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內閣的出現並形成制度，是明朝廢除中書省後中央決策系統權力結構演變中的重大事件。

如果說票擬是明代內閣權力運行的基本方式，那麼首輔制則是明代內閣權力集中的體現。

隨著內閣制度的形成，人們開始將內閣視為政府，稱首輔為“真宰相”

嘉靖初，鑑於正德時宦官、近幸的干政，以及楊廷和等人在易代之際的重要作用，在文官集團中形成了要求屬權內閣的輿論。兵科給事中夏言首先發難，提出：“即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否，許令執奏。其有所寢罷，亦明示外廷。”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則要求：“凡百命令，悉付內閣票擬，有未當意者，再令改擬精切，然後形諸批答。如此則大柄不移。” 這些呼籲，既反映了內閣在當時的崇高地位威望，而實質上，則是針對正德時期宦官的參政與專權。

明中期以後，皇權無法擺脫內閣

由於在大禮議和其他問題上的分歧，剛由外藩入繼大統的明世宗和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臣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結果，楊廷和、蔣冕、毛紀三輔先後被迫致仕。隨後，世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內閣的影響，迫使楊派官員就範。議禮諸臣張璁等也紛紛上疏，攻擊內閣權重，大有摧毀內閣之勢。

但是，世宗很快發現，無論是出於維護自己的地位，還是出於實行有效的統治，均無法離開內閣。因此，將在大禮議中支持過自己並出力最大的張璁、桂萼、方獻夫等先後簡入內閣，組成了由這些親信為核心的新內閣，協調了皇帝和內閣之間的關係。

嚴重的 “內憂外患”，要求明政府提高其統治效率

明朝自正統以後，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至嘉靖，北方有韃靼的頻繁內侵，東南有倭寇的連年騷擾。嚴重的 “內憂外患”，要求明政府提高其統治效率。但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明世宗，在鞏固了皇位以後，即暮氣沉沉，鮮問政事；雖然時時以恩威莫測的權術督察群臣，卻已不能不屬權內閣。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內閣權力也迅速向首輔集中，以便快速應對各種矛盾。其結果，則是首輔制度的確立。

內閣首次之分，自李賢始

內閣有首次之分，雖無明確記載，但也並非無跡可尋。

最早的“首輔”解縉，卻不得善終

永樂時七人入閣，成祖有命，即謂“解縉等”。解縉貶謫後，又謂“胡廣等”。解縉、胡廣當時實為閣臣的領銜者。宣德、正統時，閣臣論事，每以楊士奇領銜，羅汝敬在給楊士奇的信件中，就稱其為“四朝舊臣、二聖元輔”。然當時二楊地位相近，首次無明顯區分。景泰時陳循有“權臣”之稱，葉盛攻其“謬當內相之首”，景帝也敕諭陳循：“朕任卿掌內閣事。”但有王文、高谷相抗衡。英宗復辟後，授徐有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同時在內閣的許彬、薛瑄、李賢等，地位等無法與有貞匹。徐有貞“掌文淵閣事”，實為首輔，但不到三月即下獄。李賢復入閣，亦命掌文淵閣事，後加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在內閣中地位獨尊，又居文班之首，故被群臣目為首輔。

所以《明史》說：“終天順之世，賢為首輔，呂原、彭時佐之。”《明憲宗實錄》也說：天順時，“事皆處分於賢……賢卒，文首秉國鈞。”

明代內閣首次之分，由李賢開始

為首輔的先決條件，自然是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李賢自言：“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不行。”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商議可否。”王鏊也認為：“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

彭時記載了自己在天順時與李賢的爭論：

李公自吏部進，以傍坐不安，令人……設公座。予爭之曰：“不可。聞宣德初聖駕至此坐，舊不設公座，得非以此耶？”……李詞氣稍不平，曰：“假使為文淵閣大學士，豈不正坐？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乎？”予曰：“正位在外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則華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何耶？……”李公方語塞，然意猶未已。

這是天順元年李賢第二次入閣時與彭時的一場爭議。表面上是為一座之設，實則為首輔正名之爭。後來雖因內閣正室設御座而未設首輔正座，但內閣的首次之分，已日趨明朗。

李賢與彭時的座次之爭，其實是為首輔正名之爭

與首輔地位的確立相聯繫，是票擬開始由首輔主持、重大問題的票擬由首輔專掌。

景泰年間，景帝曾諭陳循：“凡制誥命令等文，但撰述進呈，無不信行。”已有主票擬的跡象，但尚未公開化。至天順，大凡重要的詔令、批答，皆由李賢票擬，或由李賢囑陳文、彭時等人票擬，故《明史》有“英宗崩，李賢當草詔”之說。《彭文憲公筆記》中則有大量關於李賢、陳文、彭時共同議事而由李賢主擬的記載。

