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苏联元帅。早年曾经在伏龙芝学院东方系学习汉语,在1926年、1927年、1929年因为各种原因多次来华,能够说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对中国军阀的统治和中国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940年,有深厚中国背景的崔可夫被苏联领 导层相中,重新起用,接受命令作为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顾问来华 。崔可夫在中国逗留了14个月,这14个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单独对日作战之前的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苏联和日本关系最为微妙复杂的时期。中国和日本长期处于战而不宣的状态, 国民党政府严重敌视苏联和共产党,然而却出于抗战的需要与苏联保持外交关系，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不仅 于此,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数百人的军事顾问团, 帮助中国军队指挥和作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带了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应的装备和配件到达中国。苏联援助的飞机和大炮对当时已经山穷水尽的中国空军和艰苦抗战中的陆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然而，重庆迎接他的却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使相关各方都感到了中国发生内战的危险。亳无疑问中国爆发内战是苏联和其他的西方大国不愿意看到的。对苏联而言，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破坏苏联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战略目标。因此苏联与其他的西方国家一起对国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苏联在中国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崔可夫的顾问团。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直接掌握着苏联的援助。崔可夫在会见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时候婉转的问到:“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这样开门见山的提问，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威胁: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很难保证苏联的援助。接着崔可夫还拜见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官员、表达了苏联的严重不满和关切，要知道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如果失去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的损失都是不可接受的。1941年1月25日苏联大使正式拜会蒋介石表明了苏联的反对态度。
1941年4月13日, 苏联和日本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 更在人们的视野里看到了斯大林亲自到莫斯科车站送别松冈洋右并且热情拥抱的照片。 条约实际上是日苏双方长达数年的艰苦的接触和谈判的结果。条约有助于日苏关系稳定, 对避免苏联两线作战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条约也成为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和为南进政策的实施扫清了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在这个条约的签署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崔可夫军事顾问团的情报搜集作用，通过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可以直接的得到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人员和部署情况, 也可以直接的对日本军队的兵力部署、战斗力变化和后勤情况进行观察, 对判断日本的侵略动向有着重要的作用。
崔可夫注意到, 当时的中国军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贪污、腐化、官兵矛盾都十分严重，士兵生活困难,不得温饱, 健康状况十分恶劣：例如第102师50%以上的人员患有疟疾而得不到医治。这样的 情况对来自苏联的崔可夫来说是震撼性的。他甚至发现连中国参谋总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300多个师的庞大编制里究竟有多少人！而且得到中国军力方面的类似情报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压根就没有人认真的管理这样的事情。其实,国民党政府对苏联顾问团还是有戒备的,尤其不希望他们和别的国家的使团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 。国民党甚至故意安排苏联顾问团与崔可夫在重庆的官邸被轰炸之后住进前法国大使的官邸,借此挑拨。然而这样拙劣的安排几乎立即被法国和苏联识破。 崔可夫他们不仅拒绝了这样的安排, 反而因此同法国武官伊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伊冯虽然代表贝当政府然而却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通过中国和法国的情报网可以清楚的知道日本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正在广泛的进行着军事准备,正在建立日本海军的前进基地。大约600架的战斗机已经集结,大亚湾周围已经修建了大型的军事基地, 海南岛的军事部署也在迅速的展开, 到1941年3月,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
1941年初,一架日军海军的飞机坠毁在广东境内 , 飞机上有关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布防和军事设施的修建的重要文件被中国所缴获。为了得到这份文件, 崔可夫亲自拜访了蒋介石, 并且最终在条约签署几天之前将这份重要的情报的摄影复印件用飞机送往苏联。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份文件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进一步坚定了苏联签订这个条约的决心。驻中国顾问团在搜集情报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条约的签署却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对蒙古和东北的主权。更为明显的是,套用松冈洋右的话来说,在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而且日军在1941年4月发动了中条山会战,将陇海铁路置于威胁之下。但是,后来发现中条山会战与条约的签订关系不大。而且苏联方面也努力的将冲击降到最低。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表示不会影响中苏关系。崔可夫这时候也在中国到处与神经高度紧张的各方接触, 为条约一事努力消毒。经过了最为紧张的几天之后,到4月22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苏联对我的军火接济如故”。所以应该说条约对中国抗战在这事冲击确实不大,影响更多 的是表现在政治层面 ,毕竟条约最主要的作用是放开了日本南进的手脚而对中国压力增加不大 。
