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場上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曾有過，並且我的心也不在農業上。一年級的英國文學及德文課程，較之農場實習和養果學，反使我感覺興趣。躊躇觀望了一年又半，以立即繳納四個學期的學費為處罰，以受了八個月困擾為代價，我最後轉入文理學院。但是我對於我的新學科覺得更為自然，從不懊悔這番改變。
有一科“歐洲哲學史”——歸故克萊頓教授那位恩師主持——領導我以哲學做了主科。我對於英國文學與政治學也深有興趣。康奈耳的哲學院是唯心論的重鎮。在其領導之下，我讀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學家比較重要的著作。我也讀過晚近唯心論者如貝克萊、鮑桑葵等的作品，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從未引起我的興趣。
1915年，我往哥倫比亞大學，就學於杜威教授，直至1917年我回國之時為止。得著杜威的鼓勵，我著成我的論文《先秦名學史》這篇論文，使我把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重讀一過，並立下我對於中國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礎。
我留美的七年間，我有許多課外的活動，影響我的生命和思想，說不定也與我的大學課業一樣。當意氣頹唐的時候，我對於基督教大感興趣，且差不多把《聖經》讀完。1911年夏，我出席於在賓夕法尼亞普柯諾派恩司舉行的中國基督教學生會的大會做來賓時，我幾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漸漸地與基督教脫離，雖則我對於其發達的歷史曾多有習讀，因為有好久時光我是一個信仰無抵抗主義的信徒。耶穌降生前五百年，中國哲學家老子曾傳授過上善若水，水善應萬物而不爭。我早年接收老子的這個教訓，使我大大地愛著《登山寶訓》。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我深為比利時的命運所動，而成了一個確定的無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樂部住了三年，結交了許多各種國籍的熱心朋友。受著像那士密氏和麥慈那樣唯心的平和論者的影響，我自己也成了一個熱心的平和論者。大學廢軍聯盟因維臘特的提議而成立於1915年，我是其創辦人之一。
我讀易卜生、莫黎和赫胥黎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誠實與發言誠實的重要。莫黎曾教我：“一種主義，如果健全的話，是代表一種較大的便宜的。為了一時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將其放棄，乃是為小善而犧牲大善。疲弊時代，剝奪高貴的行為和向上的品格，再沒有什麼有這樣拿得定的了。”赫胥黎還更進一步教授一種理知誠實的方法。他單單是說：“拿也如同可以證明我相信別的東西為合理的那種種證據來，那麼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向我說類比和或能是無用的。我說我相信倒轉平方律時，我是知道我意何所指的，我必不把我的生命和希望放在軟弱的信證上。”赫胥黎也曾說過，“一個人生命中最神聖的舉動，就是說出並感覺得我相信某項某項是真的。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賞，一切最重要的罰，都是系在這個舉動上。”
人生最神聖的責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我就是從杜威教授學來的。或思想得不精，或思想而不嚴格的到它的前因後果，接受現成的整塊的概念以為思想的前提，而於不知不覺間受其個人的影響，或多把個人的觀念由造成結果而加以測驗，在理知上都是沒有責任心的。真理的一切最大的發現，歷史上一切最大的災禍，都有賴於此。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為一種藝術，為一種技術。在《思維術》和《實驗邏輯論文集》裡面，他製出這項技術。
奇怪之極，這種功利主義的邏輯竟使我變成了一個做歷史探討工作的人。我曾用進化的方法去思想，而這種有進化性的思想習慣，就做了我此後在思想史及文學工作上的成功之鑰。尤更奇怪的，這個歷史的思想方法並沒有使我成為一個守舊的人，而時常是進步的人。
我母親於1918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導我把我在這廣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條第一次列成條文的時機。這個信條繫於1919年發表在以《不朽》為題的一篇文章裡面。
因有我在幼童時期讀書得來的學識，我早久就已摒棄了個人死後生存的觀念了。好多年來，我都是以一種“三不朽”的古說為滿意，這種古說我是在《左氏春秋傳》裡面找出來的。傳記裡載賢臣叔孫豹於紀元前548年謂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三者“雖久不忘，此之謂不朽”。這種學說引動我心有如是之甚，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國朋友談起，並給了它一個名字，叫做“三W的不朽主義”（三W即Worth,Work,Words三字的頭一個字母）。
兩千五百年前，喜馬拉雅山的一個山峽裡死了一個乞丐。他的屍體在路傍已在就腐了，來了一個少年王子，看見這個怕人的景象，就從事思考起來。他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無常，遂決心脫離家庭，前往曠野中去想出一個自救以救人類的方法。多年後，他從曠野裡出來，做了釋迦佛，而向世界宣佈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法。這樣，甚至一個死丐屍體的腐潰，對於創立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宗教，也曾不知不覺地貢獻了其一部分。
這一個推想的線索引導我信了可以稱為社會不朽的宗教，因為這個推想在大體上全系根據於社會對我的影響，日積月累而成小我，小我對於其本身是些什麼，對於可以稱社會、人類或大自在的那個大我有些什麼施為，都留有一個抹不去的痕記這番意思。小我是會要死的，但是他還是繼續存活在這個大我身上。這個大我乃是不朽的，他的一切善惡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無論是顯著的或細微的，對的或不對的，有好處或有壞處——樣樣都是生存在其對於大我所產生的影響上。這個大我永遠生存，做了無數小我勝利或失敗的垂久宏大的佐證。
這個社會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國古代三不朽學說更為滿意，就在於包括英雄聖賢，也包括賤者微著，包括美德，也包括惡德，包括功績，也包括罪孽。就是這項承認善的不朽，也承認惡的不朽，才構成這種學說道德上的許可。一個死屍的腐爛可以創立一個宗教，但也可以為患全個大陸。一個酒店侍女偶發一個議論，可以使一個波斯僧侶豁然大悟，但是一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論，卻可以引起幾百年的殺人流血。發現一個極微的桿菌，可以福利幾千百萬人，但是一個害癆的人吐出的一小點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幾世幾代。
人所做的惡事，的確是在他們身後還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認行為的結果才構成我們道德責任的意識。小我對於較大的社會的我負有巨大的債項，把他乾的什麼事情，作的什麼思想，做的什麼人物，概行對之負起責任，乃是他的職分。
胡適（1891-1962）當代世界百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字適之，安徽績溪人，20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教育家。
胡適童年在家鄉接受私塾教育，14歲到上海求學，開始接觸新思想。20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赴美留學生，進入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後改讀文科。25歲時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哲學家杜威，受其“實驗主義”哲學影響頗深。1917年，27歲的胡適回國，受聘於國立北京大學，成為文科教授。同年，他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後歷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要職。1962年2月24日，胡適因心臟病猝發逝世於臺灣，享年72歲。胡適去世時，蔣介石寫輓聯，評價其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以胡適的成就、影響力及對近現代中國之貢獻，說他是拉開現代中國文明與進步、民主、自由幕布的先哲並不為過。
素材來源《胡適：四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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