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所指的东北，又叫满洲，指外东北+现代东北（内东北）。外东北是相对于辽吉黑三省的现代东北来说的，共计1百多万平方公里，都在清末被割让给俄国了。
她的范围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第河与外兴安岭之间、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再算上库页岛等近海岛屿。
这是一块非常富饶辽阔、但却气候恶劣的土地。有唐以来，就被中华帝国各朝各代断断续续的直治或羁縻过。17世纪80年代末，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界立了外东北是中国领土的归属。
在条约签订几十年以前，这片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包含外东北），都属于俄国未探索的土地。而我国在先秦汉唐时期，却断断续续有人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区域内生活。
西汉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指霍去病驱逐匈奴后，在狼居胥山簏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并向世人宣告，这一大片地方自此为大汉王朝所有。而瀚海则为贝加尔湖。
“封狼居胥”属不世之功，值得每个武将用一生去追求。霍去病这次远征，开玩笑得说，相当于在打“王者荣耀”中，不仅锤败对手，还将敌人赶出了地图之外，很是厉害。
元朝开始对西伯利亚远东部分进行了直治，
"汉唐极盛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之边，唐所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这是指汉唐在极盛时曾羁縻所及的边地，现在都变成了象国内一样可以赋税徭役的地区了。当时，元廷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设立岭北行省和辽东行省，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直治。
明洪武8年时，远见卓识的朱元璋在那里设立由流官担纲的奴儿干都司的长官，由各族族长分管各自的属地。当然，朱元璋也料不到，满清的努尔哈赤，后来就是由其中的一族而起，入关夺得大明天下。
有清时，雄才伟略的康熙帝鉴于满清入关后，尚末真正坐定中原。对俄多次入侵外东北之挑衅，皆被康熙帝忍气吞声给按了下去。1684年，在做完“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等安内之事后，攘外紧接着便成了康熙帝国的头等大事。
坚决斩断沙皇俄国伸向外东北之手！
1685年，两位对各自国家都同样伟大的帝王巨擎，在远东苦寒极地之上轰然相撞。云潮汹涌、天地变色，惊得老天爷只顾看世间争斗的热闹，却忘记了给凡间下雪。
久经战阵、剽悍无比的2千清军，一举包围了同样久负盛名的沙皇远征军驻地雅克萨城。8月，清军开始攻城，激战中，俄将托尔布津被攻城炮火打中、中奖身亡，俄远征军遂改由俄将拜敦指挥，据城垣之险，死赖着不降。
8月25日，考虑到远征军死守雅克萨城，必待援兵解围。于是清军在雅克萨城的东、南、北三面掘壕相困，在西面河上，则派出强大的舰队来回逡巡，遮断远征军外援。
清军之所以不按兵法围三阙一，决绝封死远征军的生路。康熙帝的意图很明白，不战是无暇兼顾东北，并非不对沙俄秋后算账。他准备一举歼灭全部俄军，一战即令其趴在中华民族的跟前臣服，借此宣示中华民族收回外东北主权的坚定决心。
一见生路断绝，近千远征军不愧是“战斗民族”的彪悍之军，竟死战至66人始终不降。看到雅克萨城危如累卵，沙俄政府怕这支开疆拓土、有皇家荣誉的军队被全歼，遂向清廷乞降撤围，并遣使议定边界。清廷准其所请，远征军残部在丢掉装备后，方被允许撤往尼布楚舔息伤口。
谈及签约一事，这里要说明一下，满清权贵在取得国内绝对的控制权时，已抢先一步归化于中华文化了。
1689年9月7日，双方代表索额图和戈洛文在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就是《尼布楚议界条约》。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
此战未能除恶务尽，如期全歼远征军，有儒家文化“中庸守成，与人为善”的因素在里面，更有满清特有“中原中心主义”的雏形，在隐隐约约地起着作用。
满清属域外政权，本无此中原政权独有的特性
，但归化中华文化后，也渐渐有了“中原中心主义”的特点，这为日后沙俄最终掠夺走外东北埋下伏笔。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签订这个条约的政府是大清政府，但使用的国名，却首次落款为“中国”二字。
从文本上也可以看出，大清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表示他是中国皇帝的钦差，而非仅为大清皇帝的钦差；行使是中国的主权，而非大清的皇权。
《尼布楚条约》文本还显示，大清首次对外自称的是“中国”，而非“大清国”；对本方百姓称谓是“中国人”，而非“大清子民”。
