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到了清順治皇帝“定鼎燕京”，君臨天下以後的數百年間，菜市口又成為其“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的法場了，當時的菜市口兩旁鋪面已不少，每逢“出紅差（行刑）”，街市兩旁都熱鬧非凡。在這個過程中，鶴年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據史料記載，“出紅差”前先張貼布告，臨到“出紅差”時臨街的鋪店都要在門口放一張條案，上面擺著三碗白酒，有的還放著酒壺，壺嘴朝外，示意送行。大講究的鋪店還要擺上幾碗蒸菜。犯人可以不停不看，可以不吃不喝，但送人上黃泉路上不能沒有酒沒有菜。在誰家門口喝了酒吃了菜，誰家就積德有報。鋪店前要掛紅綢子貼紅對子，像辦喜事一樣。那年月，菜市口名氣旺，“出紅差”比老北京吉祥戲院唱戲還紅火。
而鶴年堂每逢行刑頭一天會接到官府通知，說明天要“出紅差”，讓準備酒食。酒飯有兩種，一種是給監斬官和劊子手，一種是給犯人送上路的斷頭飯。第二天，監斬官從刑部大獄把犯人提出來，囚車遊街，游到菜市口，監斬官通常會到鶴年堂去休息一下，等到午時三刻陽氣最盛的開斬，以衝血氣。這樣，鶴年堂就變成了一個候場、準備室一樣的地方，殺完人之後，鶴年堂還會為沒有家屬的犯人出資收殮，具有慈善的性質。
據說，鶴年堂曾自制“鶴頂血”，實際上是一種麻醉藥，服下此藥，周身麻木，疼痛不覺。行刑前，犯人家屬給獄卒使錢，獄卒將“鶴頂血”交犯人服下。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行刑前，當時的掌櫃對“六君子”十分敬重，從壇中取出“鶴頂血”分發“六君子”，然“六君子”在秋陽下肅然而立，並無一人接受。“六君子”儘管政見不盡相同，但在死亡面前都表現出了鎮定和凜然。
戊戌六君子
當年“戊戌六君子”從容赴死，譚嗣同行刑排在第五個，據記載，當時劊子手的刀已經鈍得捲了邊，難以將頭一刀砍下，結果砍了數刀，令譚嗣同受了很大的罪。後來，譚嗣同停靈在不遠處的北京法源寺，僧人收拾遺體時發現肩胛處留下多處傷痕。
多少名人斷魂於此
有清一代，在鶴年堂門口斷頭的不僅僅是“戊戌六君子”，還有很多名人。例如上層鬥爭的敗者，最有名的就是咸豐帝任命的“顧命八大臣”之一的名臣肅順，還有禮部尚書啟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戊戌變法的血雨腥風之後，庚子年間這裡被殺的有“庚子被禍五大臣”，又稱庚子五忠，是指庚子事變時，因主張不要聽信義和團拳民主張，被朝廷斬殺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他們在《辛丑條約》中平反，追復原官。
義和團“拳匪”在這裡的遭遇就更加慘烈，1900年7月，半個月中，就以白蓮教謀反的罪名，在菜市口冤殺百姓一百餘人；7月15日這一天砍了78人。《庚子記事》記載：“市口兩旁鋪戶門外，無首之屍堆滿……大半皆鄉間愚民，臨刑時呼兒喚女，覓子尋妻，嚎痛之聲，慘不忍言。”
因此可以說，鶴年堂在整個菜市口的行刑文化裡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據說鶴年堂還曾經提供過人血饅頭，人血饅頭最早的時候不是吃的，是家屬不想受刑者失血過多，用饅頭塞腔子裡的血，後來傳說人血饅頭可以治癆症，也就是肺結核。這種說法一度在民間非常興盛，魯迅先生的著名小說《藥》的中心情節就是關於人血饅頭的，而他創作這篇小說的時候就住在離鶴年堂不到一站地的紹興會館，也許正是受到了鶴年堂這些故事的啟發也不可知。
還有一段軼事，據說康有為謝世的前一年(1926年夏曆8月)，他在弟子梁啟超、張篁溪及他的次女康同璧的陪同下尋訪“戊戌變法”故地，走到鶴年堂門前，康有為放聲痛哭，哭畢，道：“找到鶴年堂，就找到了六君子的遇難地！”想起了譚嗣同，想起了自己的半生顛沛，康有為仰天長嘆：“復生不復生矣，有為豈有為哉。”
關於鶴年堂還有很多傳說，其中一個說有人半夜敲鶴年堂的門討刀傷藥，結果第二天發現給的是冥幣，原來是鬼，所以老北京有句歇後語“到鶴年堂討刀傷藥——死到臨頭”，通常罵人的意思是你就是個死鬼。
如今，菜市口早已是商業繁華、酒樓林立之地，鶴年堂的位置也改變了，從路口的東邊挪到了西邊，很多衚衕和重要的歷史標誌地多數已蹤跡皆無。清朝詩人所描述的“薄暮過西市，踽踽涕淚歸，市人竟言笑，誰知我心悲？此地復何地？頭顱古累累。”那種悽慘景象早已蕩然無存。但是，站在鶴年堂門前，幾百年的煙雲似乎從眼前掠過，北京這個充滿的歷史感的古城，有太多的故事，正湮沒在時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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