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持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集》。

《朋黨論》選自《歐陽文忠集》，是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於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所寫的一封奏章，是一篇很有名的政論散文。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以吏部員外郎任開封知府的范仲淹因上《百官圖》，譏刺權相呂夷簡，被呂指為朋黨，遭到貶謫。當時涉世未深、血性方剛的歐陽修寫了《與高司諫書》，為範辯護，亦被稱為朋黨，同時被貶。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杜衍掌政，起用富弼、范仲淹、韓琦等人，推行以“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等十項改革措施，稱為“慶曆新政”。這些政治改革措施遭到夏竦、王拱辰等保守勢力的反對，他們攻擊杜衍、范仲淹等人引用朋黨。歐陽修因積極支持新政，也被保守派列入朋黨之內。為回擊這些誣衊，歐陽修寫了這篇著名的政論文。

朋黨，指同類的人為著一定的目的結合在一起。朋，同類。黨，集團。在封建時代這個詞一般只用於貶義，是奸邪的同義語。文章一開始，作者便開門見山，直接了當地提出了自己的論點，即朋黨之說，自古有之，但有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之分，君主要善於識別。在歐陽修看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有關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提法並不始於歐陽文忠公。朋黨之說，早在《韓非子》、《史記》、《國策》等書中就有記載。稍早於歐陽修的宋初文學家王禹偁，在其《朋黨論》一文中指出：“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歐陽修的《朋黨論》顯然受到了王禹偁的觀點的影響。“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這種看法倒是頗有見地的。接著，文章又從理論上分析了君子有朋，小人無朋的原因：小人貪圖的是利祿、貨財，當利益相同時，他們暫時勾結在一起結為私黨。一旦無利可圖，他們就互相疏遠，互相殘殺，所以他們是不會結為朋黨的。即使暫時結合，也是假的。而君子之交是建立在共同的道義、忠誠信義、名譽節操基礎上的。他們志同道合，同心協力，因此他們的結黨能夠始終如一。段末，作者又進一步提醒君主，要“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這樣天下就能大治。在這封奏章裡，歐陽修向宋仁宗提出了兩項建議：第一是要善於識別哪些是由君子組成的朋黨，哪些是由小人結成的朋黨;第二是要進用君子之朋黨，黜退小人之朋黨。

在就朋黨的真偽善惡及其與國家治亂興亡的關係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後，文章進一步列舉了六件史實，以證明君主能否正確對待朋黨將決定國家的興亡這樣一個深刻的道理。第一件是唐堯時，舜佐堯重用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的朋黨，黜退了共工、驩兜等四凶的小人之黨，達到天下大治。八元、八愷，見《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四凶即唐堯時的共工、驩兜、鯀、三苗，據《尚書·虞書·舜典》載：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第二件是虞舜時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結為一黨，舜都加以重用，天下也治理得很好。這兩個例子都說明重用君子之朋可以達到天下大治。第三四兩件事引自《尚書》裡的一句話：“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然後分別用商紂和周的興衰來論證。紂有億萬臣民便有億萬條心，絕無朋黨之虞，然而商卻亡了，而周武王三千大臣結為一黨，可謂最大的朋黨了，可是西周卻很興盛強大。第五件事是後漢的“黨錮之禍”。據史載，後漢桓帝時，宦官專權，朝官李膺等人反對宦官集團，被誣為黨人，捕入獄中。後雖獲釋，但終身不許做官。靈帝時，外戚竇武謀劃誅殺宦官，事洩，宦官曹節等大興黨獄，殺李膺、範滂等名士一百餘人，禁錮學者六七百人，逮捕太學生千餘人。文中稱為“獻帝時”，當為作者筆誤。“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可算清除了“黨人”的隱患了。然而，黃巾起義一爆發，漢室立即大亂，等到漢帝醒悟，釋放黨人，已為時過晚。第六件事是晚唐的“牛李黨爭”和唐昭宗的濫殺名士。“牛李黨爭”是指晚唐時朝臣牛僧孺、李宗閔和李德裕等之間的持續近四十年的朋黨之爭。有關濫殺名士，投屍濁流一事，發生在天祐二年。據《古文觀止》載：“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殺之。時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天祐二年為唐哀帝(昭宣帝)年號，歐陽修稱為昭宗，亦為筆誤。最後兩件史料，又是重用小人之黨，招致亡國之禍的最好明證。

最後，文章又對上面的六件史實加以分析、歸納，指出：無論是象商紂王那樣使人心各異，還是禁絕善人結黨或誅戮已結為朋黨的清流之士，都只能給國家帶來混亂以致亡國。只有象舜和周武王那樣重用道德高尚的君子結成的朋黨才能帶來國家的興盛。這是對全篇的觀點和論證的一個小結。結尾時，作者再次提醒宋仁宗從上述歷史事件上吸取教訓，同時用“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與開篇的“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遙相呼應。

作為北宋古文運動主帥的歐陽修，在理論上繼承了韓愈“文以明道”的主張，認為“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這使他的議論文觀點鮮明，內容充實。氣勢旺盛。在本文中，作者打破了“君子不黨”的陳舊觀念，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自己關於朋黨有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觀點，並總結了宋朝以前歷代君王在用人方面的歷史經驗，告誡後世帝王要任賢退惡，達到天下大治。文章不僅觀點鮮明，而且史料翔實。既有正面經驗，也有反面教訓，富有典型性，很有說服力。

文章說理透闢，論證清晰，邏輯嚴密，條分縷析。文章開篇先提出總論點，即朋黨有君子小人之分，人君要善於辨認，並以此統領全篇。接著，又從君子與小人結黨的不同基礎分析了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本質區別。從理論上推斷出“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然後作者引用自堯舜到商、周、漢、唐的六件史實，從正反兩個方面證實了進用賢者之黨可以興邦，任用小人之黨必然亡國的道理。最後作者又對這些史實加以論證，告誡君王要吸取這歷史的教訓。全文層層深入，援古論今，針貶時弊，析理透徹，論證雄辯，理直氣壯，圓通周密。文章大開大合。有破有立。結構嚴謹，無懈可擊。

歐文向以行文婉曲著稱。蘇洵稱之“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文中議論從容不迫，迂徐有致，曲折委婉，節奏舒緩。論理犀利而不失含蓄，行文平易自然而又稜角分明。在語言方面，歐陽修繼承了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摒棄了韓文尚奇好異，“辭澀言苦”的流弊，語言明白曉暢，簡潔明快。作者在文中還大量使用排比句，以增加文章的氣勢。如“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等，不僅雄辯有力，氣勢逼人，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情韻和變化。

由於本文立意超卓，論理深刻，徵引繁博，邏輯嚴密，文章一出，便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據清畢沅所撰《續資治通鑑》載，宋仁宗讀罷這封奏章後有所觸動，在與執政談論朋黨時曾說：“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當時范仲淹答道：“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當時製造黨論之說的內侍藍元震再次上疏，攻擊歐陽修等“膠固朋黨，遞相提挈”，終將“誤朝迷國”，而宋仁宗對其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可見，仁宗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歐陽修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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