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我想要爸爸妈妈,更想要考大学

娜娜是一名乡村特岗教师。她所在的学校,离县城还有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整个学校只有十几个班级,十几名老师。年轻教师来了又走,留不住。

上班第一天,看着没坐满的教室,骨瘦如柴的孩子以及他们黑黝黝的脸蛋,娜娜瞬间有点心酸。尤其当她在登记学生信息表的时候,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工作流泪。

  • 班级排名前五的一个小男孩,平时话很少。爸爸生病去世,妈妈另嫁他人,奶奶靠卖点小菜供他读书。
  • 走路一瘸一拐的小男孩,总是形单影只,一个人偷偷地哭。他爸爸说小时候没钱治病,他可能这辈子都长不高了。
  • 教室外面总有一个低年级的小姑娘眼巴巴地盯着她的姐姐,等姐姐下课。爸妈在外务工,姐姐只能带着妹妹,洗两个人的衣服,放假回家做两个人的菜。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

家长一年回一次家,看着孩子的个头一年比一年高,殊不知自己离孩子越来越远。他们没有漂亮衣服,也没有丰富多彩的兴趣班,更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他们有这个年纪该有的烦恼,也有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懂事

留守儿童:我想要爸爸妈妈,更想要考大学

这大概就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小赵上初中以前一直在亲戚家里寄人篱下,特别没有安全感。虽然亲戚对她一直客客气气,但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就像牙疼一样,一直疼,只要你呆在那个家里,就不可能真正放松。明明吃完了饭,不想第一个离开饭桌。明明想躺在沙发上,但还是拿起小板凳找个角落坐下。有时候听到亲戚训斥自己家的小孩,小赵也容易对号入座,想着是不是故意说给她听。没办法,就是这样敏感且自卑。

钱钱被爷爷奶奶一手拉扯长大。老人家所给予的关怀与呵护,如同他们粗糙的手掌和新生的白发,那么质朴,又那么无力。盛一碗米饭,盖好踢飞的被子,凶那些欺负钱钱的孩子,掏出一叠零散的票子只为给他买一支雪糕。但钱钱还是想要爸爸妈妈的陪伴呀。小时候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妈妈狠心抛下年幼的自己去很远的地方,还要骗他很快就回来。

孩子装好衣服要跟父母一起走,出门时发现父母已经走远。

有人问,“留守儿童长大后会不会明白父母的苦衷?”

可是就算明白了,那又能怎样呢?

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中指出,超9成受访儿童遭受过精神暴力,遭受四重暴力的儿童占比达到13.7%。

留守儿童所受过的伤害,触目惊心。而且有些伤害不是说没就没的。有些孩子甚至要花上一生的时间去治愈童年。

他们在本应该快乐的年纪承受了太多期望和遗憾,以至于他们长成大人模样后对陪伴的渴求,对血缘关系的陌生和不适,就像后来同学和我说起她到了二十多岁也开不了叫一声“爸爸”。

留守儿童:我想要爸爸妈妈,更想要考大学


小时候听到村里人一句“爸爸妈妈不要你了”,就特别害怕,一个人蒙在被子里哭上一整天。

孩子们还天真地以为,我不要读书,不要新衣服,新玩具,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会留下来陪我?

小时候总爱问一句为什么。长大后才发现,这世上有太多不得已的事情。

大人们的统一口径就是,要出去赚钱。

农村是被大多数中年人抛弃的,留下的尽是老人和小孩。大人们宁愿去外面打工,也不想赚种田和养猪的钱。垂垂老矣的农村自然而然滑向了衰败。

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背井离乡?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心里实苦。

贫穷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留守儿童,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未来命运无情宣判。

我把留守儿童的原因归结为贫穷,或许有点简单粗暴。穷是可以改变的。比穷更可怕的是,有的人自己堵死了希望的路。

留守儿童:我想要爸爸妈妈,更想要考大学

学者秦晖认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要确立一种观念:“人们不仅应该有打工的自由,也应该有过家庭生活的自由。不能把打工者在城里过家庭生活的门槛起的太高。”

这种说法隐晦地巧妙。想要改变既有现状,从上至下,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悲壮。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在一个家庭里能力挽狂澜。

在听巫师财经的节目中,我被这样一段话触动过:

脚踏实地,保持谦卑,才能以求寸进。阶级固化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重演父辈改革开放30年的轰轰烈烈,分享到共和国进步的巨大福利,曾经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我们最终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负重前行。

而留守儿童一旦开始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顿悟,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读书。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适龄儿童辍学的理由。不要重复父辈的道路,也不要左右摇摆地走向了一条充满诱惑的道路。

考上一所好大学,才是大多数农村孩子逆袭的开始。

"我想要爸爸妈妈,更想要考大学。"我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在支教期间遇到的那个女孩,以及这句被写在作文里的话。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凭借自身能力加之不懈奋斗。

我相信,留守儿童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灿烂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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