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纪念邮票
他是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千年的传染病；他是中国第一代病毒学专家，创造了一个个不可能的医学奇迹。
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赞叹他是“人类的朋友”“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当今世界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病理学教科书，都记载着他为世界医学做出的不朽贡献。虽然现在，他也重获一定的声名与荣誉，但他的故事及个中辛酸正在被国人遗忘。
他就是清末民初的医学界泰斗——汤飞凡。
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
少怀悬壶济世心
汤飞凡出生的那一年，正值湖南家乡大旱。自幼目睹乡亲贫病交迫的他，遂生悬壶济世之心。在他6岁时，汤父遵守易子而教的古训，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义塾学习。何家的少爷——何键，即后来国民革命军的上将，对勤勉求学的汤飞凡青睐有加，不仅亲自辅导他算数和自然，更将女儿许配于他。怀高远之志、结将门之亲，预示了汤飞凡传奇却坎坷的一生。
1914年，教会学校湘雅医学院首次在全国招生，年仅17岁的汤飞凡立即放弃在读的工业学校，参加考试。七年的专业训练，不仅磨练了他刻苦治学的精神，更让他对行医救人有了具体目标。时值微生物学的黄金期，汤飞凡在时代感召下，立志终生研究细菌学及传染病。
1921年毕业时，有同学邀请他一同开馆行医，汤飞凡断然拒绝：“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之后，他入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进修三年，掌握细菌学理论及实验方法。当时的中国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汤飞凡已在国内最顶尖的两所医学院完成学业，打下坚实的科研基础。
经校方推荐，他又获得在哈佛医学院细菌系深造的机会。出国前，他与何二小姐何琏成婚，夫妻俩同赴美国。汤飞凡没有选择当一名普通医生，而是步入崎岖而清苦的科学之路，成为哈佛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又是三年的进修时光，包括他在内的哈佛人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证明病毒的微生物特性，以及寻找相关测定方法。
毕业后，他的导师再三请他留校，优越的生活条件、先进的研究环境及病毒学展露的前景，的确让他向往。然而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颜福庆寄来一封信，改变了他的选择。颜福庆矢志创办中国独立的医学教育体系，促成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成立。然而在经费、师资紧缺的情况下，百废待兴，他想到了曾经的优秀学生汤飞凡。
在信中，颜福庆开不出诱人的条件，只是如实告知办学困难以及发展中国医学的殷切期望。这封真挚坦诚的信彻底打动了汤飞凡，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爱国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携妻子飞往上海，出任医学院细菌系教授。
1921年，汤飞凡毕业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
中国病毒学的拓荒者
中山大学医学院开学时，只有8位老师，29个预科学生，而汤飞凡所在的细菌系则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为一名拓荒者，亲自设计课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进行研究。1930年起，他陆续发表论文，开启中国病毒学研究。
两年后，他兼任英国雷氏德研究所的细菌系主任，有条件从事更复杂的实验。在上海的八年教学与科研生活中，汤飞凡在病毒学领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论文被世界权威专著及教科书援引，成为经典文献。如果历史允许，汤飞凡凭借他对医学的热情、坚韧不拔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一定会取得更为惊人的成就。然而1937年爆发的抗战，打断了他的研究计划。
汤飞凡是一位科技精英，也同时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在国家存亡之际，他却怀着为国捐躯的大爱精神，奔赴抗日救亡的战场。他报名参加“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医疗救护队，并多次冲在战场第一线，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护。由于救护站离战场仅有几百米，数次险被日军炮火击中。在三个月的前线工作中，他几度出生入死，却只回过两次家。
妻子何琏曾担心他的安危，身高仅有1米60的汤飞凡却毫不畏惧：“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紧接着上海沦陷，汤飞凡原本准备随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国，然而已担任卫生署长的颜福庆又适时出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因战时的中国瘟疫肆虐，重建中央防疫处成为当务之急。当汤飞凡收到老师的邀请信，再次燃起为国效力的情怀，转赴“大后方”昆明担纲处长要职。
刚接手的中央防疫处，财政困难、设备不齐、产能低下、人心涣散，犹如一盘散沙。汤飞凡便重整旗鼓，带领有限的人员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简单的药剂，维持日常开支并有盈余；随后把防疫处变成国内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所制药品不仅送往全国各地，还为英美盟军所用，为世界二战的胜利作出贡献。
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海内外。1934年，《科学》杂志发表文章介绍了其青霉素生产车间的艰苦条件：“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完全自己制造……”汤飞凡带领防疫处的勇士们，克服重重阻力，做出了世界为之惊叹的成绩。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随防疫处迁回北京旧址，重建战火后的家园。他在美国的资助下建成占地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又凭借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1948年，他主持生产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堪比进口产品。可以说，没有汤飞凡的努力，就没有中国病毒学的飞跃性发展。
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汤飞凡的金质沙眼奖章，表彰他对沙眼病原的分离与确认 汤氏病毒与衣原体之父的
转眼就到国共内战，随着国民政府的撤退，防疫处无法正常运作，他也打算举家移居美国，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国前夕，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个专注科技领域的学者，他舍不得中国刚刚起步的微生物学，舍不得放弃辛苦创建的基业。
