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的做作
“求篆於金”、“求分於石”是李瑞清書學的兩大標幟，這即是說，他本人對帖學之不屑，對碑學的尊奉，完全取與清代碑學家相同的立場。
這個判斷的反面涵義即是李瑞清對同時代的書家基本上不持肯定態度。鄧石如、楊沂孫在他看來是“皆縛於石”，吳大微的大篆也不合他的心意，對於吳昌碩的態度更是微妙:他閉口不提吳昌碩的石鼓文成就，卻對吳昌碩所繪彌勒像贊不絕口。吳昌碩年長李瑞清約十五六歲，在滬w字亦先於李瑞清，故爾這種抑此揚彼具有明顯的矛盾心態。最有趣的是李瑞清逝世後，吳昌碩與王一亭合挽一聯，上聯謂“對酒齡塵，結習陽冰，三宿共誰扣碧落”，而碧落碑在李瑞清眼中是“學則墜入魔道”，兩相比較，差之千里，由此可見李瑞清與吳昌碩道不相同，平時往來也不會太密切。至於他與沈曾植的關係，則以他贊同《蘭亭序》為偽品，服膺李文田的
“三可疑”之論，曾遭沈曾植的反對呵責，想來在書學觀點上也不會是同道中人，唯他曾與康有為聯名公車上書，早期估計會有一番往還，但後來也淡漠得很。
李瑞清的書法體式較多，能作十分工穩的小楷，而書札尺犢行草揮灑，尤為精妙，但他本人最引為成功的北碑、分隸之書，卻令人難能贊同。至少，在他的北碑分隸中，我們看到了二種奇怪的形象設釋立場，它背後又必然包含了一一個奇怪的觀念立場。
崇尚北碑必然以石刻為契機，李瑞清能提出“求分於石”，本身也包含了‘個碑學系書家的共同立場:以石刻存在的效果為基準。這當然是一個很有成效的基準，它幫助歷來許多書家如鄧石如、伊秉緩、何紹基、吳大微等成就一代偉業，就是吳昌碩、沈曾植、康有為等近代大師，也無不惠沽於此。但石刻的剝蝕殘缺是年久風化的必然結果，以筆追刻以紙追石，刻舟求劍一定不會討好O故而吳昌碩寫石鼓文，明明原碑剝蝕，但他還是用筆動作一氣呵成而不故為伍泥。康有為寫《石門銘》也從無故意顫抖之習氣。這是一個書家對毛筆控制運用的必然習慣，只有李瑞清不如此。他的“求分於石”並非是求氣質神韻，而主要卻是在紙上求出頗抖掣屈的鋸齒型效果。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平生最嗜《鄭文公碑》，譽為uIi探散A、自制偉格，傍採五鳳、掇其醇古”，自己亦因善臨此碑而成大名。但當時市肆之所以競相稱譽李瑞清臨書的理由，卻是他能不同於旁人，把書法線條寫得如同鋸齒一般!
這當然也不失為異軍突起。顫筆用得好，當然也足以傳達石刻剝蝕之趣。問題又在幹李瑞清的頗筆幾乎是一種規律性很強的刻板排列—他的頗筆語彙十分簡單而缺少變化，除了令人奇特之外，在審美上幾乎沒有什麼價值，要耐人尋味更談不上。
有人說這是他的失誤，是大醇小疵賢者不免，有人說這是他在海上禽字粗製濫造的惡果，他不得不出奇以炫眾，更有人說這是他故意玩世，是為了迎合民初海上的廉價口味。 但不管如何，他的顫筆為世所垢病是毫無疑問的。相傳他有一段感嘆世風日下的表白“挽近俗士，風化所靡，未解執筆，便言漢魏。目未涉乎鼎彝，心更昧幹碑揭，儉腹虛造，附以詭術，以鼓弩為雄強，以僻誕為奇偉，妍嗤雜揉，朱紫亂矣”。以此衡之他自己若何?
