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大师倍出,为何还总有人问民国时期为什么出那么多大师?

直心1


民国大师?笑话一个。

所谓的民国大师,搞文科的,放在全世界看,真的配的上大师吗?

至于理工科的,的确出了好几个拿诺奖的,但是别忘记,他们的成果都是在国外取得的,如果这都能算,我无话可说。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不是出国或者不回国,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大师。

建国以后,我们极度缺乏应用层面上的人才,给予的前沿科学、理论方面的投入很少。这就决定了很多人才在国内没法成为大师。实际上,很多两弹一星的工程,如果不是回国,可能也能拿诺奖。王承书、邓稼先等这些都是代表。即便如此,远一点像于敏、屠呦呦、袁隆平,包括莫言,近一点的像潘建伟,这些都是建国后培养的,取得成绩也是在国内取得的,如果这些人都不算大师,还有谁算呢?


小月雨田


在此前的回答里,一些朋友的回答不认同民国大师多,有的说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如此贫困孱弱的时代可以出现这样多的大师,有的说,民国的大师都是文科的,理工农医不行,还有的说,不过是矮子里面拔将军,这都是民国粉吹出来的。我不是民国粉,但不能苟同这些观点。

几年前去昆明,特意去了一趟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云师大校园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旧址,不过,现在我们看到云师大里面的西南联大旧址是后来按照原样重建的,此外还有一个西南联大纪念馆,收藏了很多西南联大的物品,比如照片、教材、笔记本和各种各样的用品。

其中最令我震惊的是那些旧教材。很多厚厚的原版英文教材,一本接着一本,而且理工科的特别多。现在国内少数顶尖院校或许可以做到用原版教材,但大多数高校应该还是做不到的。而这中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应该说是基本与西方发达国家是相互隔绝的,这也就意味着大学生普遍与最先进的理论、知识隔绝。

另外让人震惊的是,西南联大相当一部分师生是抗战开始后,从北平和天津一路徒步到昆明的,到了昆明,条件也是相当艰苦,这些学者和学生却乐在其中,研究很纯粹的学术。而且很多学科都不局限于把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放在校园里,而是讲求学以致用。有很多照片,都是各个学科的老师带着学生前往不同的地方实地调查研究。

最后,我印象深刻的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得知在印度的驼峰航线的美国空军急需翻译,当时就有800个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不顾学业,没有毕业就参军做翻译。

有一年还去过四川宜宾的李庄,那是长江边上一个古香古色的小镇。那个小镇冬天湿冷之极,可是,那里聚集着中国顶尖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林徽因就是在那里肺病加重,可依然与同事一起做出了傲人的科学成果。

以上仅仅是个人观察到的一些不完全的细节,约略可以看到民国学术何以成就卓著的理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过一句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与西方学者同步研究并与之对话交流。经过鸦片战争后将近百年的时间,本民族文化当时没有出现后来巨大的断裂,又能与西方顺畅交流,形成了学者内外都很广阔的视野。我想,这是最主要的。

当然,还有许多原因可以分析,其他的朋友已经有了很好的分析,就不多啰嗦。当然,说民国出了不少大师,并不是要厚古薄今,恰恰相反,我相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与西方交流既深又广的时代,传统也渐渐回归,在主要领域,未来其实现在已然在学术的深度广度上超越民国的学术。


考贰拉


民国大师倍出,贵在学术自由。

那时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有了文章,做出了成果,也不愁发表。现在写文章,可跟研究能力研究兴趣都没关系,得琢磨那些核心期刊需要什么,投其所好,好容易找好了方向,文章也写成了,动辄数万的版面费又让人望而却步,徒叹奈何。

文章里没有真性情,没下到真功夫,又岂能传世?

民国大师倍出,更贵在学术使命。

那时想研究什么,心里先装的是国家兴亡。读书是为中华之崛起,研究亦为中华之崛起。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呕心沥血,埋首著书,思存亡之道,通古今之变,怀救世之情,方成一家之言。

现在的研究者,研究的时候心里装的是什么?职称评定,奖金发放,项目申报,论文发表,一言以蔽之,名利而已。

为名而研究,为利而研究,于理工尚可,文史则绝不可。

研究没有真识见,失却真精神,又岂值名世?

