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一直都是中国文化五千年里的瑰丽珠宝，诗歌在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无数的文人都在诗歌的殿堂里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供后世学习参考。清朝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诗歌的风格也十分值得深究。
从王士祯的“神韵”说到沈德潜的“格调”说，从崇尚自然恬淡的风格到结合实事，雄伟壮阔的气势，除了文化自身内部的变化和历史潮流的推动，还有人为政治事务的参与，康熙和乾隆也为自己所处时期的王朝选择了更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诗歌思想风格。
一、从时代发展来看，诗词的创作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清代诗学的"神韵"不会直接表现出内心作者内心情感，通过景物进行含蓄表达，“格调”则是通过作品的节奏在其中掺杂个人喜好与见解
诗词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经久不衰，辉煌灿烂，是古代文人吟诵自己心路情感的最好表达方式。中国的诗词赋比的作品瀚如烟海，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别的文学呈现形式所难以企及的。
无论是八十老妪还是三岁孩童，总有几首诗词朗朗上口，同时，也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财富显赫还是走入绝境不知该往哪走，总有诗歌文化可以描绘出各种各样的心情，与人们产生特别的情感上的共鸣和弦。
唐朝自然是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经历了唐朝诗文盛行的朝代，到了清代，诗学的风格也在逐渐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不仅是文化大背景创作下造成的，与当时的帝王的喜好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帝王崇尚，讨得帝王欢心自然与利益捆绑，自然也就形成了当时的文学风格与风尚。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烙印，都有那个时代特别的风格与特点。
处在清代前期和中期的时候，诗词的风格与思想渐渐从王士祯所倡导的“神韵说”这一风格，向沈德潜所倡导的“格调说”来变化靠拢。
但这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词风格思想的极端碰撞和改变，而是两种风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融合交汇。毕竟在当时的时代里，这两种诗词风格的思想并不成熟，各有利弊，两者融会贯通才能创造出更好的诗词风格，为诗歌创作的殿堂添砖加瓦，做出贡献。
至于这两种诗歌风格思想到底是什么，首先来看神韵。字面来说就是神采风韵，运用在诗词字画上就是一种得天独厚的特别韵味。
神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首诗歌的内在，一首诗歌的精华，以及这个作者在诗歌里所展现出来的灵魂，有了神韵的诗歌，每一首都生动，仿佛有着自己的思想与感情，是有灵魂有温度的。神韵是要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感受只字不提，用别的景物来表达，含蓄但生动。
这就要求读者在朗读感悟这首诗歌的过程中，仔细剖析，站在作者的角度来感受作者的情感，以此来清楚作者的思想感悟。
袁枚曾经这样赞赏王士祯的诗词作品：
“不过一良家妇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
但是这种诗歌与实际联系并不强，过于空虚和架空，如空中楼阁一般，在浩如烟海的诗歌风格中，略显小家子气。
再来看沈德潜所倡导的“格调”，字面上来看就是一首诗歌的格律声调，用在诗歌里便是格律有规可循，循规蹈矩，如果说神韵是一首诗歌的内在灵魂，那么格调更加侧重的是诗歌的外在表现，是一首诗歌的最外面的那层躯壳，是读者第一时间便能接触感受到的东西。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
格调强调诗歌应该讲究节拍，讲究一字一句之间的节奏，而节奏这种东西掺杂了许多的个人喜好和见解。但是格调这种风格会借鉴参考一些之前作家的作品，对历朝历代繁杂的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吸纳和参考，总体上还是十分有可取之处的。
二、“神韵”与“格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神韵”思想基于“格调”基础，但是神韵在发展的过程中脱离现实，格调”却更加追求雄伟气势的风格感受
而沈德潜的“格调”说，虽然对历朝历代繁复复杂、风格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吸纳和总结。但是想纵观文学之流，横跨历史之江，终究还是过于理想化，不太现实。
