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林是在唐代時期由禪宗創造的一種“農禪合一”的新型發展體制，唐代中期，各地戰亂不斷的時代，社會內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佛教和寺廟收到波折的歷史大背景下，禪林制度應運而生，對寺廟經濟新舊模式的轉化，支撐佛教在中國的延續起到了支撐作用。
“會昌法難”對禪林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的原因
什麼是會昌法難
會昌毀佛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推行的一系列“滅佛”政策，以會昌五年（845年）四月頒佈的敕令為高峰，而會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登基又重新開始尊崇佛教，對於佛教的打壓和毀滅就此結束。這一事件嚴重的打擊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史稱“唐武宗滅佛”。因唐武宗年號“會昌”，所以佛教徒又把它叫做「會昌法難」。
會昌法難的原因
在統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提倡下佛教，迅速發展起來，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與封建國家形成了矛盾。受於當時信佛拜佛的環境影響，大量的勞動力出家為僧沒有出家的也會選擇投靠寺院成為寺戶、佃戶。逐漸發展，寺院擁有的土地和勞動力越來越多，寺院經濟發展起來，而封建政府的納稅戶卻大為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每況日下。
和尚僧侶是遊食之民，不向國家交納租稅，浪費了國家許多錢財，減少了稅收。韓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從國家財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自唐朝立國以來，歷代君主都對佛教以極高禮遇和大力提倡，至中葉以還，佛教勢力日益膨脹。私度之錢歸之於地方官吏和寺廟所有，造成政府和寺廟多度僧尼。很多人為了逃避賦役，出家為僧，導致僧人越來越多。
而寺廟土地不用納稅，僧人靠農民供養，形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大問題，從而逐漸威脅到了唐朝中央統治。而武宗本人又是一個虔誠的道教徒，因此他即位後，便開始籌劃滅佛。
“會昌法難”後佛家發展的新變化
“會昌法難”後，大量的僧侶還俗，很多人沒有在社會上生存的能力這就造成了很多的社會問題。比如很多人就連基本的溫飽生存都是問題，那這些人就會開始滋事，擾亂社會。而“會昌法難”也將原來的寺廟經濟體系徹底地破壞，使其賴以生存的根基徹底坍塌。而佛教也從自身進行了思考，開始考慮自己以後的路到底該怎麼走，而反思的結果就是禪宗應該會更加適應當時社會的發展。
自此之後禪宗就開始了發展，而與之共存的禪林經濟作為禪宗的物質基礎開始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它以一種硬性規範去規定僧侶必須從事生產勞作，實際上禪宗這種自給自足的意識在會昌法難之前就已經有了萌芽的存在，只是限於當時的社會背景沒有實現成為一種正式的模式。
但是在會昌法難之後，佛教的發展遭到了極大的毀壞，但是還只是一種萌芽的禪林經濟開始生長，很多僧侶已經把禪林經濟看成了拯救當時佛教的唯一救命稻草。
為什麼禪宗的發展促進了禪林經濟的進步
唐代禪林經濟的倡導者是馬祖道一，後代人士將其敬為禪宗八祖。在慧能大師之後，天下以道一的門庭最為繁榮。禪宗至此開始大肆盛行傳播。而道一對與禪林制度的發展主要有兩大貢獻。
第一是大力置辦禪林，在道一之前僧人大多數都住在寺廟裡面，但是後來參拜學習的人越來越多，雖然在寺廟之內另建造了別院，但與說法主持都不能合法，道一對於這種情況感到痛心疾首，於是他就開始開闢荒山幽谷，廣建禪林。在五十多年間，他修建禪林，弘揚佛教的足跡已經遍佈幾乎全國，到達了今天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
根據史料記載，現如今存在的與道一有關的禪院至今尚可以查知得有二十八處，這二十八處禪院根據唐代行政區域劃分分別散佈在十二個州，二十個縣，更加難得可貴的是這二十八處禪林中有十九處是道一親自修建的。由此可以看出道一當年為禪林制度的發展和傳播做出的貢獻何其之大。
第二是創立“農禪合一”的傳統，道一旅居泐音山的時候，曾經親自和自己的徒弟在百丈深的懷海邊上執役牽車。在石鞏山上，和自己的徒弟牧牛作務。以身作則，把各種各樣的生產勞動作為僧徒常課，使得
