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新基建尚處於發展初期，與近100萬億GDP的總盤子相比，在短短几年內還不足以成為整體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新基建正在呈現出作用被遠遠誇大的趨勢。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讓本來已經增速放緩的中國經濟進一步蒙上了一層陰影。為此，中央在多次會議中提到採取措施穩增長，其中“新型基礎設施”（簡稱新基建）投資成為最為熱門的詞彙，似乎成為打破疫情影響、保證經濟增長的良藥。加上各省不斷爆出萬億級重點項目投資計劃，“新版4萬億”再次被提出。

近期，各類行業媒體和投資領域關於新基建的關注熱情非常高，新基建正在呈現出作用被遠遠誇大的趨勢。

不可否認，新基建從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後，已經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在投資角度對GDP的貢獻率也不斷上升。但新基建尚處於發展初期，與近100萬億GDP的總盤子相比，在短短的幾年內還不足以成為整體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基於公開資料和數據，我們需要客觀看待投資和新基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探討問題的基礎：宏觀經濟和統計學基礎知識

因為涉及到經濟增長、投資、基礎設施等宏觀和統計學術語，我們首先需要對這些概念有一個共識。

GDP是我們每個人都熟悉的一個詞彙，但它對經濟生活中各類產出有嚴格的區分，是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最終成果”首先是一個增量的概念，它就不是所有營業收入的加總，營業收入中因為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因素創造出來的新增值部分才能計入GDP中；其次它是最終值，也就是說中間投入不應該計入。

GDP有三種計算方法，其中用支出法計算的話，它包括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淨出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三駕馬車”。而資本形成總額又是由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貨增加兩部分組成的。

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一定時期內獲得的固定資產減處置的固定資產的價值總額，即固定資產淨增長部分。在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基礎設施投資是核心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定義，基礎設施投資包括交通運輸、郵政業，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投資。

我們所說的“新基建”就屬於基礎設施投資的部分，它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傳導給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繼而對GDP增長產生影響。但是，“新基建”及其固定資產投資並非最終值，它需要剔除處置的固定資產等各種核算後才能成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才能對GDP增長產生直接貢獻。

以上數據為過去十幾年資本形成總額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的對比，它們有類似的趨勢和相關性。可以看出，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了資本形成總額的主要部分。近年來，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保持在40%左右，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在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對此起到重要作用。

48萬億投資實在沒有必要驚呼

隨著各省陸續公佈2020年重點項目投資計劃，一個數十萬億的投資版圖正在形成。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彙總，截止3月5日，24個省市區公佈了未來的重點項目投資規劃，總投資額達48.6萬億元，其中2020年度計劃投資總規模近8萬億元。這麼天量的投資計劃，加上疫情對整體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少解讀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甚至認為是重現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4萬億”新版本。

我們不能人云亦云，到底是不是新的刺激計劃，能不能構成“新版4萬億”，我們還需要對投資的總量和結構進行分析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過去近20年中，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經歷了倒U型的發展過程，近年來增速一直下滑，這和最終消費對GDP貢獻率越來越高相關。不過，在經濟下行期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會有所增長。根據2019年國民經濟統計公報，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5.1%。在2020年疫情影響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正增長是大概率事件。

但是，是否構成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不在於固定資產投資是否增長，而在於超出預期的大幅增長。雖然24個省市的重點項目投資規劃超過48萬億，但我們可以做一個橫向的對比。筆者蒐集了各個省市2019年重點項目投資的數據，雖然未能獲取所有省市歷史投資資料，但已有的數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問題。

先從總量來看，以下是筆者蒐集的11個省級單位2019年和2020年計劃的重點項目總投資總額的對比。

從以上11個省級單位重點項目投資計劃來看，我們並未看到2020年比2019年有大幅上升，投資額反而下降了。具體來說，11個省級單位2020年重點項目計劃投資總額超過34.5萬億元，相對2019年下降了1%。其中，5個省2020年投資總額高於2019年，重慶上升幅度最大，超過20%。

再從當年投資額來看，以下是筆者蒐集的11個省級單位2019年和2020年重點項目本年度計劃投資額的對比，其中不乏廣東、江蘇、北京、上海等發達省市。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2020年當年計劃完成的投資額略高於2019年。具體來說，11個省級單位2020年計劃當年完成的投資額比2019年當年完成投資額同比增長1.9%。其中3個省份同比下降，若剔除這3個省份，則2020年當年完成投資額同比增長7.5%，這一數字也並不會顯示出大規模的投資增長。不過，2020年當年投資完成額度增長高於總投資額增長速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些基礎建設項目落地的加速。

雖然以上數據僅包含11個省級單位，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出2020年整體基礎建設投資的動向。當然，2020年投資計劃是各省近期所發佈的，隨著形勢的變化，後期會不會調整還是未知數。但是，僅從現有各省所發佈的重點項目投資計劃數字，就得出大規模經濟刺激出臺、甚至是“新版4萬億”的觀點顯然是非常武斷的。

新基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盤子？

近期，新基建的爆紅，源於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和媒體的熱炒。比較典型的是央視在一期節目中對新基建涉及領域的分類，包括5G基站、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這7大領域。

