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教善书
“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过激口号,如今大家都清醒过来,觉得那是政治正确的需要,不是文化建设的需要。
“孔家店”中的《论语》是我读过的最难忘的书。这是一本不厚的名著。全文20篇492章11705个字,以语录体、对话体为主,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
我是把《论语》当成一本劝善之书来读的。特别是《论语·雍也》篇。古代慈善是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开展的,因其事关风教,更与政教相关。
《论语·雍也》一共28章,有三章对于研究慈善而言特别重要:提出“文质”说(第16章),是在“南面”(第1章)后头。这一篇最末,提出“博施济众”(第28章),成为中国古代慈善最经典的名句。
劝善文化
在我国古代,连《肉蒲团》之类的淫书都在劝善。道教善书《太上感应篇》认为,“大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读后,不禁纳闷:这可谓古人的“善行心理学”?的确,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以“同情的理解”探讨慈善,将古典诗教与“劝善”主题做一番研究,很有意思。
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国学的公共性
国学的公共性和“尊孔”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孔夫子的思想和道德至今仍然值得尊重。对于国人而言,“尊孔”的原因是——
首先是孔子思想很博大精深。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很了不起。
其次是儒家经典的文献价值很高。文学、历史学和哲学文献学都很重视研究儒家经典。
第三是孔子的忧患意识。“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对于外国人而言,孔子思想中有以下几点,具有全球普遍意义——
1.和平主义者孔子的“和合学”思想。《论语·颜渊》:"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修道主义者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
3.教育家孔子。他的有教无类思想至今都很先进。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
4.道德家、伦理学家孔子的深刻反省的精神,在《论语》的《子罕篇》中,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劝善文学
把文学拉回到劝善文化本位,有助于文学的艺术性和公共性协同发展。《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不仅是谈文学,更是在谈“为人”和文化建设。把文学和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绑定,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诗教”智慧(笔者名之为“公共诗学”,后面会谈到)。
文学是具有审美、教育等功能的语言艺术。涉及文学,慈善史研究就会获得文字上的轻松。请看——
《赐齐州李希遇诗 》
(唐)吕岩 (吕洞宾,道号纯阳子)
少饮欺心酒,休贪不义财。
福因慈善得,祸向巧奸来。
笔者认为,以善为美、“另类”生活方式、博物学传统和公共诗学意识,是古典诗教留给我们今人的重要慈善文化资源。
在中国古代,诗教不仅关乎文学,还关乎文化。一提到文学,就知道它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者会对文化建设有功吗?答案是肯定的。
秦汉及以前的劝善文化:美善相乐、以善为美
诗歌源于歌谣。《论语》受到四言诗影响很大,它里面有很多四字句,就是明证。论语认为:君子德风,小人德草。风教(诗教)在古典世界里,是事关治国理政、社会发展的大事,它不仅不是狭义的“诗歌教育”,甚至不是中义“文学教育”,而是“社会教育”。所以,具有公共性。孔子追求“尽善尽美”,其实就是以善为美。
起于《诗经》“兴观群怨”的公共诗学,由来已久,中国历来不缺提供公共品的诗学。天、道、仁、义、性、经等古典世界关键词,都在先秦诗歌中有吟咏。
礼俗互动,是中国古代文化特质。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它又是反映古代民俗的画卷。《诗经》在采集、狩猎、农牧业、蚕桑、纺织等物质生产民俗、交易和运输民俗,衣食住行等生活民俗、礼仪民俗、婚姻民俗、岁时节日与信仰民俗、礼仪民俗、婚姻民俗、岁时节日与信仰民俗、游艺民俗等方面都有反映。
孟子“性善论”里的“善”是人的道德修为的起点,也是终点。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荀子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记》)
宋明以后:民间蒙学文化张扬的劝善传统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就是官方文化的代表。和儒家并称为“显学”的墨家,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墨家注重实践,墨子曰: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中国劝善文化充分体现在民间的蒙学(私塾)中。明代产生了许多蒙学教材(以“三、百、千”为代表),书里有明显的博物学色彩和慈善教育的内容。
《幼学琼林》:“道不拾遗,由在上有善政。 ”
《增广贤文》:“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河狭水激,人急计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
《了凡四训》:“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
小结:公共性与话语权
如今,诗歌是小众化的雅好。其实在唐宋,不是这样的,诗歌是提供社会“公共品”的文学样式,是public,灾害来临,大文豪苏轼也写祈禳诗文,反映了彼时的当代社会精神。这种公共诗学意识不可或缺,它保障了文学话语权。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写《欧游心影录》等文学作品,四处发表演讲,积极投身办报办刊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教学活动,就是为了改良社会。
如果读书人不关心社会发展、缺少了古人的公共诗学意识,追随欧美文学颓废一路走去,当代文学就会日益走进苍白无力的病况,还奢谈什么取得应有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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