这是以国际条约的方式，首次向世界展示，大清康熙帝国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这显然是满清一族归化中华文化最强硬的全球公示证据。
其次，还说明了来自域外的满清权贵与大明权贵的角逐中，在取得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后，除有“剃发易服、投充逃人”等反汉逆流之外，基本上是顺应时势，及时向以汉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示弱臣服。
特别有意思的是，除清朝在外东北设立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实行直治外，同样从域外夺得汉政权的元朝，也对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进行直治，而其他源自中原的朝代对该地区的行政管辖，都不是直治，基本都是使用安抚、管束兼有的，比较宽松的藩篱羁縻制度。
也许是来自中原的政权，受儒家思想、中央集权制度影响更深一点，更愿意秉承“中原中心主义”的思想。
这点从原来锐意进取的清初统治阶层，历经数百年的同化后，同样表现出来类似中原政权的“重中原、轻边地”的价值取向，也可说明中华文化同化力的厉害。
这种思想造成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凡是无法被中央集权制方式所统冶的，大多都不会去探索，或探索后放弃，这其中，儒家的“中庸守成”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她使长期浸淫在中国文化中的帝王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人烟荒芜之地对统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政令无法通达，既然政令无法贯彻，统冶成本就被推到了第一位。
于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往往一改以往不计成本一统政令的统治手法。认为有些边区即使是仅羁縻一下，也是不值得的，放弃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历史上，这种成例比比皆是。
有一句文化俗语，似乎能从侧面体现出中国帝王的对“天下”的定义（彼时尚无国家的概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地之利，不如人和之势，而无人，又哪来的“人和”呢？
无云之天了无生气，无人之地惟弃之矣。
中华帝国由于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因为要求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的令行禁止，因为要求政令从上至下以一贯之，因此皇权的执政半径，与确立了由资产阶级执政的君主立宪制的大英帝国是有很大区别的。
大英帝国由其领土、自治领、殖民地、托管国，通过令殖民地政治假自立（英人控制其中央政府，委任土著控制地方政府）、经济真自立的方式，可以雍容自如地堆砌出了3400万平方公里的巨无霸殖民帝国。
得亏秦始皇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同币制、度同衡、郡县制”的方法，解锁了封建王国转制向中央集权帝国的瓶颈。否则，一个假如由儒家文化所主导的分封王国的权力，辐射半径至多也就几百里，就达到其极限了。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国土面积大的就不太多。
由于毫无土地先期储备的概念，长城变成了守成思维的物化。绵亘万里的长城将中原、帝都牢牢锁在了帝国核心，长城以外的，无非是夷狄之邦。近的羁縻一下，远的就不要了，反正管着也费劲。
当西方在15至17世纪，凭借着勇敢和科学精神的航海探索一外溢，中华帝国在新国土探索储备上就比较吃亏了；后来蒸汽机一上船，因为明朝（除朱元璋、朱棣外，朱棣有更为恐怖的高瞻远瞩）和有清一朝（除康熙、雍正外，康熙有更为优秀的大局观）的守成后退、与世无争，我们就更加吃亏了。
本来中华帝国没有理由错失成为超级帝国的机会，如果在明清的关键时期，多几个朱棣、康熙一样的世界级帝王，中华帝国早就不是现在这个面积的国土了。
但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由于儒家的“守成中庸、天地人和”在骨子里对“人和与守成”追求的执拗，若非“守成中庸”后来的强行干预，大明永乐朝这么高的起步，以中华之物力人智，成就超级帝国绝非酒醉呓语之谈。
从技术难度上说，大明永乐朝郑和的世界超强的“宝船”舰队，不管是在技术装备，还是在舰队规模上，都远远甩下百余年后最厉害的达伽马、哥伦布、麦哲轮等西方小舰队三条大街。然而，由于囿于“中原中心主义”的桎梏，没有将任何一个郑和所发现的新大陆，变成帝国真正的殖民地。
这方面，俄罗斯帝国要比我们觉醒得早，沙皇彼得大帝是一位世界级帝王，在欧洲用“文艺复兴运动”解锁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瓶颈之际，他看到了俄国尚深陷于暗无天日的“农奴制”泥淖中步履蹒跚，就力排众议，强力压制利益集团，亲身赴欧洲各国师习科技和艺术，为俄国打开了晋级全球列强之门。
