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盈川话杨炯
前些日子到盈川村走了一走，浏览盈川祠，领略古埠头。面对诱人的衢江碧水，崭新的村容村貌，遐想颇多，最耐人寻味的还是那祠中所祀奉的杨炯。
唐代盈川县令杨炯，卒于任上，号称杨盈川。
杨炯，诗文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史籍中诗文备受推崇，为官却载以贬词，冠以“酷吏”恶名。民国志卷十三《宦绩略》按语称：“两旧志于炯未详其治绩，而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有贬词，似不宜厕于名宦。”
《旧唐书》杨炯传有相当的篇幅，其中大部分为记载其诗文才学，记载仕途之道只有数语。如“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讓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无何卒官。”
《新唐书》杨炯传较为简洁，全文为：
勃舆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议者谓然。
炯，华阴人。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释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中书侍郎薛元超荐炯及郑祖玄、邓玄挺、崔融等，诏可。迁詹事司直。俄坐从父弟神让与徐敬业乱，出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张说以箴赠行，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榜杀之，不为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时赠著作郎。
从史书记载看，杨炯之“酷”是出了名的，百姓或官吏，只要不如他意，就被其打死。他的“酷吏”之称已铁板钉钉，不容否认。他于亭台提书榜额，遭人耻笑，又有恃才自傲，不知天高地厚之嫌。单凭这些记载而论，杨炯虽然生活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社会里，但也不是什么好官，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人们推崇。
但是民间却相反，人们崇敬杨炯为神灵，为其建庙堂塑佛像，世代膜拜。相传，杨炯任盈川令，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乡村田野巡视，所到之处，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深得百姓拥戴。唐长寿年间盈川遭遇罕见大旱，田地龟裂庄稼枯焦，百姓求神拜佛旱情未解，杨炯心急如焚。当年农历七月初九，杨炯仰天长叹，“吾无力救盈川百姓于水火，枉哉焉！”遂为求甘霖，纵身跳入盈川潭，以身殉职。民国志卷十三《宦绩略》中也称：“其祠祀历千载而不衰，非有功德于民不能几也。”据新编《龙游县志》记载：“杨炯祠，位于小南海洋塘边村，祀杨炯。杨炯于唐如意元年（692）任盈川县令，不久卒于官，民为祠祀之。相传盈川祠始建于唐证圣元年（695），历代重修。1925年经衢县、龙游县长会勘，决定以城隍殿坑山涧为两县之界，杨炯祠划入龙游县境，由洋塘边村和半塘村共管。1930年衢县在盈川山背建新祠，旧祠中的杨炯木雕像归新祠保存，古钟则仍归旧祠。龙游境内旧祠已于20世纪60年代毁于白蚁。”杨炯祠内旧有联云：“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瀫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
杨炯究竟是“贤令”还是“酷吏”，官方记载与民间说法大相径庭。这里的谁是谁非，笔者没有能力去辨别和考证，也没有必要化费太多的笔墨去折腾。因为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盈川百姓已经作出了回答。
当然，已经提笔总得扯上几句，斯文一番。那就先说杨盈川之“酷”吧。杨炯之“酷”，酷在哪里？酷了谁？在新旧唐书中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如《旧唐书》云：“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新唐书》则云：“至宫，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榜杀之，不为人所多。”两唐书一对照，酷在哪里基本清楚。《旧唐书》之“人吏动不如意”，“人”当为百姓，“吏”当为从属。这里说的是不管老百姓还是从属官员，只要杨盈川不如意，就可能被其打死。如这种说法成立，盈川百姓又怎么会敬其为神，建庙祀之，膜拜千年呢？而《新唐书》之“吏稍忤意，”指的只是“吏”即“属吏”，已将百姓排除在外。这就不难看出杨盈川“酷”在何处了。杨盈川之“酷”可能是对身边随从，或属吏们的严厉吧，对官吏的严厉，套用时下时髦的话说也是一种担当，一种敢作敢为的体现。封建皇朝官场腐败自古不鲜，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通俗的描摹。而杨炯心系百姓，以百姓安危为己任，难免不触犯官吏们的利益，属吏怠慢，使其不如意在所难免，动怒之下施以棒打，以“酷”责之，或正因为此。纵观历史长河中，君之“暴”与“仁”，吏之“循”与“酷”，这并不是绝对的，如秦赢政虽暴，但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封建皇朝，结束了相互吞并，战火纷飞，诸侯割据的社会，其推动社会历史前进之功绩无人可以磨灭。再说去陈疴，治顽疾，惩腐肃贪，打击黑恶势力，本来就当施以重典，不然何来壮士断腕之说。何况“循”与“酷”，朝廷与民间的评判标准从来就不一，朝廷虽有所谓的法鼎纲纪，但历史上明君贤臣惠泽于民者，能有几时，又有几个，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秤。“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在封建社会里，真正关心百姓疾苦的父母官恐怕不会很多。而杨炯在任时逢农历六七月间深入乡村田野，急为民所急，愁为民所愁，而赢得百姓的崇敬，百姓为其建庙祀之。一方面是盈川百姓对杨炯这一不可多得的县令的崇敬和怀念，另一方面也是百姓对朝廷官吏如何爱民如子的一种寄托和奢望，继而演绎出官方以“酷吏”入传，民间以“贤令”祀之的奇葩。
再说“大为远近所笑”。翻开《旧唐书》杨炯传，确实让人有啼笑皆非之感。开篇便说：“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继而照录杨炯献议奏文，让博古通今，有理有节之文呈现。并说终于压下了太常博士苏知几的上表建议。又说：“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最后却说：“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传中既然称之为四杰之一，又照录了“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议者谓然。”之句，等于承认了其才学不在王勃之下的说法。而王勃之《滕王阁序》妙语连珠，气势磅礴，特别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句，连唐高宗也拍案叫绝，称其为千古绝唱，连夸王勃真乃罕世之才。可想而知，才学与王勃齐名的杨炯，就是在京城房舍，亭台庙宇，偶有提额书丹，露他一手也当不足为怪。又何况区区盈川府舍，何能“大为远近所笑”呢。笑者远为何人，近又是何人。可见，这里贻笑大方的并不是杨炯，而是那些所谓史官们。
关于杨炯之死，民间传说有声有色。江璟清《盈川城隍庙碑》虽有“炯因旱祷雨不应，投井以殉”的记载，但出处不详，真伪仍未可知。《旧唐书》 称“无何卒官”，《新唐书》称“卒官下”，具体怎么死没有表述，但其死在盈川县令任上，这一点基本可以肯定。杨炯作为县令，新旧唐书对其死没有详细记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将其视作酷吏，不受人们赞许，其传也以文名而入于《文苑传》的，不然恐怕典籍中难觅其名。
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恐怕这就是历史。我们常说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这话不错，历史是客观公正地摆在那里，但认识历史，记载历史者是否也有盲人摸象的情况就很难说了，所以又有人说，历史是呀呀学语的小孩，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而史学家们也有很多局限性，如政治、经济、交通条件和提供史料者的立场观点等等，稍有不慎下笔就会至误。著名方志学家余绍宋先生有诗云：“史笔轻将酷吏蒙，盈川庙貌至今崇。不征舆诵征投赠，论定州官岂至公!”
酷也罢，贤也罢，历史留给我们的总是一面镜子。还是那句话，公道自在人心，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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