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1563 -1620），明穆宗第三子，隆慶二年被立為皇太子。六年，穆宗駕崩，9歲的朱翊鈞即位，次年改元萬曆，開始了從1572年到1620年長達48年的統治，這個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天子，死後被諡“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他有著不平凡的人生，有著常人不能體會的隱痛。他曾以四溢的才學和果毅的武略驚豔明史，最終卻只能留給世界無限的蒼涼。
一、初登帝位：勵精圖治的帝國新主
1572年7月5日，隆慶皇帝龍馭上賓，剛剛9歲的皇太子朱翊鈞即皇帝位。父皇剛剛駕崩，年幼的太子即將坐擁大明的江山，這對不滿十歲的小屁孩兒來說，不難想象是一個多大的挑戰。所幸，這時小皇帝的身邊，有著一些精明慈愛，又忠心耿耿的長者。他們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萬曆以後的執政路途。
慈聖皇太后有著寬仁的母愛，同時也有著處理內政的果斷與強勢。萬曆皇帝也深愛著自己的母親。
司禮監太監馮保同樣是萬曆的得力助手，而且是小皇帝從小的伴侶。作為司禮監太監，在皇帝通過票擬決策的時候，馮保一定會在他身邊進行協助，同時也會向慈聖太后報告宮內外皇帝本人的各種情況。
然而，對小皇帝要求最嚴，幫助最大，影響最深的，無疑是萬曆心中永遠的“張先生”張居正。
張居正是萬曆的第一嚴師。1572年秋天之後，萬曆每天的功課就是經書、書法和歷史。上午處理奏章，學習功課，下午依然還要複習功課，背誦經義。第二天，小皇帝就要戰戰兢兢地面對張先生，背誦前一天講授的經書和歷史。背誦流利會得到張先生的誇獎；倘若背得結結巴巴甚至念出別字，萬曆也會受到張先生的嚴苛的斥責。張先生還親手編制小皇帝的課本，有權調整授課的內容，在1578年害怕萬曆玩物喪志還刪去了其最喜歡的書法課，這一舉動讓小皇帝惱怒了好半天卻也無可奈何。
雖然萬曆少年老成，據說虛歲五歲之時就能讀書，但畢竟年級尚小，對一些國家決策拿不定主意。在登基之初，萬曆相信也依賴張居正的政治才能，幾乎每一件政事的處理都聽從張先生的提議。張先生教導皇帝要節儉清廉，關心民生，選賢與能，事必親為，在萬曆在位的前十年，這些施政綱領很好地約束了皇帝的行為。
萬曆也充分相信張居正的領導能力，讓其在經濟上實行“一條鞭法”，在政治上則整飭吏治任用賢臣，在防守方面則任用名將戚繼光抵禦沿海的倭寇，在水患上任命潘季馴四次治河，皆成效顯著。
這種和諧的君臣關係，帶來了十年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萬曆中興”，也讓年輕的皇帝在張居正去世之前一直對其充滿信任和尊崇，對國家的建設充滿了使命感和責任感。此時的萬曆雄心勃勃，彷彿即將創造大明王朝新的輝煌。
但自從張居正去世，一切都變了。
二、首輔去世：童年信仰的徹底傾覆
張居正在朝廷的專斷和權勢，以及與皇帝的緊密關係，在萬曆眼中是國家大治的必要。但如此獨攬的大權和可怕的私情，對於朝中其他文臣，無疑是巨大的威脅。
1582年，張居正突然離世，這讓那些受到欺侮壓制的官員徹底釋放了壓力。虛假丈量土地的行為被揭穿成為反張運動的導火索，他們開始大量揭發事實，煽動社會輿論，短短半年時間，張居正就徹底成為了一個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欺君壓民，居心叵測的大毒蟲。
不光是輿論導向，大量真實的情況也不斷讓屍骨未寒的張先生臉紅耳臊。他的私生活被曝光，種種奢侈的表現，與其生前的口口聲聲節儉持家的嘴臉形成恐怖的對比。而萬曆的大伴馮保，自然與張居正是一條繩上的螞蚱。
在文官的重重壓力和不斷被揭露的事實面前，萬曆下詔宣佈馮保有十二大罪，本應叛處極刑，姑念尚有微功，從寬發往南京閒住。這位大太監從此被軟禁於南京孝陵，死後也葬於附近。
照理說，張居正的處置應該比馮保要更加嚴厲。但是“張居正”在萬曆心中多少年來都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詞，是一個靈魂能夠得到呵護的港灣，是今生今世能永遠依賴的家園。而突如其來的打擊，讓這個張先生的學生實在無法接受。他不願意面對現實，大喊張居正“侍朕沖齡，有十年鋪理之功，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
