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父亲说三叔又让人从山里捎来了一些蘑菇、莜面、木耳等山货，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总有一股暖流从心间滑过，是来自远方的挂念。一说起三叔，父亲能和我在电话里聊一个多小时。三叔的父亲和我爷爷是叔伯兄弟，到了父亲这一辈，就又成了重叔伯兄弟了，从小一起玩大。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处的不能再好了。
三叔出生于1953年，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几乎经历了解放后所有的运动。三叔是个精明人，为人憨厚稳重，乐于助人，口碑很好。干活的时候心思缜密，尤其的农活，一把好手。就这样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结婚。
我好奇的问父亲：“三叔那个时候也属于帅小伙级别的，人也精明能干，为什么没有成家”？
提起这事，父亲总长叹气。话匣子打开了，父亲给我讲述了三叔的经历。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给三叔介绍过对象，而且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是，不巧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从此改变了三叔的人生。
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大家忙完农活，回到院子。老式的四合院里，住着三四户人家，都是本家，不过辈分和亲疏不一。就在谈笑间，突然有人发现三叔家窗户的左窗梁上写着“打倒”，右窗梁上写着当时很敏感的字，总之非常“反动”。
所有人都愣了，要知道在当时，出现这样的举动，那是要被扣上“特务”或者“坏分子”的帽子的。同一院子里住着一个很“革命”且“不徇私情”的民兵连长，觉得“事态严重”，立刻跑出去告了驻村指导“革命工作”的领导。这个民兵连长，也是本家，和三叔也是重叔伯兄弟，我们叫大伯。
事情马上传开了，村里的领导肯定兜不住了，就报告了乡一级公社。公社领导一听，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咱们这一级也不敢处理，得让县革委会处理”。好像当时候有个机构叫“文攻武卫”指挥部什么的。
就这样，三叔和五奶奶（三叔的母亲），定作“现行反革命”的罪证，被民兵和警察用绳子捆起来押走了。武斗派还把写着那几个毛笔字的窗木锯下来带走了。
县里边审理边批斗，三叔和五奶奶前前后后被勒过三十多次绳子。审理过程中，还请了专家，反复鉴定，对比那块被据下来的木头上的字迹和三叔的字迹。就这样，反复审理、批斗，3个多月过去了。最后，鉴定下来，字迹不像是三叔的，五奶奶不识字更不会写字，那个年代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者，院子里孩子很多，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写的。总之，确定不了“凶手”，又是在他家窗户上发现的，因此，这个黑锅也由三叔家一直背着。
就这样，三叔的那个对象，也政治鲜明地和三叔家划清了界限。
越是爱面子的人，其实越脆弱；越是大伙心中的好人，越容易在挫折中一蹶不振。可想而知，三叔受到了巨大心理的打击。据父亲说，那年三叔家的地，很多事他帮着打理，秋收时我爷爷也帮着收割。三叔一两年内都不怎么出家门，一出门就觉得脸没地儿搁。
那个年代，男人女人都是27岁没结婚就属于大龄剩男剩女了，是要遭邻里邻居背后指指点点的，加上三叔“刑满释放份子”的身份，找对象难上加难。因为五奶奶身体不好，还有个残疾的妹妹得照顾，三叔后来也没成家。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三叔三十多了，作为“刑满释放份子”的他，日子回归了正常，压抑多年的情绪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融，只可惜仍旧独身。
至于，是谁写的那几个字，谜底也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揭开了。原来就是，那个告状的大伯的外甥写的，事发当晚，大妈就知道了，悄悄把这个外甥打了一顿，并警告不许说出去。后来，三叔和五奶奶平反了，还给了赔偿，据说赔偿是根据勒绳子的次数赔的，一绳子20，一共赔了600多，在八十年代是笔大钱。
造化弄人，如果当时的三叔能够走出阴影，能够坚强地面对未来，结局会很不一样。现在三叔是五保户，一年政府给六千多元，加上住在山里，种点菜和谷物，生活是绰绰有余，还能凭借他的丰收照顾远在城市的我们。
新时代，青年人面对的挑战很多，我们一定要鼓起生活的勇气，不畏艰难，跨过险阻，努力向前，遇见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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