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普通人對於科技發展的未來想象，莫過於機器替代了人的大部分勞動，而人類得以用更少的工作時長，換來更豐富的物質生活。

這種暢想未嘗沒有道理，以至於有人擔心科技替代了人類的勞動，讓人走向失業。

然而，現實情況恰恰相反。

科技的發展並沒有縮短人們的工作時長，反而加大了人們的平均勞動時間。

這種過度的勞動，導致了諸如頸椎病、心臟病、焦慮症等多種疾病的頻繁發生，甚至“過勞死”現象變得愈發嚴重。

為何科技沒有減輕負擔，反而讓人陷入更加勞累的工作中？方便快捷的通訊技術，到底是提高了效率，還是侵佔了私人空間？依託於互聯網變得興盛的快遞和外賣行業，到底是自由者的歸宿還是新型的資本壓迫形式？

為解答這些問題，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書籍是著名經濟學家森岡孝二所著的《過勞時代》。

什麼是“過勞時代”？

“過勞”，顧名思義是“過度勞動”，這種現象在當今社會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從我身邊的情況來看，在互聯網行業中，加班到深夜是一種行業常態。近年引起社會討論的諸多加班亂象也印證了其廣度和深度。

同時，各行業也常常出現“把工作帶到家中”的情況：經常一個電話，新媒體從業者就要立馬開工撰寫最新稿件；一條微信語音，設計師就要當場掏出電腦修改圖例……而這樣的即時性工作往往是不可拒絕的。

而這些加班或是額外性的工作，往往會導致從業者精神疲憊或過度緊繃。因為工作永無止境，永遠不知道上級的電話何時會打來。

若要宏觀地來看待過勞工作的情況，可以參考作者森岡孝二的引用的調查結果：

從2002年開始，東京勞動局對總部設在東京且規模超過300人的企業的員工健康管理情況進行了調查。2004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回答調查問卷的1071家企業中，有36%（382家）的企業表示，存在“被認為與心腦疾病發作密切相關”的過重勞動現象（每月加班100小時，或2～6個月內平均每月加班時間超過80小時，其中含節假日加班，比2002年度的25%增加了11個百分點。有22%（238家）的企業表示，今後有可能讓員工進行過重勞動。如果把這些企業都算在內的話，2004年的調查中共有58%（620家）的企業要求或可能要求員工從事過重勞動。

2004年的調查結果還顯示，有因過重勞動引發心腦疾病隱患的企業達到38%（410家），比2002年的調查結果（30%）增加了8個百分點。有因過重勞動引發精神疾病隱患的企業佔34%（362家），比2002年的調查結果（27%）增加了7個百分點。

可見過度勞動的現象是普遍且嚴峻的，而其所帶來的相關健康問題，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

“過勞時代”是如何出現的？

當上述狀況出現時，我們往往會思考：為什麼會這樣？

作者將“過勞時代”的產生原因總結為以下四點。

1.全球資本主義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髮展，發展中國家也被捲入世界範圍的競爭，且這種競爭越來越激烈；而發達國家則掀起了史無前例的公司合理化和產業重組浪潮。從很早以前開始，美國和英國的企業員工就出現了過勞傾向。即便在德國和法國這兩個以縮短員工工時而著稱的發達國家，工作時間減少的趨勢也已轉變為增加的趨勢。

2.信息資本主義

如今，以電腦和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術在幾乎所有產業領域都掀起了變革。在這種背景下，以時間為核心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

在今天這個生活水平高、媒體發達的大眾消費社會，人們為了滿足不斷膨脹的消費慾望，或為了以消費競爭來顯示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必須得到更高的收入（或者找到工資更高的職位），為此便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加大勞動強度。這樣的傾向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以24小時便利店和快遞服務為代表的、追求便利性的服務型經濟與信息化共同發展，改變了消費者的需求結構，經濟活動的24小時化成為導致過勞的新因素。