然而，鄭貴妃和皇太后的勸告，高拱遺囑的出現，滿朝文官的壓迫，無不讓萬曆進退維谷。終於，萬曆對張先生僅存的敬意隨著一件件接連曝光的醜事被消耗殆盡，他對這個曾經那麼熟悉的世界感到陌生和絕望。最終，張居正死後兩年被抄家，長子和僕人也相繼自殺，他的弟弟和其他兩個兒子被髮配到邊遠地區。
失去張居正，或許對尚未染指真正權力的萬曆來說，是一個擴大政治權威的契機。但事實上，沒有了張先生的萬曆，不但沒有變得更加自主，反而愈發懶散怠政，人生軌跡陷入了另一個黑暗而絕望的泥淖。而這種令人惋惜的偏離，與當時文官集團的集體脅迫脫不了干係。
三、國本之爭：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
在執政的前十年，萬曆與文官集團的衝突基本上以張居正為中心。而文官與萬曆真正的、不可調和的、徹底影響皇帝執政態度的衝突，是圍繞著立儲問題展開的。
張居正去世的那年，18歲的萬曆皇帝愛上了一個14歲的鄭氏宮女，並且在鄭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後，立馬封其為皇貴妃。而皇后僅有一女沒有兒子，長子朱常洛又是之前一王姓宮女（後被封為嬪妃）所生。萬曆有天酒後亂性，不小心與宮女發生了關係，而這個宮女也異常爭氣，沒過多久就生下了一個男孩。萬曆在冷靜下來之後一直以這個“私生子”為恥，對待王恭妃十分冷淡甚至厭惡。
根據傳統，皇帝的嫡長子即為太子，若皇帝沒有嫡子，則由長子繼承帝位。朱常洛身為皇帝的長子，況且已經到了5歲，理應被立為太子。可是萬曆實在是不想讓大明的江山落到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兒子手中。於是面對內閣的上疏，萬曆以長子尚小身體羸弱為由，拒絕了大臣的請求，說等到常洛身體健壯之時，再立也不遲。
於是，一場腥風血雨的“國本之爭”拉開了序幕。
先是內閣對萬曆的此般託詞絲毫不買賬，認為冊封太子與其身體健康沒關係。之後戶科給事中姜應麟率先上疏發難，指責皇帝師出無名。緊接著，吏部員外郎沈璟上疏，內容大致相同。萬曆皇帝不勝其煩，分別懲處了這兩個討厭的文官。
但一陣又一陣的衝擊波不停地襲來，以申時行為首的內閣大學士以辭職來要挾皇帝。萬曆害怕他們一旦辭職就沒有人敢接受這個首當其衝的職位了，於是妥協說，如果一年之內大臣不談論立儲之事，他就在1592年春立常洛為太子。
到了1591年底，工部一位官員開始籌備明年的立儲，將預算報告呈給皇帝批准。萬曆於是藉口有大臣違反了一年之內不提冊封太子的規定，決定延緩立儲。這一決策又迎來了文官們的聯名奏請，希望萬曆信守來年春天立常洛為太子的承諾。
被立儲之事弄得焦頭爛額的萬曆又想出一招，同時封其三個兒子為王而不立太子，且藉口說皇后還年輕，今後可能生嫡子也不一定。被惹急了的文官們堅決拒絕皇帝任何形式的藉口，終於驚動了太后。在文官和太后的雙重壓迫下，萬曆無奈在1601年立常洛為太子，皇三子常洵僅被派往河南封為福王。
這場歷時10年的國本之爭，最後以文官集團的勝利而告終。
但從此之後，萬曆的心逐漸變得冰冷封閉，對待國家的政事徹底喪失了興趣。加之各種攻擊甚至謾罵萬曆的官員絡繹不絕，並且這些文官以勇於提出自身意見為榮。萬曆剛開始還有所回應，到後面就被罵的沒了脾氣，產生了習得性無助，乾脆不加理睬，躲在宮中，開啟了臭名昭著的“萬曆怠政”。
四、蜷居宮後 ：遺世獨立的無奈之舉
對於萬曆皇帝執政後期的30多年不上朝，很多人將原因歸咎於其自身的懶惰。但稍稍分析便知，要是萬曆懶惰，他執政前期的種種勵精圖治親力親為的現象又從何解釋？
其實，萬曆皇帝的怠政，最大的原因在於他對文官集團的徹底失望。
朝廷的文官，都經過了科舉考試的層層篩選，孔孟之道深深影響了他們的價值判斷和選擇。這些以道統仁義為箴言信條的文官們，這些想通過科舉做官享受榮華富貴的儒生，自身從政的動機很可能就不乾淨，這樣一來，文官集團就只能是一灘永遠無法形成共識，永遠都在爭權奪利，還時常藉助進諫這種冠冕堂皇的手段來為自己服務的臭水。
