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朝臣備書丹褚思光撰文鴻臚寺丞李訓墓誌考》（下稱《李訓墓誌考》）的公佈，僅是筆者數年間事務之餘，夜半啃讀的一個功課。剛好2019年做完，也就當年發佈了。沒想到引起社會、學界這麼大的關注。本人非常樂於接受來自於海內外學界的批評和指教，由衷致謝。
關於朝臣備書李訓墓誌，目前學界最興奮和最多說法的討論點基本都來自“日本國朝臣備書”這七字。這種興奮和六年多前我接電話聽到這幾個字時的激動如同。
自去歲12月25日以來，我陸續收到許多國內及海外學界的信息反饋，可謂各有真知，灼見迭出，受益匪淺，深為感激。尤其石曉軍教授《也說中的“朝臣”》（2020年1月8日，澎湃新聞，以下簡稱石文），以深厚的日本史研究功力和視角，清晰表述了日本史料文獻涉及日本國內古代名、姓、氏的使用，備受啟發。
但最核心的日本人入華後名姓變化的問題，石文留下一整組問號，而並未做任何解釋。“有人會問，那麼《舊唐書》卷199上《東夷傳/倭國》（石按：王文b將此誤記為《舊唐書》卷199《日本國傳》）提到的‘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以及《新唐書》卷220《東夷傳/日本》中的‘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粟田復朝，……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中的‘朝臣真人’和‘朝臣仲滿’又作何解？而且唐人林寶《元和姓纂》卷五還專為此立項曰：‘朝臣。日本國使臣朝臣真人，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石按：王文b從宋人鄧名世《古今姓氏辯證》轉引《元和姓纂》上文時，斷句有誤記）。這些又當怎樣解釋？關於這一點，幾句話難以說清楚。這裡我只想提請大家注意，上述記載均出自於中國史籍的記載。簡而言之，此與唐人以及其後的歷代中國人對於日本情況的認知程度以及誤解有關。”（2020年1月8日，澎湃新聞）
前揭石文所謂“幾句話難以說清楚”的恰恰是“李訓墓誌”結尾這個異國書丹人名姓的核心。石文臚列的日本文獻講述的都是下道朝臣真備（吉備朝臣真備）名姓在日本的變化和賜姓問題，完全沒有考慮到日本人入華後名姓的問題。目前所見日本任何文獻都沒有關於日本人到中土後怎麼使用名字的記載，而這一問題恰恰是筆者《李訓墓誌考》特別留意的所在。
筆者在做《李訓墓誌考》時，特別考慮到如此重要的材料，宛如一塊絕美味的蛋糕。不要因筆者學力淺薄，而有所撥損。所以，筆者文幾乎僅僅限於717—734年間，發生在唐土的事件，個別無法繞過的諸如“八色姓”、“下道朝臣真備（吉備朝臣真備）賜名”、“吉備朝臣泉”，以及名姓簽押問題外，近乎把所有“下道朝臣真備（吉備朝臣真備）”回日本國以後的問題都讓了出來，就是希望能清晰、乾淨地將“朝臣備”課題涉及日本史研究的部分，交給後續跟進的更多的學力精深、學養宏厚且精通日本史料、語言的學者去深入研究，而筆者也有機會能一併學習，故筆者文中主要涉及的就是“朝臣備”在華的部分。由此一些史料的信息就顯得極其重要。
第一條，《續日本紀》卷卅三·光仁紀三·第五條載：
“寶龜六年（775）十月壬戌，前右大臣正二位勳二等吉備朝臣真備薨。右衛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之子也。靈龜二年（716），年廿二，從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眾藝。我朝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七年（735）歸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高野天皇師之，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朝臣。”（注：此“吉備朝臣”賜姓是天平十八年（746）的事。見《續日本紀》卷十六·聖武紀八·第五條）
第二條，《續日本紀》卷十二·聖武紀四·第一條載：
“天平七年（735）三月丁巳朔丙寅，入唐大使從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廣成等，自唐國至，進節刀。夏四月辛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備，獻《唐禮》一百卅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弦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隻。”
這兩條史料鎖死了，後世熟知的“吉備（朝臣）真備”，養老元年/開元五年（717）入華；天平七年/開元廿三年（735）回國時的完整日本名姓為——下道朝臣真備。