4.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

勞務市場的流動性加強，不僅是年輕的自由職業者，中老年的小時工、兼職員工、派遣制員工等非正式勞動者的人數也不斷增加。結果，隨著勞務形式的多樣化，工作時間也發生了兩極分化。一方面，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滿35小時的短時間勞動者人數增加了；同時，正式職工中，每週工作超過60小時的長時間勞動者的人數也隨之增多，30多歲男性正式職員的過勞趨勢也因此而日益明顯。

全球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過勞”狀況

“過勞”狀況並不是某一國或某一行業出現的特殊情況，而是全球化發展下暴露出來的共同特徵。

美國的全年工作時間在最近幾十年間由縮短轉為增加。這一點從B．布魯斯頓和S．羅斯製作的圖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該圖而言，全年工作時間隨著經濟週期循環出現一定的振幅，1967—1981年出現了減少趨勢；之後形勢發生逆轉，從1983—1996年，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增加趨勢。

美國全年工作時間的變遷（25～54歲）（1967—1996年）

眾所周知，在發達國家中，德國企業員工的工作時間是最短的。

然而，德國經濟長期停滯，失業率居高不下。在這樣的背景下，最近，德國人工作時間減少的趨勢見停，甚至出現漲幅不大的增加趨勢。僱主開始倡議，在實施裁員和削減獎金的同時也延長工作時間。對此，工會方面則以罷工進行抵制，總算維持了每週35小時工作制。然而具體到各個企業，許多工會由於抵制不住僱主的攻勢，不得已接受了比以前差的工作條件。

和德國一樣，法國也以工作時間短而聞名。

然而，最近經營方也開始主張延長工作時間。法國縮短工作時間的歷史很長，可以上溯到1936年的法國人民戰線內閣時期，當時制定了一部《休假法》，其中規定每週工作時間為40小時，每年兩週帶薪假期。近年來，1998年6月，法國制定了《有關縮短工作時間的定向方針和相關激勵措施法》2000年1月，又通過制定《通過談判縮短工作時間法》來修改勞動法典，引進了每週35小時工作制。

如今，日本、美國和歐洲各國的跨國企業將工廠遷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這些國家進行大規模生產，再將由當地工人生產的商品出口到本國銷售。這意味著日本、美國和歐洲各國的企業員工被迫直接和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在工資和工作時間上進行競爭。

在ILO的統計網站上，可以看到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的工作時間數據。據說在中國大陸，有些企業的員工每天工作11～12小時，也就是說每週平均工作50～60小時。

亞洲各國家和地區製造業的每週工作時間（2000年）

而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引擎之一是信息通信技術。要洞悉全球化背後的推手，就要對信息資本主義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信息資本主義：“不離身”的職場

電腦、互聯網等新型信息通信技術不僅是社交工具，也是生產工具。不論在工廠還是寫字樓，人們曾經期待這些新技術能夠減少工作量、縮短工作時間。

然而現在，可以說它們的存在反而令工作量增加、工作時間延長了，其原因如下。

第一，一方面，新型信息通信技術催生了從事信息系統開發與應用的新型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另一方面，它也從多重意義上造成了工作或業務的標準化和簡單化，使就業形式更趨多樣、外包業務更易操作，這樣，多數正式員工便可為非正式員工所取代。結果，很多員工失去了向來穩定的工作，僱傭關係也變得愈加不穩定了。

第二，新型信息通信技術是減輕、省去工作量的強有力的工具，然而它同時也加速了業務運轉、加劇了時間競爭，商品和服務種類多樣化，經濟活動出現了無國界和24小時化的趨勢。所以，不論從整體上看還是就個人而言，工作量並未減少，反而是增加了。

第三，按理說，新型信息通信技術能夠加快業務處理速度並縮短工作時間，然而，因為網絡將工作時空和生活時空連接在了一起，工作時間就有可能無限延長。如今，企業員工就算不在單位而在家裡，公司和顧客也能通過電子郵件和手機把員工拉回工作狀態。在公司，電子郵件堆積如山，員工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處理完後，回到家又有一大堆郵件等著處理。

