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風雲激盪，局勢莫測。

隨著諸侯國之間矛盾的加劇，兼併戰爭也不斷升級，而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則是綜合國力。

但是可以影響綜合國力的因素有很多，在現在是如此，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也是如此，所以在當時的眾多諸侯國中，我們無法從中找出一個從頭到尾一直強大的諸侯國。

縱觀戰國七雄各自的歷史，我們可以得知，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和自然環境各有不同，這也就導致了在經濟發展程度又各有不同，不過除了韓國和燕國，其它五個諸侯國都曾強大過，也都曾擁有一統華夏的可能。

拋開東方的齊國和南方的楚國，我們暫且不論，單說在地域上更為相近的魏、趙、秦三國，他們分別是戰國早期、中期、晚期的強國，而深究其發展強大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各國實施的農業政策則是背後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魏、趙、秦三國的地理位置。

從公元前633年晉文公作三軍設六卿開始，晉國的軍政大權就被六卿所掌握，到了晉平公統治時期，晉國內部六卿（指韓、趙、魏、範、智和中行氏）就相互傾軋，後來範、智和中行被滅掉，晉國內部只剩下了韓、趙、魏三個有權勢的卿大夫，晉國公室已經名存實亡，被瓜分也已成定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周紀》

正如上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就是以韓趙魏三家被周天子列為諸侯作為開篇的，三家被列為諸侯的時間在公元前403年，但在這之前，三家瓜分晉國已經在行動了。

起初，韓趙魏在瓜分晉國的時候，三家的領土相互穿插，形成了很多“飛地”，但是這樣管轄起來並不方便，於是他們就開始了換地，經過換地之後，大體形成了韓國在南，魏國在中，趙國在北的格局。

韓國由於實力較弱，被分到的土地其實是最沒有擴展空間的，因為他的四周是被大國所包圍的，當然這也讓韓國成為了大國眼中的“受氣包”，而《史記·韓世家》對於當時的韓國來說，其實就是一部“屈辱史”，在其中到處都充斥著被毆打的記錄。

大體說來是這樣的：秦伐我宜陽取六邑、魏敗我馬陵、秦敗我西山、魏敗我將韓舉、秦伐敗我鄢、秦敗我二十四萬、秦拔我宛、秦敗我師於夏山、秦悉拔我上黨、秦拔我十三城，最後的結果是秦虜（韓）王安，盡入其地，最終韓國滅亡。

但韓國也有威風的時候，就是在申不害為相期間，他在韓國進行了變法，運用君主駕馭群臣的權術，實行法家的治國之道，使得國內得到安定，最終使得“諸侯不來侵伐”。

不過儘管韓國總是被吊打，輝煌的戰績也只是諸侯不來侵犯，但他卻硬生生地躋身進了戰國七雄之列，不得不說，著實令人刮目相看，我們先把韓國放一放，因為從分到土地的地理位置來看，韓國就註定了是被欺負的對象。

分在中間的魏國，大體上承載了晉國的主體，總的來說取得了今天山西西南部的河東地區，生產較為發達，而且農業發展的基礎也比較好，最初魏國的國土形狀是呈“馬蹄形”，國土包括以安邑為中心的山西西南部和以大梁為中心的河南東部兩部分。

而在後來魏惠王統治時期，魏國以安邑為中心的這“半塊馬蹄”就被秦國給奪了過去，自此一蹶不振，最終淪為了東、西方強大諸侯國的跟班，這裡先按不表，繼續說魏國的地形。

魏國所處的地形主要為平原和山地，但是山地居多，可耕地面積並不多，這也使得魏國的農業發展受到了一定侷限性，不過魏國畢竟所處的地形多為中原農耕區，這也決定了魏國經濟發展的方式是比較單一的，而這點又和趙國是有所不同。

戰國時期的趙國疆域是非常遼闊的，它極盛時期的版圖跨越了現今河北、山西、陝西、內蒙四個省區以及河南、山東兩省的部分地區，最初的國都為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後來遷到中牟（今河南鶴壁西），最後遷到邯鄲（今河北邯鄲）。

相比較魏國來說，趙國雖然沒能繼承晉國的主體，但是在發展農業的條件上，趙國卻是相對優越的：

首先，趙國的土地資源豐富，囊括了河套平原、華北平原、大同平原和太原盆地，這些位置都比較適宜農業生產，在地形上趙國又是集高原、平原、高山、盆地等多種地形為一體的，這也就意味著趙國的土地資源豐富。

其次，趙國的領土南北跨度相對較大，氣溫溫差也比較明顯，適合多種農作物的生長，因而趙國在農業發展上呈現出了多樣化的特徵，農業、畜牧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而這也影響了趙國的農業政策。

秦國相比較魏國和趙國來說，最明顯的區別就是地廣人稀，秦國地處邊陲，最開始居住在隴山以西（今甘肅省東部），與戎人混居，遠離中原，後來隨著周王室的東遷，秦國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刻，通過數代人的努力，秦人逐步穩定在了陝西關中地區，到了秦穆公時期，秦人基本佔領了整個關中地區。