第三條，唐人林寶撰《元和姓纂》卷五·朝臣載：
“日本國使臣，朝臣真人，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
這條史料確認了入華的日本使臣官員在華土時，有明確省略最前姓而直接使用“朝臣”為姓者。“朝臣真人”、“朝臣大父”，以及《舊唐書》、《新唐書》中出現的“朝臣仲滿”等皆為此例。且“朝臣仲滿”最後的名字更簡化為“朝衡”（晁衡），不能排除，在“朝衡”前還曾經叫過“朝臣衡”。
就前揭三條日本和中土史料，已經可以明確判定，717年抵華時、735年返日時“下道朝臣真備”的名姓信息。而734年一位精通漢字書法的日本國留學生為鴻臚寺中級官員“丞”李訓書寫了墓誌，這個落款自己的名字為“朝臣備“的人，完全吻合唐代史料中出現的“朝臣真人”、“朝臣大父”、“朝臣仲滿”的所謂日人漢名的結構和習慣。特別是“朝（臣）衡”到“晁衡”的再次簡化，可知李訓志尾出現的日人漢名，妥帖得體。2004年發現的“井真成”墓誌，因日本文獻無記載，從新恢復其日人漢名關聯的實際日本名姓，多有艱難和不確定。
王瑞來教授《王瑞來：“朝臣”解》（2020年1月2日，澎湃新聞，以下簡稱王文）：“唐代詩人包佶有首題為《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東歸》的詩。這裡的’晁巨卿’就是晁衡。寫作’晁巨卿’其實是錯的。‘巨’字當為‘臣’字的形近而誤。從《全唐文》到所有引述包佶這首詩的，幾乎都誤作了‘巨’。有些當代人還以名公巨卿來謬解此名。只有周必大主持刊刻的《文苑英華》不誤，記為‘晁臣卿’。順便說一句，文史考證，其實也是離不開校勘學的。擁有校勘學意識，可以意外地解開不少歷史之謎。從叫作‘晁臣卿’也可窺見，晁衡即使在唐朝住了幾十年，也還對錶示他曾經的地位的‘朝臣’念念不忘。稱晁衡為‘臣卿’，大概或為晁衡所自擬之字。與‘晁’姓連讀，其中便隱含了‘朝臣’。”
前揭王文關於“晁巨卿”有可能是“晁臣卿”之誤的解釋值得留意。但應該並非是王文所及“晁衡即使在唐朝住了幾十年，也還對錶示他曾經的地位的’朝臣’念念不忘”。這裡更多念及的應該還是表示其家族日本賞賜姓的紀念和回憶以及日人漢名習慣，同時不排除暗含地位概念。
有了前揭整體信息，以“朝臣備”關聯“下道朝臣真備”為同一人，就時間、空間特別是歷史邏輯是吻合的。至於後來的那個令海內外社會新聞媒體矚目的“吉備（朝臣）真備”，僅是新聞點的效能而已。筆者描述更願意講“朝臣備”（下道朝臣真備）。
再，關於“備”字繁簡體或者繁體異寫的問題。實際上筆者在《李訓墓誌考》內做附圖時已經提供的非常清晰明瞭了。“朝臣俻”書丹所用是“俻”，而不是“備”。“正倉院北倉存，天平勝寶八年（756）十月三日至延歷三年（784）三月二十九日《雙倉北雜物出用帳（東寺司）》，在近尾處，有‘天應二年（782）二月廿二日送納，大小王真跡書一卷。……造寺司長官吉俻朝臣·泉’的簽押”，其所用也是“俻”。“吉俻朝臣·泉”，“朝臣俻”（下道朝臣真備），所寫“俻”字相同；而並非是“備”字。
另，關於“《敕獻東大寺獻物帳》（大小王真跡帳）尾末：天平寶字二年（758）六月一日。紫微內相從二位兼行中衛大將近江守藤原·朝臣，簽押。《敕獻東大寺獻物帳》（藤原公真跡屏風帳）尾末：天平寶字二年（758）十月一日。太保從二位兼行鎮國太尉藤原惠美·朝臣，簽押。《敕東大寺封五千戶》文書，尾末：天平寶字四年（760）七月廿三日。太師從一位藤原惠美·朝臣，簽押。”筆者要表述的是“可以確認當時公文簽名的格式和‘朝臣’封姓的使用。天武十三年（公元685年）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時，應有直接用‘朝臣’為姓的狀況，後逐步加註‘朝臣’前的區別姓；且這類加註也有是通過再次封賞獲得的。”（見：《李訓墓誌考》P56,57頁）
同時，“天武十三年（公元685年）冬十月己卯朔(一)，詔曰：’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十一月戊申朔，大三輪君、大春日臣、阿倍臣、巨勢臣、膳臣、紀臣、波多臣、物部連、平群臣、雀部臣、中臣連、大宅臣、粟田臣、石川臣、櫻井臣、采女臣、田中臣、小墾田臣、穗積臣、山背臣、鴨君、小野臣、川邊臣、櫟井臣、柿本臣、輕部臣、若櫻部臣、岸田臣、高向臣、宍人臣、來目臣、犬上君、上毛野君、角臣、星川臣、多臣、胸方君、車持君、綾君、下道臣、伊賀臣、阿閉臣、林臣、波彌臣、下毛野君、佐味君、道守臣、大野君、坂本臣、池田君、玉手臣、笠臣凡五十二氏，賜姓曰朝臣。’”（《日本書紀》卷廿九·天武紀［下］：天武天皇十三年條。）明確講到“賜姓曰朝臣”，至於後來再如何加註前姓以示區別，應該以精熟日本史研究的學者結論為準。不能排除筆者理解的不夠到位而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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