張居正一死，大臣們無處施展自身的“才能”，皇帝便立即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他們批評皇帝貪圖享樂，奢侈懶惰，更有甚者對於一些天子本就擁有的特權進行諷刺和抨擊，頗有一種吃不到葡萄吃葡萄酸的架勢。
在萬曆皇帝看來，當朝的諫官玩命的上疏諷諫甚至破口大罵，並非是考慮社稷江山，而是所謂的“訕君賣直”。他們通過嚴苛的批判，把自己擺在道德的制高點，將自身的正直當成一種商品，以博得政治上的威信和更大的權勢，其本質還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行為，只不過包上了一層正義的外衣。在他們看來，皇帝的主見並不重要，甚至越優柔寡斷越好，這樣他們就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為所欲為。
但萬曆自身並不是一個沒有主見沒有能力的人。張居正死了之後，萬曆渴望能夠自己掌權處理國家大事。
細細追究，萬曆蜷居宮後這30多年的時間，要是以“怠政”一詞以蔽之還是有欠妥當。我們甚至要懷疑，上朝這種表面上看很有效但實際上形同雞肋的議政手段是否就是必要的。萬曆在位期間，上朝基本上成了文官們明爭暗鬥的場所，正經的國家大事被放在一邊，充斥全廷的都是誹謗和責罵。萬曆不上朝，是為了眼不見心不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在萬曆執政後期，還有過“萬曆三大徵”這樣的豐功偉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叛變的播州之役這三大戰役上，明朝廷都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如果萬曆皇帝在深宮之中完全貪圖享樂不管國事，這些硬仗想要獲勝是很難的。
所以不能否認，萬曆其實一直都在批閱奏章安排相關事宜，不上朝不是懶，只是想避開那些婆婆嘴的文官罷了。“選擇性放棄”可能是對萬曆朝後期情形的更好的概括。
可悲的是，萬曆索性對文官的不理不睬，完全超出了他們的預料。長時間不過問人事使得萬曆朝後期的官吏系統徹底癱瘓，文官們的意見被置若罔聞；長期呆在一個職位的官吏越來越多，而他們甚至連尸位素餐榨取利益的機會都沒有；官場注入的新鮮血液越來越少，百姓的怨聲也一浪高過一浪。
萬曆此時已然明白，他這個皇帝的名聲已經好不到哪去了，於是乾脆破罐子破摔，對朝事更加漠不關心。史料記載，萬曆無聊之時，寧願在宮中擲錢遊戲亂跑亂跳也不願上朝接受百官覲見，可見萬曆並非懶惰之至，而是滿腔熱血無處施展，充足的活力不能提供有利的創造。這不光是萬曆皇帝的悲哀，更是明朝歷史的悲哀。
五、蓋棺定論：遺臭萬年還是千古一帝
萬曆朝前十年，皇帝與張居正一同進行變革，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萬曆中興”創造出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張先生去世後，萬曆親政，出現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萬曆三大徵”的勝利，一定程度上穩固了大明的江山。但與之同時，文官集團的爭鬥耗盡了政治的元氣，努爾哈赤的女真族趁虛而入，階級矛盾也不斷激化，明朝的命數正不可扭轉的走向滅亡。
有人說，明神宗是千古一帝，創造出了輝煌的成就，甚至可以與康熙相提並論。也有人說，明神宗是千古罪人，“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清 趙冀）1586年，萬曆皇帝主持殿試，試題的內容被其命為“無為而治”。可以說，萬曆之志在於“治”，而後期政治環境的惡化，讓喪失生活樂趣的萬曆只能選擇“無為”。
萬曆曾經擁有過雄心與壯志，在張居正時期也嘗試到了作為明君的快意。《萬曆十五年》中說：“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後期令人沮喪的朝廷政治，被過度生產的孔儒之道，使得最終的結局，是如此地令人絕望而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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