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嶽泰山之雄，西嶽華山之險，南嶽衡山之秀，北嶽恆山之奇，中嶽嵩山之峻共聞名於世。大家都知道北嶽恆山位於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城南，卻很少有人知道北嶽廟是建在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
是當年有人把北嶽廟建錯了地方嗎？當然不是，歷代帝王拜祭北嶽山神的地方怎麼可能搞錯。這裡也不必故意賣關子，誰也沒錯的，是北嶽之山在歷史上曾經做過更改。
自春秋戰國至明代，北嶽恆山一直定為河北大茂山，而北嶽廟就建在大茂山下的河北曲陽，歷朝也都在此祭祀北嶽。
北嶽廟位於河北曲陽城內西側，始建於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間（公元500-512年）。
北嶽廟內存有碑、碣、經幢200多通，並建有碑廊、碑樓。從時代上說，自南北朝北魏、北齊、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和民國各代碑刻俱全，跨越1500多年，碑刻內容多為歷代重修北嶽廟的記載和祭祀北嶽之神的祭文。碑刻中最早的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刻制，是全國現存碑刻中極為寶貴的稀世珍品。
北嶽廟主體建築“德寧之殿”內，東西兩壁有唐代畫聖吳道子所畫的“天宮圖”，北山牆背後繪有巨幅彩色壁畫“北嶽恆山神出巡圖”。東西兩側壁畫各高8米，長18米，北山牆壁畫高8米，長27米，壁畫總面積為504平方米。
東壁為“雲行雨施”，西壁為“萬國咸寧”。西壁畫像，千姿百態，造型優美，線條流暢，栩栩如生。“飛天神”為全幅壁畫之精華，它相貌猙獰，肌肉粗健，橫桅倒戈，騰空飛奔，氣勢逼人。這就是聞名遐邇的“曲陽鬼”。很久以來，曲陽民間就流傳著“曲陽鬼，趙州水”之說。曲陽的“飛天神”和當年趙州（趙縣）柏林寺大殿壁畫上的“水”均為畫聖吳道子的真跡。
《夢溪筆談》所載“北嶽恆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嶽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
這段記錄中，“半屬契丹”成為北嶽轉移的重要佐證。因為不停的戰亂，“北嶽”地區不斷地在“率土之濱”與外夷所屬之間變化。但對於當政皇權來說，“北嶽”不可不祭，於是戰亂時期將河北大茂山轉移為山西玄武山。戰亂過後，北嶽該定在哪裡呢，成了後世之爭。
遍覽史書記載，較權威的說法是從隋代以後就有了這樣的怪現象。一邊是河北曲陽有廟有祭祀而無山，另一邊則是山西渾源有山而無廟也無祭祀。拿清朝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36年）大同知府的話講，祭祀五嶽從來就是歷代皇帝的大事，為什麼東嶽泰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與南嶽衡山之祭都能就山而祀，而為什麼北嶽恆山之祭在河北曲陽，而主峰卻遠在300餘華里以外的塞外山西渾源呢？
在清以前的千餘年間，山西渾源一帶大多情況下常被來自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武力的威脅或是佔領控制，根本就不在中原本土內。皇家祭祀恆山的地址，是根本不能選擇在塞外的山西渾源的，而最終的選擇即是河北省西北部恆山山脈之陽的曲陽縣。於是，北嶽恆山的祭祀之地事實上就有了兩處，那就是一在河北曲陽北嶽廟，另一則在塞外山西渾源。
唐以前，雖然曾經有北魏皇帝和隋煬帝等親祀渾源恆山的一些零星記載，但到唐以後，突厥頻繁侵擾，北宋至元明，隨之而來的則又是契丹、遼金與蒙古鐵騎的長期佔領，所以，絕大多數時間內，北嶽皇家祭祀一直在河北曲陽北嶽廟，在渾源對北嶽恆山的皇室祭祀，可以說已處於完全停廢的境地，只不過是渾源當地民間百姓的一些簡單祭祀而已。
明成祖建都北京後，雖然在朝廷中因北嶽恆山祭祀增生過幾次爭訟糾紛，然則北部邊防由於蒙古俺答的不時騷擾實際上一直也沒有安定過。明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親征大同禦敵最後陷於瓦剌也先之後，釀成有名的“土木之變”即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明朝立國270餘年，其北嶽恆山之祭一直在河北曲陽北嶽廟，本質上應該還是一個邊防安定的問題。
清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順治皇帝詔告天下，令從此年開始將北嶽恆山之祭祀由河北曲陽北嶽廟改到山西大同府渾源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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