毕竟集百家之长，并不是那么轻易地、容易地做到。同时，格调说过于追求外在表现躯壳的完整节奏，就很容易对内在灵魂忽视。格调说对于思想内容的广度和宽度十分欠佳。
而两种不同的诗歌灵魂思想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在历史资料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有部分前人认为“神韵”这种思想出于“格调”的基础上。
认为神韵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在格调的基础上才慢慢浮现出来。在陆时雍的《诗镜总论》，却强调了他认为神韵应该独立来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想问世。
还有人认为，“神韵”和“格调”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点，二者都对现实反映略有缺乏，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种思想都认为人的情感迸发应该在瞬间来捕捉，而不是长篇大论，这样的诗歌缺乏美感。
无论是紧密联系着的共同点，还是一家在另一家的基础上才得以出现。究其诗歌表现，都很清楚的看到神韵和格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与不同。
例如，对于诗歌本身和诗歌产生的作用，沈德潜和王士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沈德潜认为诗歌应该为政治文化经济生活服务，发挥出诗歌本身在社会上的作用，推动社会的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块砖瓦。
但是王士祯却认为诗歌应该重在表现作者的情绪感受，而不是对于国家政事发表各种看法，这也是导致严重脱离现实，虚无缥缈，犹如空中楼阁中的重要原因。
其次，两种诗歌文化思想各有千秋，王士祯的“神韵”追求安然自若的恬淡风格，将诗歌的风格态度升华到境界这一地位，认为诗歌就应该自带神韵，恬淡的风格自然会使诗歌更上一层楼。
但是沈德潜的“格调”却更加追求雄伟气势的风格感受，给容易给人以震撼的感觉，抓住读者的心，引起读者的共鸣。
最后二者虽然都对前朝诗人有所研究参考，但是沈德潜和王士祯推崇欣赏的诗人却截然不同。沈德潜的格调胸怀天下，与读者有着强烈的共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更是他所欣赏的对象，也十分符合格调雄伟气势的需要。而王士祯更欣赏柳宗元，诗歌恬淡自然，清新优雅，更是沈德潜所欣赏的对象。
三、清朝建立前期，康熙倡导“神韵”诗歌风格维护国家建立之初的统治，乾隆时期则倡导“格调”诗歌风格引导文人志士参与朝政的讨论
虽然王士祯认为诗歌应该远离政事，更加追求诗歌作者内心的感受感悟，但是反观文学创作历史几千年，文学至始至终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部分，有着自己特定的职务和责任，在社会上有着特定的作用。
在清朝前期，国家刚刚改朝换代，不满情绪在民间有很多，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便是民族矛盾，那个时候国家更希望汉族士家大夫远离对政治的指指点点，割舍自己对前朝的留念。
所以，康熙更加欣赏王士祯的观念，国家倡导的主要诗歌风格便是“神韵”。有了当时帝王的干涉，从大臣到民间都开始流行“神韵”这种诗词思想风格，逐渐远离朝政和国家事务的议论，而志在创造恬淡自然的风格，十分有利于当时的国家环境和社会风气，有利于国家平稳运行。因此王士祯盛年时便被重用，一辈子都受到帝王的赏识。
相比之下沈德潜便没有这么多的好运，由于“神韵”思想影响深远，直到暮年才知晓受用，但因为自己与当时帝王乾隆的思想观念不同，而触怒帝王，使得沈德潜因诗而亡，一生为诗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乾隆时期民族矛盾的矛头不再尖锐，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民族矛盾，所以国家要引导文人志士参与朝政的讨论，精忠报国，因此乾隆选择了气势更加雄伟壮阔，更加抓住读者内心，容易引起读者内心共鸣的“格调”。 这也便是康熙和乾隆两个人选择的不同。
结语
笔者认为，文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脱离不了关系，政治的需求更容易改变当时的文学风向。神韵更加强调恬淡自然的风格，更崇尚对作者内心的描写，是一首诗的内在表现，而格调则更强调诗歌与当时政事的结合，强调诗歌的格律节奏。
虽然沈德潜的“格调”与王士祯的“神韵”各有千秋，但是二者都是为了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环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稳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古诗源》
《带经堂集》
《说诗日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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