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但国家依旧在运转，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自我维持能力确实令人惊讶，它像是一部机器，只要摁下按钮，就能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那第三个问题来了，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究竟是如何保持稳定运作的呢？显然，这跟中国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和再生能力有关，值得展开讲讲。先说组织结构，按照这本书的思路，我们分成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的组成，最上面的是中枢机构，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丞相、内阁或者军机处，它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传达皇帝的旨意，督促百官执行。它们下面，按照不同功能设立了不同机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部”。六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光听名字，就知道它们各自负责哪一块。六部中最重要的有吏部、户部和兵部。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任免跟升迁，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中下级官员的命运，它在官僚政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户部掌管财政、户口等事项，相当于财政部加民政部，地方的各种税费、摊派都归户部管理，一旦有军事行动，军费也要由户部筹措和发放，它堪称官僚政治的钱袋子；兵部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把军队视作命根子，要牢牢抓在手里。
这样一个中央政府，领导着整个官僚政治的运作，那么地方政府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主要看县级政府，也就是县衙。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里，县衙是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县官直接统治民众，所以被称作“亲民官”。县官的职位虽然小，却是国家正常运行的基石，非常重要。县官的职责，这本书的作者归纳了几条。
- 一，鼓励农业生产。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维持运转的根本，所以，这也是县官最重要的任务。
- 二，征收税费。朝廷规定的常规税收、临时加的摊派费用，都要由县衙征收后上交中央。
- 三，维持治安，审理案件。县官要抓捕辖区内的犯罪分子，保护社会秩序。对于县里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通常也都是县官先处理，再上报给上司做决定。
- 四，救荒赈灾。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变，每年都有地方遭灾，遇到灾荒，县官就要负起责任，筹措粮款，安置灾民。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介绍完了，现在说一下监察机构，它也是官僚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贪污腐败一直是官僚政治的顽疾，它一方面会侵害百姓利益，搞得民不聊生，严重的酿成农民起义；另一方面，贪污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危害。所以历朝历代都设有监察机构，对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称得上是登峰造极。
在中央层面，他设立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中央官员；地方上，他在每一个省都设立了按察司，并且派监察御史常驻，严格监督地方官吏。对于被查获的贪官，朱元璋毫不手软。按照大明律，哪怕只贪污了一贯钱，就要打70大板，贪污80贯，死刑。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明初的官场相对比较清廉。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讲清楚了，我们再来说它的再生能力。所谓再生能力，通俗地讲，就是官员的选拔。任何制度要运作下去，必须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官僚政治同样如此。古代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大致来说，从秦汉到隋唐以前，主要采用察举征辟制，延续了六七百年；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延续了1300年。
先说察举征辟制。察举跟征辟其实是两个词。察举，考察和举荐，意思是高级官员对平民或者基层官吏进行考察，如果发现才能突出的人，就举荐给朝廷。怎样算才能突出呢？有几个指标，一个是孝廉，即孝顺长辈，清廉正直；一个是贤良方正，即品学兼优，为人正派；还有一个叫茂材异等，就是才能特别出众。接着说征辟，征，就是授予官职，辟跟征是一个意思，所以征辟的解释很简单，就是皇帝或高级官员看中谁，就直接聘请他做官。察举征辟制确实发现和选拔了一些人才，特别是它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机会做官，但发展到后来，它暴露出许多弊端。比如，一个人到底算不算有才，由高官显贵说了算，这就给了他们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的机会。弄到后面，推荐上来的人越来越不像样。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被推举为秀才的人，连书都读不懂；被推举为孝廉的人呢，把父亲赶出家门，根本就不孝顺。更严重的是，高官显贵逐渐把持了推举人才的通道，借机垄断高级官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征辟制被改造成九品中正制。这里的“中正”，是一个官职，专门负责发现人才，然后推荐给朝廷，朝廷再将人才分成九个等级授予官职。听起来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拔制度，但实际操作中，评价标准是由出身决定的：权贵子弟，等级就高；没背景的，等级就低。通过这种方式，权贵把重要的官位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上，代代相传，成了变相的世袭制，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就是说高官中没有寒门子弟，而基层官员中没有权贵子弟。继续这样下去，官员的选拔就会沦为近亲繁殖。一方面，这将导致阶层固化，底层永无出头之日；另一方面，官僚政治会出现机能退化，越来越不成样子。更严重的是，如果满朝大臣都是亲戚，他们就很容易形成强大的势力，对君主产生威胁，这是君主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打破这个怪圈，从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制得到推广。跟察举征辟制比起来，科举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公平，它不看出身、财富、社会地位，只要身家清白，不论年龄都可以参加科考。这就对考场纪律提出了严格要求，在唐代，考生还可以事先拜访主考官，请他看自己的作品，以此获得高分，到了宋代，这种做法就被禁止了。
考官一旦上任，就要被隔离，不得与外界接触；开考后，考场要封锁，与外界隔绝；试卷上的考生名字要封住，以免考官开后门；夹带小抄、代考更是不允许的。到了明清时期，考场纪律执行得更细致、更彻底，一旦发现营私舞弊的行为，从考生到考官都将受到严厉处罚，甚至丢掉性命。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考试能够公平地进行。当然，作弊不可能完全杜绝，在古代中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科场舞弊案，其内幕令人震惊，但是应该说，在科举制实行的1300多年时间里，还是做到了相对公平，中高级官职不再被权贵垄断，寒门出贵子的机会大大增加。
而且越到后来，科举就越重要，从七品知县到一品大学士，都得是科举出身。在明代，做过内阁大学士的161人里，157人是进士；在清代，汉人要想做高官，进士是标配，就算做个知县，举人也是起码的要求。于是科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据统计，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间，总共只有11万进士，平均下来每年只录取85人。考虑到明朝中期开始，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竞争就更加激烈，很多人别说进士，连秀才都考不上，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这样。但是应该说，科举制总体上还是成功的，它保证了官僚政治的再生能力，不管怎么改朝换代，官僚政治都被保留下来，成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这本书的作者也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端，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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