成化時，陳文、彭時、商輅、萬安等相繼為首輔，亦皆如此。弘治時，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在內閣，號為“融洽”，但據王鏊所言，謝遷數次向劉健提及用吳寬入閣，劉健卻執不擬旨，吳寬終不得入。可見首輔在內閣中的地位。

票擬開始由首輔主持，重大問題由首輔專掌

但此時的首輔主票擬還只是停留在諸輔共議、首輔執筆或由首輔

首輔地位的確立，自張璁始

世宗與張璁的關係對首輔制度在嘉靖時的最終確立有著重要影響。張璁因在大禮議中出力最大而受知於世宗，屢被超擢，簡入內閣。《實錄》為其立傳曰：“深於禮樂，豐格儁拔。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 …… 剛明峻傑，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 ……持議守正，雖嚴諭屢下，陳辭益剴切不撓。上察其誠，永而滋重信之。” 世宗曾諭之曰：“朕有密諭，卿勿令他人測知，以洩事機。”並許其“入奏無拘時”。以世宗的信任和自己的個性才力，又居首輔之位，張璁自然在內閣中處於專決地位，並真正主票擬，其他閣臣只能“參議論而已”，甚至“唯唯不敢可否”

首輔地位的確立，由張璁開始

在張璁任首輔期間，基本上確定了明代首輔在內閣的三個主要特權：專決、專票擬、專應對。首輔之權以專決為基礎，以專票擬為表現方式，以專應對維護其專決和專票擬的特權。馮琦認為：“人謂永嘉奪館閣之權，而不知館閣得永嘉始重也。”可謂一針見血。

夏言、嚴嵩繼之，鞏固並加強了首輔的地位。夏言為首輔，凡事專決，但有議論，次輔嚴嵩等“噤不敢吐一語”，票擬後僅讓他輔看一二而已。嚴嵩為首輔，吏部尚書許瓚、禮部尚書張璧同入閣，閣中事務一決於嵩，瓚、璧皆不預，致使許瓚後悔不迭：“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

神宗即位之初，主幼國疑，次輔張居正偶有揭帖直接投入，首輔高拱就認為：“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眾而處，獨奈何於斯際有私言!” 天啟時入閣的孫承宗也深有體會：“閣體重首輔，其圖事揆策，主之首輔。當予陪末綴，每見上傳首輔主裁，語不及次。”

嘉靖以後的首輔，一般來說都具備這樣幾個特點：銜號為“少師太子太師兼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在內閣擁有專決、專票擬、專應對的特殊地位；居文官之首。而閣臣之間的傾軋，就其表現形式來說，主要是爭奪票擬權。在當時，一位閣臣一旦受命與首輔共行票擬，則意味著他將取代首輔的地位；而一旦身為首輔，則竭力爭取司禮監的配合、博得皇帝的信任，以維護票擬權。

嘉靖之後，首輔必須加銜“少師太子太師兼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首輔的這種地位，在群臣中曾引起強烈的反響。嘉靖時胡世寧上疏說：“ 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稱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但明世宗對首輔的特殊地位則公開表示認可

結語

首輔的主票擬及其在閣中的專決地位，在天啟、崇禎時曾受到兩次衝擊。天啟四年，閹黨魏廣微為分首輔韓爌之權，勾結魏忠賢傳旨，諭韓爌與他輔“同寅協恭”，並責怪其他輔臣“伴食”，導致韓爌的抗疏乞休。《明史》將這一事件視為票擬權的分割，“後遂沿為故事”。實不盡然。二魏分韓爌的票擬權，是因為韓爌“不附己”。韓爌去位後，顧秉謙繼為首輔，仍主票擬，所以天啟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間，才有 “凡傾害忠直，皆秉謙票擬” 之說。

孫承澤《天府廣記》說：“舊制，紅本到閣，首輔票擬，餘唯諾而已。崇禎中，御史倪元珙疏請分票。其後本下即令中書分之。” 孫承澤崇禎時為刑科都給事中，與倪元珙分居科道，其言當為不謬。按倪元珙自崇禎元年為御史，崇禎八年因復社事謫光祿寺錄事，其上疏分票之事當在崇禎元年至八年間。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崇禎八年以後為首輔的溫體仁、周延儒等仍然掌握著票擬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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