第四，新型的信息通信技術雖然是社交和處理信息的便利工具，但一旦它們進入企業環境，卻容易給人們帶來各種壓力和健康問題。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員工不得不去適應它，於是形成了“不能被信息時代所淘汰”的強迫觀念。企業員工長時間盯著電腦等播放器的顯示屏，容易出現眼睛疲勞乾澀、腰痛、肩周炎等VDT（Visual Display Terminal，視覺顯示終端）障礙症狀。

消費資本主義：被“消費主義”刺激的過度工作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勞動者根據僱主提供的工資率（每小時工資）可以自由選擇工作時長。如果勞動者的工資率低，為了增加收入，可以犧牲閒暇時間，增加工作時間；如果工資率足夠高，就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享受更多的閒暇時間。

如果這個觀點正確的話，一般來講，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全國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增加的話，工作時間就會逐漸縮短。另外，就同一國家的同一時代而言，一般來講，低收入勞動者比高收入勞動者的工作時間要長。

從收入和職業來看，工資率越高工作時間越短、閒暇時間越長這一說法也是與現實不符的。

日本總務省公佈的“勞動力調查”顯示，2004年，在日本公司長期僱傭的員工之中，“幹部”的工作時間為2408小時，一般員工的工作時間為2308小時。

在美國，以職業而言，管理類、專業類、技術類工作者；以學歷而言，有大學文憑的人；以人種而言，白人——也即中產階級上層白領——的過勞現象最為嚴重。換言之，現實是不論美國還是日本，高收入階層比低收入階層的工作時間更長。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朱麗葉·B．斯格爾從經濟社會學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剖析。

她指出，造成美國人過度勞累的原因是“工作與消費循環”（work and spend cycle）。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勞動大眾的工資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以中產階級為核心形成了大眾購買力，以消費為實現自我目的的浪費型生活方式成為大眾化現象，進而形成了消費型資本主義。

當今社會，人們進行社交和競爭的場所從狹隘的鄰里擴展至職場社會和健身房、美容院及各類為娛樂活動修建的商業設施。不僅如此，與從前相比，模仿別人、與人攀比已成為一種交流方式，與名牌意識相仿，

男人也好女人也罷，只要經濟上多多少少有些富餘，就會在吃穿用度的每一個方面攀比，自己用什麼東西、在哪家餐廳吃飯、假期去哪兒玩、孩子在哪所學校上學，等等。現代消費的這一性質因廣告業和大眾媒體的發展而不斷被強化。

在這種消費環境下，人們不認為過樸素的生活是美德，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哪怕工作再累、工作時間再長，也會通過加班或者回家工作，儘量多掙些錢。即便如此也還是掙不到足夠多的錢的話，就透支將來的收入，貸款或者用信用卡支付。要是有存款，也可能零取出來花掉。而這麼一來，為了填補貸款和存款的大洞，就只有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

自由職業者資本主義：自由職業是解放還是囚籠？

近年來，隨著各發達國家不斷在勞務領域放松管制，僱傭形式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若考慮到某些算不上僱傭的僱傭，連勞務合同的形式都出現了多樣化趨勢。

僱傭關係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沒有勞務期限的正規勞動者（正式職工）的減少和有勞務期限的非正規勞動者的增加上。

非正規勞動者可按僱傭形式和勞務合同分為以下四類：①兼職員工、小時工、合同工等直接聘用人員；②僱傭關係和用工關係相分離的派遣制員工（包括註冊制和常規制）; ③業務承包——訂貨方向承包方委託特定業務；④個人承包——個體戶。

厚生勞動省《關於平成十五年就業形態多樣化的綜合實際情況調查結果概況》，2004年

對上述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本應屬於直接僱傭的合同工實際上不是身份極不穩定的個人承包業者，就是由派遣公司轉包給其他派遣公司的二次派遣人員，或者實際上是派遣制員工，是為了逃避相關法律規定而偽裝成承包業務的形式。

看看大企業章程中的相關條款就會明白，大部分企業目標中都有人才派遣業這一項。公司本身為了對員工的僱傭進行管理，專門成立人才派遣公司，將正式員工轉換為非正式員工。總而言之，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非正式員工的僱傭關係都很不穩定，而且工資明顯偏低。

