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豔已經想好了回去要做的事：在晴朗的某一天，和兒子下午三點開始爬長城，下午五點登頂，眼前一片落日餘暉，灑在佇立千年的古城牆上。臺詞也想好了：人生就像爬長城，咬住牙一步一登高，才能看到更美的風景——來武漢，同樣如此。
對於專攻呼吸系統疾病，又在ICU工作的李豔而言，馳援一線的機會，像是為她“量身打造”的。
無法預測的病情
新冠肺炎相關新聞在電視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時，李豔開始對家人“吹風”——我跑不了的。
得知北京決定向武漢派出醫療隊，李豔毫不驚訝，馳援一線的機會，像是為她“量身打造”一般。李豔是北京宣武醫院呼吸科醫生，專攻呼吸系統疾病，又在ICU工作，救慣了重症病人；科裡其他人都有更重的家庭負擔，有的正處於哺乳期，有的要照顧臥床老人，李豔家中老人不多，孩子又在寄宿學校，不需要太多牽掛。
促使她舉手報名的，還有一點特殊的情懷。2003年，她曾參與抗擊非典，在高年資大夫的“傳幫帶”下在一線救人，有前輩們的指點和照應，她並沒有特別恐懼。17年後，新疫情來勢洶洶，她覺得自己要向前一步，為年輕同事擋一點風雨。
1月27日，李豔領隊抵達武漢，戰況比她預料的更加虐心。
在ICU從醫多年，目睹死亡，對李豔來說是一件尋常事。新冠肺炎並非絕症，大部分人可以治癒出院，但沉重的疫情，帶來另一個層面的壓抑，醫生要面對的不單是個體的疾病，還有家庭與社會的苦痛。
她無法像預測ICU患者那樣預測新冠感染者的病情。有的患者上一秒還在跟家人通話，下一秒就危重離世。她找不到家屬，不能提醒他們準備後事、不能安慰他們接受悲傷，有的感染者全家人都被隔離，一紙死亡告知書，無人可以簽字。
有時，她覺得無力。早期，武漢還處於“人等床”的狀態，有患者問她，自己不發燒了，能否將床位讓給家人。也有患者提出，能否提前出院，因為愛人也被感染，孩子無人照料。
她能做的就是埋頭幹活，努力救人。每次從隔離區離開，李豔告訴自己，時間會緩解這些沉重的情緒。她嘗試通過對比來化解悲傷，她曾聽舅舅講起當年支援唐山大地震的經歷——大學生們開著剷車去清理現場，看到倒塌的房屋下全是遺體，一具具辨不清姓甚名誰。現在，她在一線救援、和死神搶人，至少能看著患者好轉、出院，讓自己無憾。
李豔在隔離病房工作
男主內、女主外的家庭模式
李豔奔赴一線，照顧孩子的任務一如既往交給了她的丈夫。丈夫開玩笑說，去武漢這個最危險的地方，她的腦子裡能繃上一根弦，會比在北京更安全。
有了後盾，李豔走得很瀟灑。這是一段非典型的愛情——17年前的SARS時期，李豔住在酒店，酒店外拉起警戒線，有衛兵把守，禁止隨意進出，當時還是男友的丈夫把她叫出來，一個巨大的包裹隔著警戒線砰地扔在她的面前，裡面放滿了她的衣服和喜歡的食物。
在一起多年，兩人都習慣了李豔的工作性質。李豔在ICU守著危重的患者幾天寸步不離時，家裡都靠丈夫和婆婆默默操持。在傳統語境下，女性似乎天然帶有“家庭”屬性，往往比男性要承受更多平衡的壓力，而李豔的重心則偏向工作。
“顧患者還是顧家庭？很難選，但每個人都要給出自己的答案。我選擇了職業良心，這對家人是不公平的。好在丈夫和婆婆都支持我，孩子也比較爭氣，我還應付得來。”李豔說，十多年的生活中，雙方都在努力磨合，對方的性格更細，而她的個性質地更加“堅硬”，慢慢的，形成了男主內、女主外的模式。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她努力去參與家庭生活，下班就回家，很少外出聚會。一起共進晚餐是最好的治癒時刻，在餐桌上，她不會提及ICU裡的焦慮、無奈、恐懼，更多聽家人說說一天發生了什麼。
“看多了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故事，我對生活的期望值變得非常低，普通人習以為常的日常點滴，對ICU的患者是遙不可及的幸福。所以，家人健康地活著，就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事。”
李豔為患者講解出院後的注意事項
咬牙迎戰才能看到好風景
戰“疫”期間，一些患者給李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在照顧被感染的醫生弟弟時自己也得了新冠肺炎，但她沒有怨言，十分樂觀，順利痊癒出院。
一位在武漢工作的小夥子，思維清晰，春節回家前一天發現自己發燒，果斷退票、自我隔離，隔離期間避免與任何人接觸，點外賣就讓小哥掛在門把手上，每天監測體溫、對症狀和用藥做詳細記錄，能清楚回答醫生的問題，最終，家人沒有一人感染，自己也順利康復。
新冠病毒掀起了一場戰爭，醫生和患者都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挑戰。
李豔喜歡挑戰，SARS和新冠肺炎，都不曾讓她恐懼。她希望這份勇氣能傳到兒子身上。
她已經想好了回京後要做的事：帶兒子去爬長城，選一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下午3點開始攀登，在5點左右登頂，那個時候，眼前潑灑著落日金暉、腳下古城牆綿長蜿蜒，一定是詩一般壯闊美麗的景象。她要拍拍氣喘吁吁的小夥子，告訴他，人生就像爬長城，咬住牙一步一登高，才能看到更美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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