既不可传世,又不值名世,今之研究者自然距大师远甚。


心理咨询源之汲


因为他们睁眼说瞎话,带路党,美分党,拿钱说话,民国百分之九十都是文盲,稍有几个会读点书都是大师,请问民国大师会造飞机,轮船,还是会造车,还是会电焊,还是会修电脑,在一般人眼里会叫几句口号,会写两篇文章的都是大师,在我眼里劳动人民都是大师



一花一木一世畀123


冰火两重大的民国教育,给了我们特别多的困惑。推崇的说,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待遇高,地位高,环境自由,整个社会兼容并包。当时文人们的风骨也使他们独立于那个时代,为今人所崇拜。为此,许多熟识民国文界的人被称之为“民国粉“。对民国文人的推崇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确实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应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不要带有色眼镜。

民国大师群像

一、民国大师辈出的原因

民国时期才子才女大师遍布全国,在那个时期出了一大批的大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鲁迅、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巴金、夏衍、柳亚子、齐白石、徐悲鸿等等。民国时期那么穷,国破家亡,积弱多年,为什么还能出这么多的大师?

乱世无约束

民国时期前是晚清,晚清因为被西方帝国主义打得自顾不暇,朝廷每天忙着收拾乱摊子进而放松了对百姓的看管,而此时受到西方文化差异冲击的中国大地也慢慢燃烧起各种学术学派,民间有天赋有背景的学子都纷纷出国留学深造,在回国后清政府统治不严,学子可以大显身手。

胡适

大师门槛低

民国时期和现在比,群众的平均知识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差距。在一个文盲率80%以上的时代,任何一个读书人都会拥有比现在大的话语权和知名度的。而现在,一方面群众们有了更高的文化水平,不再会像文盲一样事事仰赖学者,另一方面学术走向了精细化和小众化,学者不为人们所知。

文化冲击强

那时候,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体系全面崩溃,面对着那么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大家都知道会产生个新体系,但谁也不知道最终会产生个什么体系出来。被闷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终于一朝奔放,思绪滚滚而来,大师因此隆重诞生。

思想共鸣多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中华大地一片狼籍,文人们活的不安生,不得不开始思考救国救民之大径。一个人是一种思想,很多人就是很多种思想,再加上乱世本身够乱,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纲领来作为文化的主心骨,所以文人墨客们往往就自成一派,进而彼此说服,彼此吸收,结果是出现了一堆大家。

教育不普及

当时教育不太普及,上大学的学生多是财富中上,重视教育家庭出身。本人多经历旧式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结合,如胡适、郁达夫、丰子恺、李叔同等,两种教育在他们身上既斗争又融合,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对现代知识的渴求使他们学有所成。

鲁迅

无思想束缚

高等教育非常自由,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政府和学校都没有严格的限制。这种他们能充分发挥个性和特长,比如闻一多,最初是学习美术的,但他热觉文学,就转行了;鲁迅也是从医学转为文学的;郁达夫也是从医学转到文学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才导致那个时代人才辈出,优秀者愈优秀。

二、古今教育之比较

现今的教育,虽饱受时人指责,但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教育的普及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有的,不仅是九年义务教育,就是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及比例在当今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多数人接受教育,使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国家整体实力也不断上升。各学科体系的完善,使我们的工业、信息技术产业等由于大量人才储备而实力不断上升。这些都是民国教育所不能及的。

纵向比较来看,民国学者大多一人涉及多个领域,而现代学者往往一人只做一个课题,但研究得很深。这样整体学术就进步了,但很少有跨界的,因为学术进步后没有人有那个精力。

譬如说陈寅恪的魏晋研究就被当代学者阎步克,田余庆完败之;甲骨文就更别提了,民国学者加起来认出的甲骨文都不如当代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一人;在清史方面,曾在网上引起巨大争议的阎崇年的学术成果也超过民国的孟森、萧一山—这二人不会满语,阎崇年可是能读得懂老满文档的人……

时代不同,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民国之后无大师”或者“民国学者就是群渣”的说法都是偏激的。

横向比较来看,“民国大师”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少能拿得出手。世界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曾说过中国只有三个世界级学者:陈垣、冯友兰、杨树达——这三个人里如果不是冯友兰出现在了高中课本上,相信那些个一口一个“民国大师”的“文史小清新”一个也不认识。而在当代,李学勤、秦晖、裘锡圭、阎步克他们都称得上是世界级文科学者。

阎崇年

裘锡圭

三、“民国风”盛行的原因

资本运作是影响人们注意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炒作许多民国大师的,不过是当代书商那只看不见的手。

譬如红极一时的电影《黄金时代》,当初萧红、萧军取这两个笔名,本意是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因为他二人本是革命青年,然而,今天的商业需要他们是文艺青年。他们本想颠覆的“黑暗时代”,却成了商业资本与市场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那里的“黄金时代”。

李学勤

很多人张口“民国风骨”,闭口“再无大师”,其实他们的水平完全无法理解大师们的学术成就。他们根本读不懂闻一多的《楚辞集注》、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等名著,连最入门的《人间词话》《国史大纲》等书都未必读过。

