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二十世纪初时，整个华夏大地充斥着新旧思潮的对立、新旧势力的冲突，历史的暗流已然风起云涌，一次次的变革、运动、起义与革命正在一步步将大清朝这座危如累卵的帝国大厦推倒……
清末，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压榨至极的朝廷为发展经济、建设交通，决定从四川成都到湖北汉口修筑一条全长三千余公里的“川汉铁路”。清廷原计划对“川汉铁路”施行“官办官修”，但财政上不堪重负的清廷一直难以筹集足够的工程款，修筑事宜几近搁浅。
1904年1月，在采纳了各方意见与建议后，朝廷只得下旨将“川汉铁路”由“官办官修”改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官商合办”，同时成立“川汉铁路公司”，地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岳府街上。
“川汉铁路公司”自开办起就明确了从民间筹措资金而排斥外资的原则，并配合朝廷将铁路股票以赋税形式添加摊派到四川省的各个阶层直至最底层的农民，这样从上到下每个四川人甚至包括妓女和乞丐在内都与这条铁路紧密相连。但是，“川汉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办事效率低下、公司管理渎职、官员经济腐败，公司关于“川汉铁路”到底是先从西往东还是东往西修居然扯皮了好几年。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撒手人寰。他们将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清抛给了年幼的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而实权则控制在中国最后一位监国摄政王——溥仪的生父爱新觉罗•载沣手里。载沣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不断出台改革新政，他也曾力主立宪并组织成立内阁，但这些都已无济于事。
1911年，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反清反封建资产阶级革命轰轰烈烈，紫禁城里的清廷皇族们岌岌可危。5月9日，如坐针毡的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欲将崩塌的统治下旨将“川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的路权收归国有，然后将路权抵押给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贷款六百万英镑。
消息传到四川后，每一个持股人感到绝望，之后整个四川群情激愤、社会动荡。在同盟会与革命党人的带领下，四川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利益、维护自身的权力而奋起反抗、发起斗争。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建了“保路同志会”，直接打出“拒借洋款、废约保路”的口号，一场在四川省各地迅速蔓延的保卫“川汉铁路”路权的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史称“保路运动”。随之，四川省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士均争相加入“保路运动”的斗争中，原本一场保卫路权的维权运动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清廷迂腐无能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外强的虎视眈眈下逐渐演变成为了汉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暴力革命。
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与鼓动下，四川省的“同志军”、“革命军”、 “哥老会”、“孝义会” 、老百姓以及少数民族武装等纷纷予以支持，大家揭竿而起、响应革命号召。
为了解决这次由运动引发的革命，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决定采用武力镇压，他下令逮捕了要求的立宪的蒲殿俊、罗纶以及张澜等代表人物，并惨无人道的以武力杀戮，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史称“成都血案”。最后，冲突规模越来越大，清政府迫于压力免去了被老百姓称为“赵屠户”的总督职务。
这场四川人民自保自救的“保路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四川省上下推翻清廷封建统治的革命起义，“保路同志会”在仅仅十天时间里成员就发展到了十万人之多，这也从另一面说明清政府的统治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从“保路运动”开始清廷在四川的统治几乎失控，这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同盟会在全国发动起义并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已是回天乏术的清政府只能派出“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托忒克•端方率领镇守湖北的“新军”前往四川镇压，而当时铁路没有修好、陆路则是盛名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更不可能及时运兵，所以只好采用水路，而天要亡清——湖北“新军”恰恰在此时遇见了长江大旱、运兵船搁浅，等到达四川后局面已根本无法挽回，同时“新军”发生哗变、铁路大臣端方被杀，清廷的调兵镇压宣告失败。之后，鄂军都督黎元洪下令将端方的人头游街示众。
正是四川人民的浴血奋战使得“保路运动”取得了成功，就是“保路运动”的发展使得镇守武汉的清廷“新军”出鄂入川，从而造成兵力空虚，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提供了绝佳时机。
伴随着“保路运动”取得成功，清朝的统治在四川亦宣告结束，四川各地纷纷宣布独立。“保路运动”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一条重要导火线，四川人保路取得了成功大大鼓舞了全国人奋起反抗的斗志、坚定了革命党人取得革命成功的信念。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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