觉醒后的俄国，其版图象一石击水的涟漪波纹，以科技和制度为圆心，不断地向四周贪婪地扩散。东亚方面，沙俄之手已越过外东北之外，向外东北伸了过来；另一只手则向中亚伸去，其中就有图谋我外西北的意思。
“外西北”同样也是个新词，是相对陕甘宁青新疆五省区的“现代西北”来说的。范围即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之和，共计50万平方公里。
相对来说，中华帝国对外西北的管辖，不论是在时间、管理深度上，都要高于外东北，原因无非因气候的不同，聚居的人数值不值得管理之差异所造成的。
东北则一直被清政府所封禁，这一点连格局外求的康熙王朝也不例外。所以，诺大的近3百万平方公里的内东北和外东北一直没多少人生活。
在外东北，清政府只是每年进行几次例行性的巡逻，巡逻线至外兴安岭一带。库页岛更是在乾隆时期就丢失了。
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沙俄不甘康熙时期的失败，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迫使腐朽而软弱的清廷割让外东北，并取得了远东最卓越的出海口，天然不冻良港——海参崴（俄名:符拉迪沃斯托克）。
于是，这片约占中国1/10面积的土地，从法律上不再属于中国了。
外东北丢了！！
介绍完外东北、外西北以后，再来说说新疆。
新疆为什么会不失呢？
左宗棠曾对慈禧太后说过这么一句话，“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以卫京师”。
这种狠话，不仅可以打动任何一届有伟大抱负的中央集权帝国帝王之心，连奄奄一息的晚清首脑慈禧，也被这句话吓得一楞一楞的。
她意识到“京师不保、集权乌有”对满清王朝的万劫不复。不过，慈禧此刻尚深陷于群臣对“塞防、海防”之争的聒噪中举棋未定。
左宗棠又在上奏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说，以“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 ……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而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
该论以海防、塞防互为因果的观点，一举地驳斥了李鸿章的“海防为重论”的“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防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敦重敦轻，必有能辨之者。”之“中原中心主义”的偏颇促侠。
此折高屋建瓴、切中肯綮，霎时理清了庙堂延争纠缠不休的思路，一下子引爆了慈禧的理性小宇宙。当即拍板，左宗棠胜出。
在中央集权制的帝国中，取得最高首长的肯定，是排除万难廷争的唯一法宝。
众臣噤若寒蝉，纷纷倒向左宗棠，振振有词、要风得风的李鸿章悲哀的发现，自己连2路公共汽车都赶不上了。
不久，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命“速筹进兵，节节扫荡” 。大清帝国的国防资源和汹涌澎湃的现金流（包括洋人银行的贷款）源源不断的向新疆的外围猬集。
在强大的执行力助推下，帝国的雄鹰——左宗棠，携湘军数战之勇，傲然掠地起飞……。
对于东北，清政府的国策出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一直将其视为榻侧禁脔，欲确保当地民族血缘的纯正，以备万不得已时，将东北作退路使用，因此特别阻绝汉族的进入。
这种国策可真够逆天的！
这说明满族自入主中原数百年来，作为这个东方泱泱大国的绝对统治者，对有着恐怖人口基数的汉族，一直有一种欲诉还休的强烈自卑感。
而这份外在浅淡、内蕴浓烈的自卑感，往往是怯怯地躲在巍峨庄严的大清皇权背后，也深深地藏在为中华民族开疆拓土的成就感里。
所以，这份百感交集的感觉，对于满清权贵来说，一直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窝心和委屈，在沧桑的大清史册记载中，不经意间，时会流露出一番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英雄落寞、美人迟暮的幽怨。
处了几百年，有些人为什么还是不待见我，捂不热么？
东北是纯洁了，但东北也荒凉了，变得更有利于俄人的渗透。由于“中原中心主义”与独享东北“龙兴之地”所导致的，满清政府特有的，治国逻辑的错乱，东北一直处在对本国多数民众的封禁之中，防卫和经济实力也都不太好。坏到连驻关外的满人也纷纷跑进关内。
沙俄割走外东北时，如入无人之境也不奇怪了。
而清政府收复新疆后，着急忙慌的在新疆勒停“军府制”，并建省直治，你品，你细品，这是不是中央集权制与“中原中心主义”在特殊时期左右互搏后，最终所导致的，无奈的妥协呢。
因为左雄鹰上述的那两段宏论，揭示了在外来列强的窥视挤压下，以“儒论”为土壤，中央集权制和“中原中心主义”在各自发育成熟后，左右自相互搏的极度困境。
当然，如果两者必择其一的话，对于中华帝国来说，中央集权制的胜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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