在日本，單身大學生畢業後往往繼續和父母同住，在居住、飲食、家務等基本生活方面都依靠父母。這類人被人叫作“單身啃老族”（parasite single）（山田昌弘，《單身啃老族的時代》，築摩新書，1999年）——這是一個和制英文短語，含有“寄生蟲”或“寄食者”的意思。

有人認為自由職業者人數劇增的主要原因就是上述未婚者增多了。也有人認為年輕人的勞動觀念發生了變化，不願被組織束縛住；還有人認為他們經常跳槽，說明就業慾望下降了。

誠然，上述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沒有談到問題的實質。

作者認為造成自由職業者劇增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勞動力提供者，而在於需求者（企業）。20世紀90年代以後，企業採用了新的人才錄用政策，長期控制新正式員工的錄用人數，並代之以兼職員工、小時工、派遣制員工、合同工和個體戶等。

對廣大年輕人來說，不論他們多想找一份穩定工作、成為一名正式員工，因為就業環境的不斷惡化，這個願望也難以實現。

在“過勞時代”該如何自救？

針對廣泛出現的過勞現象，作為勞動者的我們，應當如何自救？

作者分享了一份“職工疲勞累積度自我診斷測試表”，可供大家測試參考。

根據該表，得分在0～1分以內，表示工作負擔較小；2～3分表示工作負擔較大；4～5分表示工作負擔大；6～7分表示工作負擔非常大。

而為了從糟糕的工作狀況中得到緩解，作者與大家分享了以下幾個方法：

• 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找到工作之外的生存意義

一日三餐要吃好，保證睡眠時間。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多運動，多參與興趣活動，不要忘記休閒、社交、讀書、學習、與家人團聚。關注身體健康，靈活工作，要在工作之外找到生存意義。

• 分擔家務勞動，參與鄰里交往和社區志願活動

做飯、洗碗、照看孩子、打掃、洗衣、購物等家務勞動不要全部推給女性，要夫妻分工；多和鄰居交往，參加社區志願活動，保障生活與工作平衡。

• 年假要休夠，一年至少有一次1～2周的連續假期

每年的帶薪休假要休夠天數，不能浪費；為了享受休閒時光、恢復精力，一年要有一次連續休息1～2周的假期；以充沛的精力進行創造性的工作。

• 若感到身心不適，要立即就醫並聽從醫囑

定期進行體檢，若因勞累過度而感覺身心不適，或擔心工作引起健康問題，不要因為工作忙而硬扛著，要立刻就醫並聽從醫囑。

• 如果因工作而感到窒息，要設法另謀職位，注意自我保護

忙得喘不過氣的狀態長期持續且無改善可能，或者深感自己即將病倒的時候，要下定決心辭職或者改行，做好自我保護。

• 阻止信息工具造成的工作無界化，在一定時間內拒收信息

阻止工作通過手機和電子郵件等通信工具入侵個人及家庭生活的領域，尊重彼此的隱私。可以採取宣佈不使用手機或在一定時間段拒收信息等對抗手段。

• 從工作方式的角度重新審視以服務和方便為賣點的消費理念

便利店實行24小時營業，快遞實行翌日送達服務，服務業高度發展以至於過剩，是導致長時間工作的重要原因，要認識到消費者一味追求方便會導致工作條件惡化、僱傭關係不穩定，應從工作方式的角度重新考慮消費行為和理念。

• 擺脫過勞和浪費的惡性循環，轉變為慢節奏生活

承認自由時間比收入更重要、實現自我價值比出人頭地更重要，重新審視現在職場的工作方式，通過跳槽、提前退休、田園生活等途徑改變生活方式，擺脫浪費和過勞的惡性循環，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即便不幸失業或被裁員，也可以此為契機改變生活方式，反而因禍得福。

但願讀到這篇文章的你，能夠從焦慮掙扎的“過勞”狀態中解脫出來，重新找回生活的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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