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3年，从日本出发的两支商船队，先后到达当时中国在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宁波，明王朝在这里设置了直接管辖中日海上贸易的衙门“市舶司”。这两支商船队将在这里勘验货品和报税，看起来一切应该像以往一样顺利。
但不同以往的是，由于这次与市舶司的报关核税，却间接导致和引发了大明王朝海上倭寇的再次大规模侵犯。
导语：
中国古代的海上贸易，事实上远比想象来得久远和昌盛。各朝各代为管理海上国际贸易，均设置相关的衙门，便如同现在的“海关”，当时称之为“市舶司”。市舶司产生于唐，发展在宋、元、及明初。
但纵观整个明朝时期，东南沿海便多次受到倭寇的侵犯。市舶司也随着海禁的执行和开放起起伏伏。
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倭寇曾经平息过一段时期，然后却再次泛滥，这其中有着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明王朝的腐败。基层官吏结合绅商对与中国海上贸易的商船队强行收受贿赂，随意改变规则。而市舶司作为专管部门，难辞其咎。
中国海上贸易发展和市舶司的产生
中国海上贸易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的166年，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位使臣，去到日南（越南东河），声称受罗马皇帝安东尼的差遣，向中国皇帝致敬，并送象牙、犀牛角等礼物。
公元3世纪的226年，罗马帝国的商人乘船到交趾郡（越南河内），后来到东吴建康觐见孙权。
这两次由西方国家来到中国的使者或者商人，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
但直到中国唐朝的8世纪，国际间的定向航道才开始确定，中国门户大开。这个时期，中国逐步出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如交州（越南河内）、广州、泉州、明州（浙江宁波）等。
这些港口城市的兴起，完全是因为与西洋、东洋海上贸易的发展。比如广州港内就停满了阿拉伯船舶，还有大量南海商船（马来亚半岛）、波斯商船（属于阿拉伯帝国属地）、昆仑商船（非洲东海岸）、狮子国商船（锡兰岛）、婆罗门商船（印度）。
为了办理这些商船的供应，以及这些商船人员、货物的进出交易管理，唐朝在广州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名“市舶司”，领导市舶司工作的官员称“市舶司使”。随后由广州逐步发展出了其他贸易港口的市舶司专管衙门。
所以市舶司自打出现，其目的就是中国设立在各海港对外贸易的官府，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古代的海关。
到了宋朝，海上贸易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南宋时期，国家税收将近三分之一是由海上贸易所得，市舶司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可见是有多么重要。
元朝时期，同样重视海上贸易，仅在东征日本时关闭对日贸易，但很快恢复。至元十四年，元朝在上海、杭州、庆元（宁波）和泉州建立市舶提举司，其中北方的三个市舶司主要用来管理与日本的贸易。
明朝海盗的产生发展
到了明朝，起初市舶司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海上倭寇的泛滥，迫使明朝做出一系列禁海动作。市舶司也随着海禁的政策起伏关闭。
倭寇对明朝的伤害，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海盗结合明王朝的一些流民对中国沿海侵犯。
第二个阶段，是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倭寇兴起，则是中国明王朝政府官员贪污和市舶司腐败所直接造成的后果。
十四世纪末页，浙江反抗蒙古人的领袖方国珍，无力抵抗朱元璋的势力，终于被吞并。但他的一些下属却勾结日本海上流浪武士，在沿海一带劫掠。
朱元璋下令禁海，禁止渔民出海捕鱼，并全部被编入军籍。这种“坚壁清野”的方式却严重伤害了民生，反而迫使一些渔民加入倭寇的行列。另外，日本南北朝混战结束后，一些不愿意服从北朝的臣僚，也加入海盗行列，此时的倭寇声势浩大。
朱棣执政后，改变闭关政策，他一方面准许日本和中国进行正式贸易，一方面加封日本大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请他加强对日本海盗的打击。足利义满当然不会接受日本国王的称号，但因为朱棣的善意，所以对中国称之为倭寇的日本海盗，严厉剿捕。此时中国沿海秩序渐渐恢复正常。
日本商船的委屈
中国沿海地区保持了八十年的正常秩序后，进入了倭寇侵犯的第二个阶段。而这个引发第二次倭寇的始作俑者，便是中国海关市舶司。
市舶司在唐朝初设时，长官是由地区节度使兼任。但随着市舶司在运行当中，为国家获得的税收大幅增加，逐步开始由朝廷派出的宦官来担任长官。这样看起来便于由国家直接掌控这个部门。
到了明朝，国内主要经济体实质上的长官全部都是宦官担任。市舶司是个绝对富庶的衙门，更是滋生主管宦官贪腐的“宝地”。
1523年，从日本出发两个商船队，目的地是中国东方最大的港口宁波。这里的市舶司也是主要负责日本贸易的主管部门。
日本船队其中一支是由宗设率领，另一只船队是由瑞佐率领。宗设的这支商船队比瑞佐率领的这支商船队要早一些到达港口，这意味着按照惯例，宗设要先于瑞佐进行货物勘验和报税。时间对于海上贸易的商船队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这种大型海上商船队，时间的延长就是贸易成本的增加。