只是看了点儿“品三国”“鸡汤论语”、关注了点儿微博上带“历史”两个字的账号、收罗了点儿地摊史料,就以为自己站在中国文化品味的巅峰了,就开始45°角仰望天空,一半忧郁一半哀伤地感慨。若他们能理解或有浅显的研究,便根本不会忽视1949年之后取得的种种进步。他们所要的,只是一种自我标榜,只是通过这一种无病呻吟与感慨叹世,来达到标榜自己的目的。

萧红

现阶段,网络上“民国粉”的泛滥可算是一种大环境。许多“文史小清新”看到了社会的一些负面信息,便不负责任地把一种自由、民主、公平、繁荣、富强和大师众多的“理想社会”嫁接到了曾经的民国,完全罔顾史实,抛弃了理性思考,从而生活在“完美民国”的童话世界里。


文创极客


首先要认同什么人称得上大师,其次才能讨论如何才能出大师。

大师分为两个等级:

1,为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人,毫无疑问是大师。这必须是在某个领域站到世界巅峰,并且向前拓展思想空间和知识空间的人。其成就将被人类历史记住。

2,引领一个民族进步的人,毫无疑问也是大师。这必须是在某个领域锐意进取,向世界巅峰冲刺、接近世界巅峰,其成就影响了世界,造就了该民族面貌焕然一新的人。

只会跟着别人学,无论他学得有多快,他只是将别人的成就加以应用,就不能称为大师,只能算是名人。

我对“大师”的以上说法(我不敢说是定义)可能有失偏颇,但大体上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他们都有两个特征:自身的天赋、成长的土壤,二者缺一不可。

大师是培养成长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与其讨论为什么没有出大师,将眼光聚焦到过去,还不如换个说法:讨论怎样才能使大师胚子顺利成长为大师,将眼光聚焦到当下与未来。

要成长出大师,无疑必须:教育对于每个人,终身都要呵护天赋,绝不压抑天赋。社会用人机制必须为天才们提供“能够使其成长为天才”的自由社会环境,提供必要的支持。

我们的教育用统一尺度评价孩子,孩子长大后,还能保留多少天赋?功利性的用人机制,为天才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吗?

再回过头来回答题主的提问,不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失去了天赋,没有天才的成长土壤),不可能出大师。

对于优秀留学生留学不归,很多人都说是不爱国。可是,人才们可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宁可将才华贡献给不相干的人,毕竟其成果还在世上,可不愿意将才华放在某个地方烂掉。

再不改变用人机制,不改革教育,后果不堪设想!


教育反思者


中华文化每每在大动荡时期反而会出现黄金期,比如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反而出现了诸子百家,反而迎来了中华文化的巅峰时刻,时至今日,有谁敢说他思想成就已经超过了孔孟和老庄。再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大动荡的时期,但同时又是个文化发展的黄金期,出现以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人,最后一次就是我们熟知的民国时期。

这种规律不得不令人深思,个人认为这种规律与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法家讲求用愚民的手段来达到弱民的目的,因此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的所有浩劫都与法家思想有关,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再到科举和八股取土,再到文字狱,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对文化的大破坏,都是对文化人的一次大阉割。

失去了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是不可能出现大师的,对此,清代中期的学者龚自珍有一番感慨,他说:世无才子,更无才女,甚至连才商,才盗和才偷都没有了,于是他忍不住憋出了一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沉醉的文人


民国时期盛产大师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笔者以为对此要积极吸收这一时代优秀的学术成果,学习其精神,但也不必过分吹捧。

彼时由于中国内外交困,尤其是西方的入侵让我们在感叹对方船坚炮利、科技昌明的同时,也时刻有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因此很多有着深刻家国情怀的学者奋发图强,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路径去寻找国家的方向,也希望能通过对过去的研究来探明中国现状的原因。在这种激励下,很多人文学者才能做出了领先世界的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现代化的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等研究都才起步。很多领域都是一片空白,稍微用心做点研究都能在一些大的方向上做出开创性研究。因为国外对中国比较深入的研究也是才起步不久,所以有着文化背景优势的中国人所做出的很多研究成果说是领先世界也不为过。事实上,即使现在很多西方社会流行的中国史研究理论还就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首先提出的。只不过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中国学者有着某些学术自卑情结,导致这些理论在中国不怎么流行,国外学者稍加阐述再传回中国就很受热捧(关于这种学术理论的“出口转内销”可以参看杨念群《“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下的》)。

再者所谓“时代的乱世学者的盛世”,想想中国古代思想最为灿烂、可谓百花齐放,各种思潮竞相涌动的时代正是纷乱不已的战国和南北朝时期。因为这种时期各统治群体都忙于战争,无暇控制思想界,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因此文人学者的思想自由度自然就好很多,而只有思想自由而不僵化才能做出流传于后世的学术来。

同时也应承认,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大师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学者。这部分学者脱胎于旧式学堂教育,古文功底和学术积淀比现代一学十几门学科的学生要好很多。这是他们能够做出先进学术的重要基础。