然而在这一场风波过了仪仅两个月 , 苏联的卫国战争就爆发了 。中苏日三边关系到了一个最为微妙,最为紧张的时期。苏德的开战 ,使中国国民政府感到,苏联有可能加人对日作战,将大大减轻中国战场上的负担,这正是4年抗战以来所梦寐以求的。然而,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两线作战是苏联在10年以来的外交斗争中所极力避免的。
不过,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和苏联手里,而是掌握在日本手里,苏联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尽量的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陆军 , 努力搞清楚日本的主攻方向。以在日本陆军不断增兵中国东北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合理的调整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部署。苏联在中国战场上实施这一个战略的直接执行者就是崔可夫的顾问团 。 同时,苏联由于自身战争的需要, 对中国的援助日见减少。而且在祖国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蹂躏的情况下,苏联顾问团的成员在心理上承担着沉重的负担。崔可夫作为顾问团的团长也不例外。但是他明白正是由于苏联战争的需要,更要求苏联驻华顾问团努力的工作。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顾问们仍然全力投入到宜昌战役的准备中去。崔可夫专门为此对前线进行了为期3个星期的视察。他在整个途中处处感到燃料的缺乏, 因为中国已经丧失了几乎全部的对外通道。而且沿途崔可夫亲眼看到战区农民的苦难和士兵的痛吟。苏联顾问团的工作条件相对要好一点,陈诚把最好的住房提供给苏联顾问使用，经过精心的准备, 到8、9月间,宜昌战役的准备已经基本完成。恰在同时日军发起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苏联顾问也参与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到9月底中国军队转人反攻。宜昌方面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10月战线基本回到了战役开始的状态。取得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和宜昌会战的胜利。不仅于此, 其实在整个1941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发起的进攻全部无果而终。中国场上的战线已经僵持不动了。
南进还是北进在苏德开战之后, 日本北进的调子高了起来。尤其是刚刚签订了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积极鼓吹北进,不过由于各方从现实角度出发的反对, 7月2日日本决定同时进行南进和北进的准备。在南方进驻印度, 北方进行代号“关东军特别军事演习 ”的大规模军事调动,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关东军兵力增加到70万人,苏日关系空前紧张。
在这种情况,苏联最高当局要求崔可夫顾问团提出报告判断日本的动向。因为直接在战场上面对日军的崔可夫顾问的意见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在这个问题,顾问团的成员产生严重的分歧。一些人不无道理的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北进, 而崔可夫和其他的一些人却在研究中国和远东的局势并依据占有的第一手情报分析得出“ 南进”。
他们注意到,由于日本军队的海陆军的割裂, 如果要入侵苏联 , 主要的还是要依靠陆军, 但是日本陆军的主要兵力都被拖在了中国战场,而且这些军队是日本精锐的部队。在整个的1941年里事实上日本不能从中国抽出大批的兵力支援其他战场。同时由于在日苏张鼓峰、诺门坎冲突中领教过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威力,使得日本陆军在苏联远东部队没有大幅度削弱之前不敢轻举妄动。政治上, 日本也在等待苏德战争的明朗化,想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获。但是由于苏联军民的浴血奋战, 德国闪击的破灭也让日本进一步放弃北进的念头。正如崔可夫所说的“日苏之间的和平取决于,我国军民在战场上的结果。” 应该公平的说是取决于中国和苏联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努力。崔可夫还亲身感觉到 , 日本海军在战争中“不可能老是闲着”。 对日本而言, 在北进行不通的情况下, 获取已经成为囊中之物的南方的资源成为必然的选择, 而且还得到了德国的帮助拖住了苏联,彻底地防止了苏联对日本的威胁。在当时正确的得到日本主攻方向改变情报的不仅仅是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 , 在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等人也得到了正确的情报,为苏联作出正确的判断提供了依据,然而佐尔格的情报是从日本的高层直接得到的。而崔可夫的判断是由中国战场军的动态和战局的发展方向, 结合各种点滴的信息分析综合得出的。1941年12月,正在成都休养的崔可夫通过报纸看到了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消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终于摆脱了长达10年的单独对日作战,苏联也基本摆脱了日本侵略的威胁,避免了两线作战。用崔可夫的话来说是“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1942年刚刚结束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 , 崔可夫在给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报告中暗示,苏联军事顾问团已经圆满的完成了来华的使命 , 在中国已经没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同时也由于美国的参战,史迪威将军即将来华,与史迪威做顾问之间的竞争是不适当的。在1942年2月, 早已经急于回国参战的崔可夫收到了返国的通知, 结束了自己14个月的在华使命 。
崔可夫在回国之后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 指挥英勇的第62集团军，此后更是越战越勇, 一直打到柏林,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
在当时复杂多变的中苏日关系,苏联所掌握的王牌之一就是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崔可夫作为最后一任团长所面对的挑战最大,情况最复杂, 但是最后却取得了成功。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在战略上密切了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合作,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影响了日本的行动。在战术层面,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一方面作为苏联重要情报来源,起到了重要的情报搜集作用,另外 一方而强化了中国军队的指挥, 虽然应该说,由于国民政府消极抗战使顾问团在军事指挥上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更多的是表现在政治层面,但是在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 顾问团的工作给中国提供了有限却宝贵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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