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寫《諫太宗十思疏》時，李世民還活著，難道李世民活著時就被叫太宗了嗎？
這個問題……
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
什麼是廟號？
廟號是東亞地區君主於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起源於重視祭祀與敬拜的商朝。但是在隋朝以前，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廟號。他們在去世後都會有的是“諡號”。
什麼是諡號？
“諡號”興於周代，是對天子、后妃、諸侯、臣子死後的稱呼，用一兩個字，體現對死者的評價。這些諡號，帝王是由臣子議定，而臣子就由帝王賜予，所以基本上能算得上一生的總結，比如周文、武王，那必是文治武功，周厲、幽王，那就是殘暴，昏庸。
但是發展到後來，皇帝對祖先不斷追加美諡，把所有好聽的字都用上了，這也就導致了諡號越來越長，在史書和普通稱呼之時已經無法正常使用，也無法體現對皇帝的真實評價。比如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諡號是“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
那這怎麼搞？又不能直呼其名，總不至於寫關於皇帝的書，一半的字都用在稱呼上吧。這個時候廟號就取代了諡號的作用，因為廟號一般都不復雜，特別是早期很多帝皇都沒有廟號。因為皇帝在去世幾代後就要毀去單獨的廟，遷入太廟合葬。合於太廟祭祀稱之為“祧”，為什麼要“祧”？總不能讓當今皇上去祭拜祖先，跑上幾十座廟吧？這和今天很多景區把山上眾多小廟集中到山下大廟是一個道理，為了方便我們上香。
而對國家有大功、值得子孫永世祭祀的先王，就會特別追上廟號，以示永遠立廟祭祀之意。廟號不需要添加太多的美言，只是一個代表。這反而給後世的人稱呼帶來了方便，既是尊稱，沒有犯僭越之禮，又簡單明瞭地指代了那位皇帝。
唐太宗就是這種情況。他去世後最開始的諡號是“文皇帝”，當時的文章可能就尊稱他為“唐文帝”，就好像“漢文帝”、“漢武帝”一樣。但是到了674年加諡“文武聖皇帝”，可能文章還能稱其為“唐文武聖帝”，不過就有點麻煩了。
到了749年加諡“文武大聖皇帝”，754年加諡“文武大聖大廣皇帝”，這還怎麼稱呼？所以這種複雜繁瑣的諡號稱呼就只停留在記載上了，而廣大文化作者和老百姓就直接使用了廟號“唐太宗”來指稱李世民。而且廟號用字一般不會與後世的皇帝起名字發生衝突，而諡號則經常衝突，衝突了又要避諱，總之是件麻煩事。
用廟號稱呼，既簡單，又尊重。這是語言、文筆上的自然選擇。
回到題主這個問題，廟號、諡號都是皇帝死了之後的事情。所以魏徵是絕對不可能在李世民生前寫出《諫太宗十思疏》這種題目的，也可能當時的奏疏根本就沒寫題目。又不是應試考作文，只要把事情說清楚，把要講的講清楚，為什麼要有標題？皇帝看奏章是必須要看的，又不像我們今天在網上看文章主要看標題。公文寫手當時絕對不是標題黨，當然今天的公文寫作也不是標題黨。
所以這個題目，肯定是後來的文人在整理記錄奏疏的時候添加上去的，類似的情況多得很，很諸葛亮著名的《隆中對》、《出師表》都是如此。
這其實算是一個常識，特別是在古文中。即便在古詩詞中，這種現象也非常多見。
比如《詩經》裡面的詩，為什麼很多都是首句作標題呢？因為這首詩當時就沒標題，後人整理的時候，作為詩集裡來區分，沒有標題就沒辦法歸類、整理，就選了第一句做標題。這種現象在詩中，後來還不多，除了李商隱大量的《無題》詩（也是用第一句詩作副標題），一般都會擬個標題。
但是在詞中就太多見了，甚至沒有標題。大量詞牌的標題就夠就是《詞牌名·第一句》，比如《菩薩蠻·寶函鈿雀金鸚鵬》、《菩薩蠻·滿宮明月梨花白》、《菩薩蠻·南園滿地堆輕絮》，這種情況太多了。
所以我們在閱讀古文，古詩詞的時候要清楚這一點，並不是文人會穿越，而是後人的補註，因為我們在後人的後面，所以承認並且通用。
這在歷史文學上是非常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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