现代则不一样,各学科的研究群体被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学术的进步也使各学科的研究向着更加深入和琐碎的方向前进,就像历史学的碎片化,史料的丰富造成了一个小问题就够你研究一生的局面,宏观研究自然就减少了。而且经过了无数学者这么对年的研究,哪里还有真么多的学术空白给你填补。所谓学术研究越深入就越难更进一步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对民国的赞赏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比那个时代差,也不是说我们不如那个时代。毕竟你再怎么赞美那个时代,如果让你回到那个时代生活,我想应该没人会愿意。

另外可以再推荐两本民国学者研究的书,希望能帮助你了解那个时代。一是岳南的《南渡北归》,二是汪兆骞的《民国清流》系列。


孔夫剑


是啊,不错,民国时候戏曲的大师有余叔岩,有梅兰芳,现今戏曲界不是也有郭德纲,有小岳岳吗;民国时期学术大师有钱钟书,有傅斯年有陈寅恪有辜鸿铭,王正敏教授,翟天临教授吗;而且民国时期有绘画大师张大千,齐白石,吴昌硕,徐悲鸿,当今不是也有国画大师蒋勋先生吗;民国时候有大作家鲁迅,沈从文,当今也有大师韩寒郭敬明啊。

嗯,我们当代还有很多民国没有的气功大师,算命大师,看来确实比民国强啊!

然而问题是,不仅他们,当今中国人人都是大师,所以人们比较怀念民国时期大师比较少的时候,可以让人仰望;现在人人都是大师了,互相也不院子仰望对方,但是自己也不能仰望自己,所以觉得没有意义,因为生存在民国,他们就是那几位少有的大师了,而别人都是普通人。


说文与物


我是日航君,为您解答。

说实话,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也可以算是大师辈出,而且论成果、论理论的深入、论人才丝毫不逊色于民国时期而且要远远超过。然而为什么一直到了今天都有人说民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大师啊,现在不出大师呢?我个人认为原因是以下这样。

一、大家抱着一种听段子的心理去了解大师

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了解大师,都是通过听段子的方式去了解大师,例如大家都在说的陈寅恪,大家都在啧啧称奇说陈寅恪先生的语言天赋,说他懂多少多少语言,其中又有多少会读,多少会写。然后感叹自己若是也有着这样的天赋就好了

然而陈寅恪先生最重要的几样贡献之一就是对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研究却很少有人关注,若有有人能了解“关中本位制度”,“关陇集团”这些已经是很不错了。然而陈先生的研究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后世的很多学者如韩昇、仇鹿鸣等人已经指出了陈先生研究中的部分疏漏并且予以纠正。由此看来,韩昇、仇鹿鸣先生也是当得起大师这一称谓的。但是说实话,真正从学术角度去看待大师的,又有几人呢?

因此单纯地抛开学术或者凭借道听途说而得到的某大师的学术成就就说此人为大师,而不进行细致的研究,仅仅凭借一些似真似假的段子就去了解大师,这是我们碎片化时代的悲哀。

二、大众传媒的发展

一方面与我们这些听众有关,一方面也与大众传媒有关。

说实话,在现在这个年代,你是不是大师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炒作。例如说那些让人贻笑大方的书法大师等,这些人仅仅是一些欺世盗名之辈,凭借着各种各样的短视频APP迅速爆红,然后就可以变成大师了。

说实在的,在校园中的教授们除了个别人,大部分人每天光是读书搞科研的时间都不够,更不要提去挖空心思去炒作自己之类的事情了。

而且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去炒作民国大师,如陈寅恪、钱穆等人,恰恰也迎合了现在人民物质生活上来了但是精神世界依然干瘪的事实,大家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书读,既然有了民国大师的名号,那么自然就可以带动一波阅读风气。君不见多少伪书冠以明史学者吴晗大名出版,然后内容乌七八糟引人反感。

三、打破民国为黄金年代的思想

说实话,我们现在对于民国的包装也是过于美化,对于民国的想象也是过于美化了。例如说我之前看过一个广告叫做价格一夜回到民国(1948年),我当时都惊呆了。话说大家都不了解金圆券和银圆券吗?因此我们需要打破的一种观念就是,民国时代为黄金时代的观念。

似乎在我们看来,那时候的大师都是非常正直、学术水平高超、不畏强权、一身傲骨的。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当时并非是黄金年代,每个人也各有各的缺点,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完人。。

例如说刘文典本人爱吸鸦片,后面为了吸鸦片干脆留在了云南;例如说陈寅恪曾经对于抗日战争抱有极度悲观的态度……

因此我们应该打破民国为黄金时代的这种思想。

文:日航通鉴 图:来自网络与站内,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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