筆者作為物聯網的從業者，由於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都屬於物聯網核心涉及的領域，因此對這些方面更為關心。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新基建這一概念後，筆者就在《罕見！5G、物聯網寫入中央經濟工作重點，成經濟下行壓力下提振市場信心的強心劑！》一文中進行分析。近期針對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議，筆者在《重磅！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5G和工業互聯網，對GDP增長意味著什麼？》分析了5G、工業互聯網對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筆者一直認為，包括5G、工業互聯網在內的新基建是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

但是，在短期內要快速對經濟增長形成明顯支撐作用，新基建的作用應該仔細分析。在當前環境下，要保持100萬億大盤子的經濟總量仍然持續增長，則所使用工具的盤子也需要足夠大，因此我們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新基建的盤子。

我們以中國最發達的省份廣東為例，廣東同時也是迄今為止公佈的重點項目計劃投資最高的省份。21世紀經濟報道根據廣東省發佈的2020重點項目投資列表，梳理出與新基建相關的項目及可能涉及的金額如下：

從上表數據中可得出，與新基建相關的項目涉及金額約為1萬億，佔廣東省計劃總金額近17%，在比例上佔據一席之地。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涉及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交通的金額超過90%，而這一領域嚴格上來說其實並未包含在中央提出新基建的範疇中。若剔除這一項，則剩餘新基建項目投資金額僅佔1.6%。想象一下，僅佔1.6%的盤子，雖然其對其他產業的乘數和撬動作用高於其他領域，但根本沒法在整體經濟增長中形成力挽狂瀾的作用。

將廣東的數據擴大到全國，雖然目前還沒有新基建投資的統計數據，但可以通過一些其他相關數據來考察。由於PPP項目大多都和基礎設施建設相關，根據國泰君安宏觀團隊的跟蹤，全國PPP項目庫中細分數據可見一斑。

PPP項目中不同類別佔比（來源：國泰君安）

目前存量PPP項目總投資規模大概17.6萬億元，其中鐵公基（鐵路、公路、港口、碼頭、機場、隧道等）是大頭，約7.1萬億元，佔比約近41%；此次是房地產、土儲相關，佔比20%左右；再次是醫療衛項目佔比1.7%。新基建項目僅不足1000億元，佔比只有0.5%。

雖然新基建備受關注，但其投資金額在基礎設施建設總投資中佔據相當大的比例還需很長時間。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基建目前在整個國民經濟投資盤子中佔比還非常小，因此我們沒有必要誇大甚至神化新基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新基建作用迎來首次考驗

筆者在此前文章中曾提到，今年將新基建著重提出，不僅在於它在固定資產投資中能夠發揮作用，而更在於這次疫情背景下新型基礎設施對國民經濟作用的初次“大考”。

新基建提出2年多的時間，從理論上來研究，它對於國民經濟的積極作用遠遠大於老基建，但這只是理論而已，到底最終效果如何，這個還需要時間的考驗。目前，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基礎設施只是處於部署的初期，對於國民經濟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以及創造就業方面還未顯現出來。

而老基建則是經歷過歷史的考驗，對國民經濟短時間內保持增長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這一考驗的歷史時期其實非常長，遠的來說，幾千年前戰國時期秦國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等基礎設施投資帶來國力興旺；而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中推出“以工代賑”和大力興建公共工程，立即起到了經濟復甦的效果。而在此基礎上，凱恩斯學派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學派，而且在後來的幾十年中，佔據了各國經濟政策中理論依據的頭把交椅。

知名房地產商曾做了一個形象比喻：房地產就是夜壺，需要的時候拿出來用，不需要的時候就往床底下一踢。話糙理不糙，在過去多年中，房地產確實在穩增長中的作用立竿見影。

新基建的固有特徵，不一定能夠立即上馬

對於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很多項目，很多限制條件是技術進步，並不是在政策刺激和投資到位的情況下就能快速上馬，而是一個累計的技術研發和進步的過程才能承擔起基礎設施的作用。而其他老基建的限制條件主要是政策和資金，當政策和資金到位後，馬上就能啟動併發揮作用。

比如，城市大腦就是人工智能領域非常典型的基礎設施，假以時日可能成為與供水、供電、通信等一樣的城市基礎設施，但城市大腦的成型需要一段時間。諸如城市大腦一樣的其他科技型基礎設施，2020年在技術和研發水平沒有達到大規模商用情況下，新基建作用也無從發揮。

又如，5G也是正好是趕上這一非常時期，承擔起重任來。在2019年，不論是標準、技術、產業鏈、牌照等各方面都準備就緒，才有2020年承擔新基建的機會。試想一下，若全球5G標準制定推遲2年，那麼5G元年可能要推遲到2021之後，2020年這個非常時期技術、產品、產業鏈根本就不成熟，那麼5G也不可能成為投資重點。

其實移動通信已經不止一次這麼“幸運”了，當年的3G牌照發放和建設期也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重疊，從而使3G投資成為穩增長的一個重點。原工信部部長會議3G牌照發放時曾提到，3G牌照原計劃是2009年兩會後發佈，但鑑於經濟危機的形勢，提前於2008年底發放。牌照發放後，2009年三大運營商3G直接投資1609億元，間接拉動了國內投資近5890億元。

隨著各地復工的進行，2020年基礎建設投資已經開啟，國民經濟增長涉及面非常廣，依賴的是各行各業共同的努力。新基建作為一個新事物，雖然前景可期，但具體作用還需詳細分析，確實沒有必要過於誇大甚至神化新基建。

注：若無特別說明，本文數據主要來自於國家統計局和各省發改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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