》的胡亥矫诏为帝，不仅有着详实证据链，而且秦汉相关史料也能印证，而《赵正书》的秦始皇传位胡亥之说，却只是一家之言，也缺少相关史料印证，属于孤证，更别说《赵正书》像小说一般描写了这段历史。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史记》就一定是真相，《赵正书》就一定是杜撰，毕竟历史真相有时候就是荒唐的、违背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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