農禪結合成為固定的傳播途徑。而禪林經濟就是伴隨著禪宗的發展崛起的一種區別於以前寺廟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新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寺廟經濟發展的一種支線。禪林經濟的一大重要特點就是所有僧侶全部參加勞動。這種經濟模式提倡一天不幹活就一天不吃飯的精神。就是把農業勞動生產作為品是的主要任務，大多數都在山林中進行和存在，幾乎不會跟市場進行聯繫，與中國的小農經濟發展不斷相適應。
禪宗的發展
禪宗的發展需要經濟的支持，與此同時禪林經濟的發展也需要禪宗的支持。但是禪宗能夠在中國歷史上能夠真正的紮根和發展絕對離不開歷史上大量的流民，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戰亂不斷，造成了大量的流民，這些流民中不乏一些農民和手工業者，還有一些因各種原因離開官場的士大夫。
而此時佛教就成為了這些人的一塊落腳之地，而變革之後的佛教，禪宗，就更加適應合流民的生存需求。原因有三條，其一，農禪合一是的流民可以自己開墾新的耕地。其二，這也滿足一些退隱官員隱居山林的需要。其三，就是收到的當時社會背景的影響，一些領導者需要禪宗的影響力來幫助自己穩定自己的統治地位。
正是各種原因的相互作用促進了禪宗的發展，而禪宗的發展也為禪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護與屏障。
禪林經濟的特點
佛教在經歷了會昌法難的打擊後國家又重新開始扶持佛教的發展和傳播，會昌法難之後以往佛教主流退出歷史舞臺，開始被新興崛起的禪林經濟模式取代，成為會昌法難後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禪林經濟在歷史的齒輪滾滾向前時，農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禪林經濟的不斷髮展中，僧侶禪師所做的最重要的是就是進行農業勞動，發展農業。其次，禪宗對於國家的依賴心也逐漸降低，但並不是不再依賴，而是將重點由中央統治者轉向地方。或者說禪宗不願意在於中央統治者在存在直接的關係，但是它還是很需要與地方力量交好。
第三就是禪宗還是會接受施捨 ，雖然與之前會稍有不同，但是差距不會太大，畢竟本質都是社會的供養。因為他將其與自己的社會生產勞動聯繫在了一起。而且禪宗是直接參加生產勞作，其本身的農禪結合至少在外表上跟奢靡浪費不沾邊，在表面上說服民眾信服禪宗。
第四，禪林經濟對於地方社會的發展也是具有一定的帶動作用，禪林經濟的農禪結合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具有巨大的作用，它更像是一種類似於墾荒的發展模式，正是這種把強化農業生產當成生存手段的農村經濟對地方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綜上所述，唐代禪林經濟的發展首先與會昌法難有著巨大的關係，會昌法難在中國的佛教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對於唐代的佛教傳播與發展來說是一種巨大的轉變，隨之而來的就是對當時寺廟經濟的影響。
第一， 任何形式的存在都需要統治者的點頭同意，統治者的支持使其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無論是會昌法難之前的如日中天還是大難之後的禪林經濟都是建立在統治者的支持的基礎上的，只不過後者相較於前者好在對於統治者的依賴降低了而已。
第二， 禪林經濟的發展還比較弱，還不足以威脅統治者的統治地位，會昌法難之前的寺廟經濟過於龐大，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家的正常運行和發展，這也是會昌法難的原因之一，所以寺廟經濟的發展要控制在統治者能夠接受的範圍內。不能威脅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一旦越過紅線就會受到打擊。
會昌法難之前的寺廟經濟對中央統治者的依賴太過嚴重，其實不難看出國家雖然在大力的扶持佛教發展，但是對其的控制也不斷增強。 對於禪宗來說，它是對會昌法難之前的一種傳承與發展，歷經會昌法難之後，禪宗開始成為佛教的代名詞，而與禪宗如影隨形的禪林經濟也一躍成為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對中後期的佛教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禪林經濟是禪宗繁衍的土壤，禪宗是禪林經濟得以發展的厚實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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