但正如同我们前文所述，当时的明王朝已经是个贪污泛滥的国家，在市舶司这种衙门里，贪污行为更是无微不至。以往日本商船到达港口，无不对主管衙门市舶司的各层官员关怀备至，以用来方便行事。习惯成自然，大家对此并无抱怨。
这一次，宗设依照惯例前来参加市舶司的招待宴会，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位背景不简单的日本商人大发雷霆。
依照中国明王朝的规定，先到港的商船先检查，并且在市舶司宴会上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排后座，以此类推。
瑞佐后到，当然应该排在宗设的后面和坐在宗设下边。但瑞佐的一个中方翻译人员宋素卿，暗自送重贿给到市舶司的主管官员太监赖恩。以前各商队也都会送上贿赂，基本上会按照法定的秩序办理事项。
可能瑞佐的贿赂金额实在很大，市舶司的掌管太监赖恩这次就先安排检查瑞佐的商船，并且把瑞佐在宴会上的座位安排在宗设前面。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要面子，私底下的安排不被旁人所知，宗设还能强忍。但市舶司安排的招待宴会是官面上的事情，这让宗设下不来台，于是宗设大怒要打瑞佐。
市舶司因为接受瑞佐的贿赂较高，所以袒护瑞佐，并暗中帮助他准备武器。宗设的委屈本就来自市舶司，这时更无处申诉，因为他在中国的主管就只有市舶司，其它衙门没有任何责任对他负责。
气急败坏下的宗设，召集手下船员攻击瑞佐下榻的旅社，瑞佐的武力不如宗设，便向宁波城外逃去。宗设追击，事情开始变化。宗设的船员中原本就有一些流浪武士，性情残忍，这时便沿途烧杀，一直杀到港口，登上船只回国。
市舶司的委屈
市舶司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主管太监赖恩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脱罪。而用倭寇来做他的挡箭牌最合适不过。于是这一起日本商船之间的贸易纠纷，被定性为日本倭寇的侵犯。
明王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不是检讨市舶司的主管官员，而是认为这些罪过都是由于贸易，于是国家所有市舶司都被关闭撤销。庞大的中国海关系统再一次遭受打击。
这件事情看似偶然发生，其实是必然结果。因为市舶司在明王朝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贪污系统，甚至已经远远超出盐矿和织造。所不同的是市舶司牵扯到明王朝最为敏感的神经-倭寇，所以才会首当其冲的被撤销。
消失的商船|官商勾结下产生的倭寇
市舶司衙门被撤销，但市舶司的“阴魂”却没有散去。官方主持的贸易被迫停止，但民间对贸易的需求却无法停止。这贸易便由官方转到了民间。
日本商船到达港口后，改由当地的贸易商行出面招待，并代行贸易之事。最初双方合作愉快，久而久之，中国贸易商行欠日本商船的货款增加。日本人不断催讨，那些贸易商行的富商老板一拖再拖，催的急了，便展开消失大法，人影无踪。
这些贸易商行的富商，大都是明王朝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的构成又大多是官员家属、亲戚，以及退休官员本身。所以日本人是哑巴吃黄连，欠款基本上得不到解决。
日本人得不到货款，回不了国，于是开始聚集在沿海岛屿等待。
此时欠款的士绅们为抵赖货款，向官府报告说沿海出现倭寇。官府当然明白事情的由来，但却和这帮士绅富商勾结，出动军队准备围剿。
士绅富商们此时却又来做好人，他们暗自通报日本人，说官府要来围剿海盗，要命的赶紧走。
日本商船于是感激他们的消息通报，欠款也不急着要了，赶紧回国。这样一来二去，日本商船依然还保持着与中国贸易商行的生意，但欠款却越来越高。
1546年，日本商船的忍耐达到了巅峰，他们既无法获得贸易欠款，又无法再次面对国内追讨。他们占据了中国沿海一些岛屿，准备要不到欠款就绝对不回国，明朝要是用围剿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就用武力对抗。
中国富商士绅们再一次祭出倭寇的法宝，向明王朝申请围剿。明王朝于是真的向日本商船队攻击，日本人正式开始对抗。留在岛屿上的力量显然不够，于是派人回国寻找支援。当日本国内武装部队和日本商船汇合后，即开始登陆作战。
明王朝沿海军队不堪一击，追债的日本人跟在明朝溃军之后，攻城掠地。战争波及到浙江、福建、江苏三省。日本原本正当的跨国贸易商人，此时性质已经完全转变，他们很容易就尝到了由抢掠所带来的丰厚财富滋味，于是成为了真正的倭寇。同时他们对明王朝的官府衙门，以及富商士绅恨之入骨，就将愤怒转加到所有无辜的中国人身上。
结语
日本倭寇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犯明王朝，当然有其他们自身贪婪残暴的性格使然，但原本这份残暴曾经被封印在明王朝合理的对外政策中，却又因为明王朝那些腐败衙门和贪官奸商被释放。
这一次的倭寇灾难，历时十九年，一直到1564年，抗倭名将戚继光把最后一支倭寇，消灭在福建仙游。但中国沿海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区，已经全部残破不堪。
寻踪溯源，明王朝大规模发生的倭寇事件，有其外因。但主要的内因却是明王朝各个角落的腐败，大明王朝的海关衙门市舶司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着那么可悲的角色，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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