後來秦國又拿下了富饒的巴蜀地區，從魏國手裡搶到了大片的沃野，秦國在農業基礎上比魏、趙兩國也更加佔優，正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云：

而對於秦趙的不同地理位置，韓非也做了評價，他認為趙國：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對秦國的評價是：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出自《韓非子·初見秦》）。

這種論斷可謂相當深刻，他認為趙國處於中央之國，民眾的成分很複雜，這也導致了趙國對民眾難以治理，甚至說出了趙國的地形和民俗是亡國之兆，而最終的歷史，也證實了韓非的這一論斷。

從上述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魏、趙、秦三國都具有發展農業的條件，只不過所處的地理環境，讓他們在農業發展的優勢程度上各有不同，如果三國相比，是秦國最佔優勢，再加上戰國時期在秦國本土進行的戰爭並不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秦國農業的穩定發展，而趙、魏兩國頻繁的戰事則不利於農業發展

魏、趙、秦三國的農業政策。

土地制度是農業政策的重要內容和主要表現，西周時期周王室實施的是分封制，周天子是全國土地的擁有者並且將土地和勞動者分配給諸侯，而諸侯繼續賞賜分封給卿大夫，這樣以土地層層分封為手段，形成了一個等級森嚴的“金字塔”。

在這種土地制度下，諸侯和卿大夫對於土地都僅有使用權而無佔有權，自然也不能買賣，但是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的權威不斷衰弱，周天子控制土地所有權的能力已經逐漸失去，諸侯最終控制了土地，就這樣逐漸確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生產力水平並不高的古代，農業生產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生產部門，農業生產是國家一切活動的基礎，因此魏、趙、秦三國的統治者也都比較重視農業生產，他們在特定時間段的強大和農業政策也是不可分割的，而確立農業政策又和各國的變法運動息息相關。

• 魏國李悝變法。

李悝在魏國的變法，奠定了魏國可以縱橫戰國初期百餘年的基礎，他提倡“食有勞而祿有功”的原則，廢除了舊貴族的世卿世祿制，為了解決魏國地少人多的不利局勢，李悝又推行了“盡地力之教”，即充分挖掘土地的潛力，提高農業產量以增加國家收入。

此外，李悝還實行了“平糴法”，用來取有餘而補不足，以此達到平衡糧價的作用，保障農民收入，更進一步穩定了小農經濟，鞏固了魏國的經濟基礎，當然也強大了魏國的綜合實力。

• 趙國胡服騎射。

與其說趙武靈王進行的胡服騎射是一次變法，不如說這是一次軍事上的改革，說到這，有些人就說了變法和改革，難道不一樣嗎，其實還真不一樣，變法是指對國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變革，改革指對舊有的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作出的局部或根本性的調整變動。

如果把這兩種措施比喻成給病人治病的話，那麼改革能治療一般感冒發燒的小病，而變法卻能以刮骨療傷的手段治癒重症。

趙武靈王進行的胡服騎射，並沒有涉及過多的農業政策，不過這也從側面說明了趙國統治者並沒有對以前的農業政策做重大調整，依然在沿用之前的政策。

趙國的農業政策還要追溯至趙簡子時期，公元前491年，趙簡子以戰爭的形式，佔據了邯鄲、柏人兩地，使得土地有所擴大，而趙氏的土地一部分成為了趙氏直接經營，一部分又通過授田的形式和軍功賜田的方式由私人佔有和經營。

正如趙簡子在迎戰範氏以及齊兵的時候，就宣佈“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出自《春秋左傳注》”，而就是這種在田制方面所作的改革順應了民心，也讓趙氏得到了民眾的擁護。

到了趙肅侯時期，大戊午以“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為由，讓趙肅侯取消了遊獵，也足見了趙國統治者是重視農業生產的，但這僅僅只是重視，相比較秦國、魏國在具體農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還略顯不足。

• 秦國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被譽為戰國時代最成功的變法，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很緩慢，不過在秦獻公時期秦國的改革就開始了，主要的措施是廢除了奴隸主以奴隸殉葬的制度，並且開始設縣，而在農業政策上則在秦簡公時期就開始實施了“初祖禾”，這兩者都為商鞅變法奠定了基礎。

商鞅是衛國人，後來在魏國丞相公叔痤的門下效力，不過在公叔痤死後，商鞅並沒有被魏國重用，以至於他帶著李悝的《法經》去了秦國，而商鞅變法的思想無疑也受到了李悝變法思想的影響。

商鞅在秦國先後進行了兩次變法，而在第一次變法時，商鞅就提出了重農抑商的政策，第二次變法時又徹底廢除了井田制，以法律的形式承認了土地私有，並且允許買賣，這些政策無疑都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當然也保證了秦國的財源。

可以說，商鞅兩次變法的措施，都是以“以農為本，以農促戰”的耕戰思想，這也讓秦國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富國強兵，同時這也是秦國最後可以一統華夏的根源所在。

從商鞅變法的政策來看，其實魏國和秦國在變法後確立的農業政策是有著相似之處的，即通過最大限度的發展農業，來為國家的軍事戰鬥提供充分的財源和兵源，把農業提高到“本位”，這是趙國統治者未能做到的。