以顫筆為“詭術”驚世駭俗，正是李瑞清書名叫響的關鍵，但也是他在藝術上走下坡路的起點。於是我們看到，在他w書滬上之後，沈曾植曾對他有過一勸，希望他能“納碑入帖”。這四個字的意圖很明顯:是要他將幕仿石刻剝蝕的顫抖“碑”筆納入自然暢順的“帖”筆以糾其弊，沈曾植當然不便直斥，但他的勸導的確頗有深意存焉。
檢討‘下李瑞清的失誤所隱藏的深層原因是很有必要的。說他是玩世名士氣，我以為不完全是。這些遺老對自己的名聲重視得很，未必會有魏晉人超脫世俗的氣度與胸襟。說他是粗製濫造也不完全是。當李瑞清為遺老之時，他整日作書，時間充裕，毋須粗製濫造以應衣食之需。我以為在他的失敗中，應該包含了一種渴求創新、試圖擺脫前人案臼自出新意的良好願望，只不過他最後未能遂志罷了。寫北碑如何紹基、趙之謙者多矣，特別是趙之謙，碑學其表帖學其裡，線條以順暢清潤為尚，聊無碑學氣格。李瑞清的顫抖旨在使線條粗溢不暢，因此，他出此險招也許是針對趙之謙的餘風也未可知。 李瑞清的做作（2）
這本來是個很好的願望並且很有可能成功—以澀取勁向來是碑學系書家的終南捷徑，李瑞清本人也有出眾的學識與功力，他的成功應該指日可待，但卻失敗了，何也?我想，當他那顫抖的《鄭文公碑》臨書為市井裡人津津樂道但卻遭到同道們的垢病時，他一定很失望，但卻未必會意識到自己失敗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仍然是迷茫的。
一個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理由限制了他的成功。他是偏於學者型的人術沈曾植說他才比祝枝山，我認為他與祝枝山相去千里。他更像趙孟頰以下的守成者—或許較近於文徽明一流人物。此外，他在光緒甲午中進士，亦被選為庶吉士，庶吉士隸屬翰林院，由進士中學術優秀、擅長書法者擔任。在光緒年間，這種擅長書法者必然是以擅長平整光圓的小楷、館閣體為主要遴選標誌—在碑學派篆隸名家看來，正是千篇一律的“俗書”。李瑞清能被選為庶吉士，證明他寫刻板的館閣體很有能耐。
從館閣體到粗獷的北碑大書是一個了不起的藝術轉變，李瑞清完成了這種轉變。但這只是個表面現象—他對書法的千篇一律觀念已有了個先人為主，又以性格並不狂放不羈，於是，當他選擇了北碑“求分幹石”之後，他的創作底蘊卻告訴他，缺乏可以自由揮灑的先天意識。石刻的剝蝕風化本來是一種無意識的隨機的存在，但經過了李瑞清以庶吉士的眼光加以篩選，卻構成了‘一個在本質上與館閣體並無二致的顫抖造作的習氣:它同樣是刻板無變化的。於是，我們看到了有趣的悖論現象:追求頗筆是為了打破平板追求變化，但經過李瑞清那令人感動的努力之後，頗筆卻失去應有的功用，成為新的平板僵滯的表現形式。
劉廷探是李瑞清在政治上的墊友。丁巳張勳復辟，劉廷探是主要參與者並親自草擬各種諭旨，李瑞清在丁巳復辟時也曾被封為“學部侍郎”，兩人交誼非同一般。劉廷探挽李瑞清聯，對他的書法作出了頗有深意的評價。原聯錄如下:
“書法世謂集眾長，吾獨喜其近吳興華亭而益妙，
天意豈終無悔禍，奈何不能忍晦冥風雨以須臾。”
一副遺民不甘失敗的心態躍然紙上。但細玩上聯，以李瑞清終身嗜北碑，又以《鄭文公碑》馳譽天下，其頗筆人言曉曉之論，劉廷踩卻一概視而不見，對他最格格不入的趙孟順、董其昌書風(當然還能帶出館閣體俗書)卻表示“獨喜”，僅僅是出於遺民心理，通過館閣體上仰聖恩?顯然不是。那麼是真的偏好趙螢不欲北碑?是則置李瑞清本人的意願於何地?我想，其中摻雜著的，應該有劉廷深對李瑞清那顫抖做作的用筆大不以為然的傾向，趙董之類儘管靡弱，畢竟還不做作，李瑞清那行篇一律的鋸齒形的線條卻更難令人容忍。劉廷深不是書法家，他只憑文人的直覺，但對走火入魔的藝術家而言，聽聽文人的直覺選擇並無壞處。
對李瑞清的顫抖做作進行批評並不意味著全盤否定他的業績。一旦他放棄這種做作，比如在輕鬆自如的氣氛中揮灑信手作書札尺犢，常常會有一些驚人妙筆。但是，臨《鄭文公碑》一路的書風是他本人最負盛譽，影響最大的書法成就。評價李瑞清如果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對這一事實抱回避態度，那也很難說是正確評價了他的價值。從我們的立場上說，只能以他在近代史上最負盛名的書風(也許並不是最成功的)作為主要評判對象—我們評價的是他的歷史作用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高度。此外，李瑞清能從北碑中抽取出一個很合乎邏輯但卻實在不算高明的鋸齒形線條作為基本語彙，至少也表明他在對北碑書法進行診釋方面具有某種特殊的啟發價值，這是一種可以生髮的價值，特別是在與吳昌碩、沈曾植、康有為等成功者相比時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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