而建国之初，也亟需汤飞凡这样的医学奇才“建设国家”；国内民众饱受各种传染病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应。汤飞凡便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共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他也竭尽所能，为恢复疫苗的研发与生产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团队成功遏制华北鼠疫的流行；1961年，他采用牛痘“天体毒种”和乙醚杀菌法，能快速制出大量优质的牛痘疫苗，在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领先16年。
待国内疫情稳定，汤飞凡重拾少年壮志——发明一种可使亿万人免遭传染病侵袭的预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实验室，重拾一度中断的科研——寻找沙眼病原体。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传染病。当时世界上约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国，有近一半人患病，边远地区更有“十眼九沙”之说。而关于它的研究，单单分离沙眼病原体一项就是困扰微生物界数十年的难题。沙眼危害深远、难以攻克，促使汤飞凡下定决心，潜心于遏止这项传染病的研究。
那时的医学家专注于沙眼病原是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的争论。早在1929年起，汤飞凡就在上海进行7个月的实验，推翻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论断。20多年后，57岁的汤飞凡壮心不已，再次挑战学术难关。由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提供典型病例，他带领团队开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难度是病毒分离，汤飞凡经过1年辛苦努力，试过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独创“鸡卵黄囊分离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霉素、链霉素进行试验。1955年8月10日，他第8次用新方法试验，终于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并命名为“TE8”。这一重大突破，让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位中国人。
有成员催促他立刻发表论文，抢占世界之先。然而治学严谨的汤飞凡却知道，病原体必须经过重复分离、体外传代、引起病变等论证，才能称作真正的病原。因而他不为名利所动，又花费1年心血完成论证工作，才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
为保万无一失，汤飞凡不顾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体内，并在身患沙眼的情况下，坚持40天不治疗。凭借“神农尝百草”的无畏精神，他成功积累了第一手宝贵而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结束病毒学界的争论。
他的论文一经发表，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各个国家先后用他的方法分离出沙眼病毒，尊称这种病毒为“汤氏病毒”。1970年，学界将沙眼病毒与其它几种类似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而汤飞凡，正是公认的“衣原体之父”。由于找到了沙眼病原，对症下药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范围迅速减少，几近绝迹。
汤飞凡工作照
一代医学泰斗迅速陨落
图 | 50年代汤飞凡与夫人何琏（左）、儿子汤声闻合影
就在汤飞凡创造微生物学奇迹之时，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也随即展开。由于汤飞凡沉浸实验室的小天地中，无暇参与政治活动，因而暂时免受冲击。而1958年，继“反右运动”后，全国又掀起“大跃进”运动，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这一年，成为汤飞凡的受难殒命之年。
“拔白旗”即拔资产阶级白旗，把具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士加以批判、斗争，在卫生部的生物制品所，德高望重的汤飞凡就是一面在劫难逃的“大白旗”。
1958年9月下旬起，汤飞凡就接到所里党委的通知，要求他检查资产阶级思想，接受群众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是“群众”认为他交待的都是无关痛痒的小事，不能过关。
28、29日两天，汤飞凡在“全体党团员大会”继续检讨。为了“帮助”他过关，所里还私下安排批判发言，对他“万箭齐发”。两天之内，大会从“和风细雨”转向“狂风暴雨”，起初他还能坐着交待问题，第二天就只剩挨批斗的份儿。随着气氛愈发紧张，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级，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着是“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等。
更荒谬的是，他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说成是把病毒、分离方法送给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29日散会时，主持人不依不饶地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
30日那天，还有一场会议等着汤飞凡，但他万念俱灰，不愿继续接受无端的侮辱，在清晨自杀身亡。
人已去，身后风波却接连不断。文革时，他继续被打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名字连同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狱，不见天日。发现沙眼病毒的功劳，被人移花接木，安到提供病例的张晓楼身上。(张晓楼，直隶（今河北）正定人，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医学博士，北京同仁医院老院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第一、二届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得主。)
具体事件如下：
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颁奖事件
——张晓楼冒领本属汤飞凡的金质奖章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沙眼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于属于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楼。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间，两天之内偷天换日。奖章拿回来，又是一轮报导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难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本属于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汤飞凡的遗孀——何琏，和学生们一同发起呼吁，要求卫生部澄清事实。在求告无路的情况下，将门虎女忍无可忍，于1986年8月致信国际眼科防治组织，要求还汤飞凡一个公道。4个月后，该组织回信，肯定汤飞凡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事实，并补发奖章，上面只篆刻汤飞凡一人的名字。至此，这段医学丑闻才告落下帷幕。
1982年11月，中国科学院追授汤飞凡的沙眼病毒研究以二等科技成果奖。
1992年11月22日，国家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
閱讀更多 鐵蛋頑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