此外，魏、趙、秦三國在重視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還都制定了一些優惠的政策，實施了一些列促進農業發展的措施。

對於農業來說，水利是命脈，而這三個諸侯國的統治者在水利建設上也是相當重視的。

趙國為了農業生產，修建了智伯渠，魏國統治者任命西門豹治理鄴城，並且在魏襄王時期，又任命史起為鄴令，修建了漳河水利工程，既減少漳水氾濫的危害，又改造了當地鹽鹼地，此外，魏國還開鑿了大溝運河，增加了灌溉農田的能力。

秦國在水利工程上更為重視，其中著名的有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和韓國水工鄭國修建的鄭國渠，即便後來鄭國最初以修建水利工程來“疲秦”的目的被揭發後，秦統治者依然沒有懲罰鄭國，而是讓其繼續修建鄭國渠，也足見了秦國對水利工程的重視。

魏、趙、秦三國農業政策的影響。

魏、趙、秦三國實施的農業政策對於本國農業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

通過對於文獻的記載，我們不難發現，魏國在戰國初期是最為強大的諸侯國，他佔據了晉國本土，這在當時是農業最為發展的農耕區域，再加上李悝針對魏國實際情況進行的變法，很快讓魏國稱雄於諸侯。

但是到了魏惠王統治後期，李悝在魏國的變法就慢慢被統治者遺忘了，以至於經過數次戰爭之後，魏國再也無法恢復國力，隨著大片領土的喪失，魏國在農業供給上就出現了問題，以至於風光不再。

趙國的農業採用的是精耕細作的方式，甚至已經開始採用一年兩熟耕作方式，這充分發揮了土地的作用，而現在北方的一些農業地區，依然是一年兩熟，由此也足見中國古人的智慧之高，由於對於農業的重視，趙國也成為了戰國中期十分重要的農耕地區。

不過趙武靈王的改革更加側重在軍事方面，對於農業政策較為輕視，在冷兵器的戰爭年代，農業是根本，但趙國的統治者並沒有意識到這點，依然採用的是農商並用的農業政策，這也使得趙國在戰國中後期的後力不足。

也就是說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只能強盛一時，一旦農業生產出了問題，那麼軍事上的優勢也會蕩然無存，就好比秦趙之間的長平大決戰，兩國在戰爭中都被嚴重削弱，但趙國自此一蹶不振，而秦國卻很快得到了恢復，其根源就是由於農業政策的影響。

到了戰國晚期，秦國已經成為了當時最為強大的諸侯國，秦國的農業生產也最為發達，由於農業產量的提高，使得秦國糧食儲備很豐富，最終產生了“秦富天下十倍”的結果。

此外，縱觀戰國時期的戰爭，秦國本土很少受到戰火的侵襲，戰國時期的戰爭很多，而戰場幾乎全在崤山以東，這無疑也保障了秦國本土的農業生產，秦國在對外的兼併戰爭中，能夠所向披靡，農業的支撐是不可忽視的。

那麼秦國的農業得以發展，其原因只是統治者的重視和實施了符合國情的農業政策嗎，其實也不盡然，還有其它的原因，比如說秦國生產工具的革新和對耕牛的重視，再比如說變法措施促使了生產關係的變革等，而這些我們亦能從出土的《雲夢秦簡》中找到依據。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會發現魏、趙、秦能成為戰國早、中、晚期的強國，各國實施的農業政策是很關鍵的因素，不過卻因為三國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導致了實施的農業政策也不盡相同，而最終造成的影響和產生的結果也不相同。

總的來說，魏國李悝的變法以“盡地力之教”作為重視農業發展的方針，使得魏國成為了戰國初年的霸主，趙武靈王對政治、軍事奠定了趙國可以在戰國中期成為軍事強國的基礎，但由於沿用農商並用的發展政策又使得發展後勁不足，而秦國商鞅的變法以“耕戰為核心，並且採用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對於秦國的崛起和後來的統一六國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此外，秦國經過經過商鞅變法之後，謀求東出，但在東出受阻之後，立即選擇了向西、向北這兩個方向發展，使得秦國有了更為廣闊的拓展空間，也進一步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農業經濟時代，生產力水平相對低落，一個政權佔有土地面積越大，統治區域內人口也就越多，國家的綜合實力自然也就越強。

相比較山東六國來說，秦國突出的地勢地形優勢主要有兩點：一是位居高原，控扼黃河上游，對整個東方有以高凌下之勢，二是周圍山圍水繞，外敵難以入侵，未戰而先立於不敗之地，而這種地形又促進了秦國農業的穩定發展，最終使得秦國在東出的過程中，後勁十足。

此外，由這三個諸侯國所實施的不同農業政策帶來的不同影響，也證明了秦國所採用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在戰亂年代，無疑是非常正確的選擇，雖然其他的諸侯國也看到了這點，但秦國無疑是諸侯國中針對農業發展做得最好的，所以最終秦得以兼併天下的這一結果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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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史記》、《資治通鑑》、《韓非子》、《商君書》、《左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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